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桃花扇》中的名句“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可以说是脍炙人口，舞榭歌台林立、珠玑罗绮盈门的陪都南京在朝代的更迭中走向末路，曾经在秦淮河畔上演才子佳人戏码的文人、名妓、公卿、乐师等，他们的惨淡结局更是唱响了一座城市的哀歌。

《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正是以这“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故事作为开篇，讲述了明末清初士人群体的生活方式。他们有的在清廷入仕，有的修建园林隐匿，家国兴亡之下的个人抉择，通过这些极其生活化的场景展现出来。

作者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出发，在大量文集、情歌、戏曲和图像数据等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明清士大夫文化与城市生活，通过对余怀、冒襄、王士禛、郑板桥、袁枚等人的研究，描绘其文化生活、内心世界等面向，同时，亦从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切入，对明亡之际的女性人物进行细腻而生动的描摹， 展现了从明清到20世纪的士大夫生活、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的情感世界及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这些城市中热闹、世俗、真实的市民生活，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历史与文明的想象。

《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

李孝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内文选读：

桃花扇注——史实与戏文

《桃花扇》虽名曰“传奇“，但孔尚任从头开始，就不曾把这出戏剧视为游戏的小道。在全剧之前，他详列了征引过的一百多项资料。在《桃花扇·凡例》中，又特别强调在故事和人物方面，都有凭有据；儿女私情的部分，虽然略有渲染，却非凭空虚构：“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全剧几乎可看作南明实录：“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根本立意也和经史典籍无异：“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

孔尚任虽然不像余怀等明遗民那样，在明末出生、成长、任官，反因为康熙皇帝的刻意笼络，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展开了在新朝的仕宦生涯，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清朝人。但另一方面，他从少年时在曲阜读书开始，就已经博采遗闻，准备写一本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戏曲。族兄的口耳之传，固然是他重建南明历史的重要基础，康熙二十五年到二十八年(1686-1689)，在淮扬一带治水期间，与冒襄、杜浚等明遗民的广泛接触，也让他对晚明南京政治斗争和逸乐生活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交往、接触和数据的搜罗、阅读，在在都强化了《桃花扇》一剧的史实性格。

孔尚任将《桃花扇》比之于“实录”与“左、国、太史公”的雄心壮志，因为《桃花扇》的风行，在相当程度内得以实践。《桃花扇》于康熙三十八年写成，康熙四十五六年刊行，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论是演出还是剧本本身，都风行一时。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多次提及其盛况：“《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独寄园一席，最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和孔尚任、洪升相熟的金埴，也有类似的记载：“四方之购是书者甚众，刷染无虚日，今勾栏部以《桃花扇》与《长生殿》并行，罕有不习洪、孔两家之传奇者，三十余年矣！”《桃花扇》刚写完，还没有出版，内廷就急着索取钞本，似乎甚得康熙皇帝的喜爱：“相传圣祖最喜此曲，内廷宴集，非此不奏。”

由于孔尚任的自我定位、《桃花扇》写作过程中的考据工作，再加上剧成后受重视的程度，《桃花扇》中的叙事辗转流传后，几乎取代正史，成为一般读者、观众心中的历史事实。20世纪初，和王国维齐名的戏曲学者吴梅就认为《桃花扇》是中国第一出经过仔细考据的传奇创作：“东塘此作，阅十余年之久，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作信史。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

《桃花扇》这种以戏曲取代信史的声势和趋向，让陈寅恪和梁启超两位20世纪的大史学家也感到不安，从而加以辩驳。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先是为侯方域(1618-1654)在清初参加科考而受到讥讽深表不平，接下来就提到杨龙友的形象因《桃花扇》而受损：“自桃花扇传奇盛行以来，杨龙友遂为世人所鄙视。今据朝宗自述之文，则为阮圆海游说者，乃王将军。传阮氏诬构之言，促其出走避祸者，为杨龙友。戏剧流行，是非颠倒，亟应加以纠正也。”不过虽然陈寅恪对戏剧扭曲史事感到不满，却不妨碍他对《桃花扇》一剧的欣赏：“寅恪近有听演桃花扇戏剧七律一首……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沈(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18世纪深受帝王、公卿和各地戏园、家班喜爱的昆曲《桃花扇》，到20世纪已衍生出京剧、桂剧等不同的地方剧种，以各种不同的版本风行于世。

梁启超对《桃花扇》是赞誉备至，为整本剧作做了详细的批注。但与此同时，他对《桃花扇》的错乱史事却深感不满，在注文中做了许多详细的考据。除了日期的纠谬，他对剧中一些关节如“却奁”一事的无中生有、为阮大铖奔走牵线的是王将军而非杨龙友，都详加考证。对于剧中偏袒左良玉的立场，他也指出其源头：“桃花扇于左良玉袒护过甚。”“桃花扇以左、史、黄并列为三忠……良玉在崇祯朝，拥兵养贼，跋扈已久，所谓‘忠于崇祯’者安在？其东犯之动机，实在避闯寇……云亭于良玉非惟无贬词，如哭主出及此处乃反极力为之摹写忠义。盖东林诸人素来袒护良玉，清初文士皆中于其说……云亭亦为所误耳。”

对于杨龙友的气节在剧中未得到伸张，梁启超感到愤愤不平：“杨文骢仍赴苏松巡抚任，与清兵相持，败后走苏州……图复南京。明年(丙戌，1646)七月，援衢州，败，被擒，不屈死。事见《明史》本传。桃花扇颇奖借龙友，乃不录其死节事，而诬以弃官潜逃，不可解。”对于孔尚任根据野史传说，杜撰史可法在扬州城破之夜，从城头上缒绳逃出，在往南京途中投江而死的情节，梁则多所指摘。这段情节，出现在《桃花扇》第三十八出“沉江”一节：

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死守扬州，那知力尽粮绝，外援不至。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满拼自尽。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撑持，岂可效无益之死，舍孤立之君。故此缒下南城，直奔仪真。幸遇一只报船渡过江来。那城阙隐隐，便是南京了。

原要南京保驾，不想圣上也走了。(顿足哭介)撇下俺断篷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

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跳入江翻滚下介)

剧中史可法遥望南京城，投江自尽的场景，张力十足，但却和具有典范意义的关键性史实相背离：

本书所演“乘白骡”“沉江”诸情节，当时本有此讹传，李瑶《南疆绎史》勘本已博征诸家所记以辨之矣。扬州破于四月二十五日，史公即以其日遇害……福王之逃，在五月初九日，此皆时日彰彰凿凿，绝无疑窦者。若如本出所演“今夜扬州失陷，才从城头缒下来”……“原要南京保驾，不想圣上也走了”，则事隔十三日(四月小)，何从牵合？无稽甚矣！云亭著书在康熙中叶，不应于此等大节目尚未考定，其所采用俗说者，不过为老赞礼出场点染地耳。但既作历史剧，此种与历史事实太违反之纪载，终不可为训。

梁启超此处所谓“不过为老赞礼出场点染地耳”，其实已多少看出孔尚任将整个剧作的主背景放在南京，和以南京始、以南京终的用心及剧本自身的逻辑，这点我在下文中，还会继续讨论。不过梁此处所关心的显然不是剧作的逻辑，而是和陈寅恪一样，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为历史剧风行之后所引发的颠倒事实的副作用感到忧心。陈寅恪在前引文中，曾为侯方域应举大力辩解：“前一年(按：顺治八年，1651)朝宗欲保全其父，勉应乡试，仅中副榜，实出于不得已。‘壮悔堂’之命名，盖取义于此。后来竟有人赋‘两朝应举侯公子，地下何颜见李香’之句以讥之。殊不知建州入关，未中乡试，年方少壮之士子，苟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则为抗拒新政权之表示，必难免于罪戾也。”梁启超也注意到类似的辩词，但并不接受。在《桃花扇》结尾处，劫后余生的侯方域睹物思人，兴起重续前缘的旧梦：“自从梳拢香君，借重光陪，不觉别来便是三载。”“正是。且问香君入宫之后，可有消息么？”“那得消息来。(取扇指介)这柄桃花扇，还是我们订盟之物，小生时刻在手。”“把他桃花扇拥，又想起青楼旧梦，天老地荒，此情无尽穷。”侯方域虽然随即与李香君相遇于白云庵中，但却在道士张薇的当头棒喝下，勘破情缘，修真学道：“你看他两分襟，不把临去秋波掉。亏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条条，再不许痴虫儿自吐柔丝缚万遭。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

但对梁启超而言，在现实世界中立场摇摆，而终于应新朝科考的侯方域，晚节不保，无可原谅。不能让戏曲的演出掩盖了真相：

侯朝宗并无出家事。顺治八年，且应辛卯乡试，中副贡生，越三年而死。晚节无聊甚矣。年谱谓“当事欲按法公(朝宗)以及司徒公(恂)，有司趋应省试方解”。此事容或有之，然朝宗方有与吴梅村书，劝其勿为“达节”之说所误(见《壮悔堂文集》卷三)。乃未几而身自蹈之，未免其言不怍矣。“南山之南，修真学道”，剧场搬演，勿作事实观也。

我们稍微比较一下上面几段《桃花扇》原文的叙述和梁启超的考据文字，就不难体会到：梁启超的焦虑是有原因的。不论是从文字的渲染性和感人能力或故事引人入胜的程度哪一方面来看，剧作家的作品都具备了取代信史记载的条件。孔尚任巧妙结合“史”与“剧”、“确考”与“点染”的手法和功力，让最优秀的史学大师也不得不严肃看待。梁启超愿意大费周章地为全本《桃花扇》作注，除了显示他对这部剧作的钟爱，也未尝不是因为《桃花扇》提供了一个宏大完整的政治史叙事架构，他希望自己零星的考据文字，能附其骥尾而流传，多少发挥一些匡正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