海明威有一本小说名著《太阳照常升起》；丁玲的小说名作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刘白羽有一本长篇小说名为《第二颗太阳》；当代小说作家邓一光的一本长篇小说，命名为《我是太阳》；儿童文学作家王璐琪有本儿童小说，名为《给我一个太阳》。这些书名里因为有太阳，都显得比较明亮和响亮。

我也有过一本儿童诗集，书名叫《少年人的太阳》。它本来应该成为继《歌青青·草青青》（1989年）《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990年）之后我的第三本书，这个书名我自己也还比较喜欢。可惜的是，这颗“小太阳”最终没有升起来，而且被我自己尘封了近30年。“书有自己的命运。”这本儿童诗集的故事，算是又一个例证。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里，是我创作儿童诗最多的一个时期。1990年前后，我把自己的儿童诗编成了三本诗集：《歌青青·草青青》《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少年人的太阳》。“初生牛犊不畏虎”。我选了当时在我心目中属于“国家级”的两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即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再加上本地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寄出了这三本书稿。

幸运的是，这三本诗集先后都被出版社接受了。《歌青青·草青青》1989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990年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册儿童诗集，后来还被列入了《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百年经典——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大奖书系》等丛书，出版了好几个版本。可是没想到的是，《少年人的太阳》这册诗集却命运多舛，中途夭折了。说起来，这真是一个挺曲折的故事。

创作这本诗集的时候，我还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被文坛称为“青年诗人”和“校园诗人”，现在，满头的乌发已经变灰，似乎也不再能写得出像《少年人的太阳》这样充满蓬勃的朝气、散发着茁壮的成长的力量的少年诗篇了。

本来，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已经发稿、排版和校对完毕，而且已经付型，即将出版这本诗集了。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作家任大霖先生还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这册诗集的欣赏，写了一些鼓励的话给我；上海的老诗人圣野先生，还为这本诗集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信体序言《太阳，将从我们手中升起》。不久，这篇序言就在1990年10月20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了。资深编辑周基亭先生和一位年轻的女编辑郎弘，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插画家庄俊豪先生为这本小书做了装帧设计和黑白插图；连这本书的书号和2.70元的定价，都已经出现在版权页上了，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然而，在30多年前，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那些年份里，纯儿童文学的出版陷入了困境，许多新书在新华书店的征订数字，可能只有区区千把册而已。我这颗“少年人的太阳”，不幸也陷入了难堪的“征订数字”的泥淖，最终没有升起来，白白辜负了圣野先生在热情洋溢的序言里的一番美好的期许“太阳，将从我们手中升起”。

1993年秋天，已经成为挚友的责任编辑郎弘，将要赴美定居了。去国前夕，她大概预感到这本小书付型有日而出版无期，所以就请示了社领导，给我支付了一笔稿酬，作为未能出版的“补偿费”。那个时候出书还处在铅字排版时代，细心的郎弘还特意跑到上海崇江的那家印刷厂，为我刷出了一套包括版权页在内的完整的单面清样，作为纪念。感谢郎弘小妹的周到与细心。如今，不见郎弘也已经有30年了吧？她做这本书的编辑时，还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小姑娘，如今在大洋彼岸，她已经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妈妈了，真诚地祝愿她和她的家人生活得幸福美满！

这本未能出版的儿童诗集的清样，我当然要好好保存，作为永久的纪念。可是，正是出于“要好好保存”的心理，结果，我把它保存到了最终连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去了。从此，这本小书的清样就被我自己给“尘封”和“失散”了。

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推移，我也渐渐失去了去翻找它的耐心。好在我还保存着一些历年来发表的作品的剪报，曾经编入了这本儿童诗集的一些作品，只要我能记得的，后来也陆续收入了别的集子里。

直到2015年的某一天，我在寓所地下室的房间里清理旧物，意外地翻找出了一小箱旧书信和旧文件，这才看到，那份久已“失散”的《少年人的太阳》的清样，赫然也在其中。这真令我有点喜出望外的感觉。我在前面之所以还能把责任编辑、装帧插图、印刷厂、定价等等说得那么清楚，不是我的记忆力有多么好，只因为重新看到了这份清样中的那页“版权页”。

有了这份失而复得的清样，我把这本小书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就像重新回到了童年时代，重新返回了在中学校园的日子一样。我应当承认，像这样青葱、清新和明朗的，如同闪耀着莹莹的露水光芒的草叶一样的小诗，我现在真的是写不出来了。

创作这些儿童诗和少年诗的时候，我正处在又多愁善感又心比天高的年龄，借用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看花谢也惊心，听猫叫也难过”的年龄。有的是热情，有的是梦想。而且，当时我为自己设想的读者对象，主要就是“小读者”，包括小学生和进入中学时代的少男少女们。但那时候没有想到，童年时代堆起的雪人，是最纯洁的，也是容易融化的。

大江日夜流淌着。在时间的波涛上，每个人都是匆匆的旅人，谁的生命也不能涉过同一条河流。也正因此，生活中便有许多使人追念和留恋的东西，即使是朦胧的和短暂的，也足可珍贵和敬惜。它们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乐音，是心灵里永不凋谢的花朵，是从生活的沃土上生长出来的最接地气的抒情诗。那么，当少年人的太阳升起之后，当灿烂的春花和夏花开过之后，我还能够看到自己在秋阳之下从容的微笑吗？

圣野老师在序言里按照当时的习惯称我为“徐鲁同志”，今天的少年读者和年轻人看了，也许会有几分诧异，因为现在大家互相之间都改称“先生”或“女士”了，但在30年前，“同志”可是一个最平等、最亲切，乃至最为尊重对方的称谓。希望今天的小读者们能够理解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的经历和故事。

感谢年轻一代“后浪”编辑韩璐老师向我约稿，使这本“尘封”了30年的儿童诗集，终于有了重新与小读者们相见的机会。韩璐在北京工作时，编过我的一部儿童诗选集《美丽的愿望》，可惜那时没有机缘认识。我给她讲了《少年人的太阳》这本诗集前前后后的故事，她在发给我的短信里说：“这本书存放了30年而没有出版，或许，它就是在等待与某一个编辑的相遇吧？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说不定，您也是一直在默默等待，等待有那么一天，让它重新回到30年前的那个地方。这本书如果最终还是由上少社出版，那是多么神奇的缘分啊！”

承蒙韩璐的美意，我从原本编进《少年人的太阳》里的作品中选了未曾面世的一小部分，加上近几年的一些新作，重新整理和编辑成集，权当再来一次童年吧。浙江师大教授、翻译家和诗人韦苇教授，为上海《文学报》写过一篇谈论我的文章，其中谈到了我与故乡的关系。征得韦老师同意，收入本书中，可帮助小读者们了解作者的创作心路。

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书。借着这本书的出版，我也向当年热诚地扶持过我、给过我不少鼓励和爱护的上少社的编辑老师们，献上我深深的感谢。他们是：任大霖、圣野、鲁兵、沈碧娟、郑开慧、周基亭、秦文君、朱效文、任哥舒、郎弘……可惜的是，他们有的已不在人世了，有的早就退休，有的甚至生活在异国他乡。但是，延安西路1538号，这个优雅、宁静的绿荫郁郁小院，是我们这一代作者温暖的文学回忆，也是永难忘怀的青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