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命：奥斯维辛女子乐队纪事》

[法]法尼娅·费内隆 口述

[法]玛塞尔·鲁捷 执笔

周学立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她们是纳粹灭绝营里命悬一线的女囚，她们曾是专业乐手或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她们上午为即将被送入毒气室的难友演出，晚上又要为完成杀戮的刽子手奏乐消遣。音乐给了她们一线生机，也为她们提供嘲弄、反抗屠夫的武器。法国歌手法尼娅·费内隆是奥斯维辛女子乐队的一员，逃出生天30年后，她终于决定直面这段地狱般的岁月，给夜夜折磨她的集中营记忆除魔，首次向世人讲述奥斯维辛女子乐队的故事。

>>内文选读：

终于，我们到了！

女巨人在一座棚屋前停下，扭回身，用怀疑的、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我没有骗她吧？她用食指重重抵住我的胸口，那力道足以将我推倒在地，大吼：“你……蝴蝶夫人？”

出于恐惧，我也大喊：“是……是，我是，蝴蝶夫人！”

我突然莫名地有了一种想笑的冲动……

波兰女人给我开门，我走进了……天堂。明亮的光线，好几台暖炉。屋里热得简直让我窒息，我再也迈不出一步。谱架，乐声，一位女士站在指挥台上。我面前坐着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穿着精致的百褶裙和毛衣，拿着不同的乐器：小提琴、曼陀林、吉他、长笛、竖笛……竟然还有一架三角钢琴，国王般地立在那儿。

这怎么可能，这一定是幻境！我已经疯了。不，我一定是死了！她们是天使！……准是在我踩着积雪踏着泥泞穿过集中营时发生的。我努力宽慰自己：“你的旅程已经结束，你来到了音乐天堂，一定是这样的，既然音乐是你的挚爱，你现在可以专心去干了！这里是你的第一站，你到了天上，这些曼妙的女孩，你将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

一个慈眉秀目的年轻金发女子向我走来，拿着块湿巾，轻轻擦去我嘴角和鼻下的血痕，擦净我的脸庞。多么温柔的天使啊！接着她递给我一小块面包：用以表示欢迎的面包和盐。我对她说“谢谢！”——这个已被忘却的词语让我浑身放松。我感觉自己微笑着就飘了过去，飘向那些女乐手。

没人说话，也没人动弹，这些可爱的姑娘全看着我。这是非同寻常的一分钟，太神了……我就像飘在一朵玫瑰色的棉花云上，腾云驾雾……随后，影像活动起来：指挥，一个神情威严、正气凛然的高个棕发女子，用发音清晰、带着日耳曼口音的法语开言问我：“你会弹钢琴吗？”

“是的，女士。”我高亢洪亮的回答仿佛是教堂中持久回响的赞美诗。

“那去钢琴那里，弹唱一下《蝴蝶夫人》。”

赤着脚，我走向钢琴。这是一架贝克斯坦钢琴，我梦寐以求的钢琴！我爬上琴凳，脚指头放在踏板上，手指虚触象牙键盘。这双手立刻让我无比羞愧。它们肮脏至极，污秽不堪。我多想合起手指，藏起它们。我有太久没洗澡了。随他去吧，重要的是我到这儿了!

一阵感激让我喉咙发紧，我并不信教，但就在这一刻，感激造物主的心情却油然而生。接着，现实取代了梦幻：我是来接受测试的，几分钟后，我还是有可能被拒，被扔回我来的地方。这些人并不是天使，而是打量着我的女人，有的温柔，有的鄙夷。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抛下这新的顾虑。之后，我一定会弄明白，一定会知道……

我用双手深情地重温着与黑白琴键接触的感觉……我开始唱《晴朗的一天》。普契尼能救我的命吗？接着，我用德语演唱彼得·克鲁德的《当春天来临》，其中某几段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格。

再也不分犹太人、波兰人、雅利安人，女孩们全都用手打起节拍。她们的脚也躁动起来。空气中弥漫着劲舞的欲望。

我的手停了下来，但没有离开键盘，只要它们与键盘相触，我就不会有事。我触摸着它，拥抱着它，这架钢琴，它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爱人，我的生命。在一片令人忐忑的寂静中，我听到德语的裁决：“很好，不错！”

接着她用法语说道：“我把你留在乐队。”

一阵暖意涌上心头，我踏实了，尽情地享受这种感觉：乐队要我了！但克拉拉呢？我不能丢下她，我差点忘了我们的誓言。

我激动得忘乎所以，竟贸然喊道：“女士，女士，我还有个同伴，叫克拉拉，是我朋友，她有一副好嗓子。把她也找来吧！”

棕色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冷峻的目光中满是不解。我彻底没了轻重：“没有她我不来。我要走，回我来的地方！……”

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以及这样说有多冒失。只要她发出一声“不行”，就可能是我的末日！其他女孩比我清醒多了，惊恐地看着我，我在发什么疯？指挥的眼睛里没有任何表情，是个德国人没错了！然后她做了决定，叫声“佐莎”，女巨人驯顺地凑近前。

“去隔离区，找克拉拉，把她带来。”

我坐在高高的琴凳上，女孩们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我各种问题，但我听而不闻。万一这个佐莎找不到克拉拉？万一克拉拉被派出去干杂役，万一她掉进了茅坑，万一……在比克瑙，生命不堪一击，只需要几秒钟，一切就会无法挽回……

我看见克拉拉进来，我的克拉拉，像一只鸭子，摇摆着，蹒跚着，肥胖，臃肿……指挥对她的外表不感兴趣，看上去根本就没注意到；她想要的，是一条嗓子。克拉拉恰好就有，一副夜莺般的歌喉，梦幻、稀有的轻型女高音……为她伴奏时，我充满信心。我做对了。

“你们我要了。你们两个都来乐队。我会立刻通知女子营指挥官，再去帮你们领合适的衣服。”

女孩们欣喜若狂，冲上来紧紧围着我们问这问那，我们也问回去，像一群快乐的笼中小鸟，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的耳朵筛选着各人的姓名、信息，我的眼睛记下一个个面容、一个个表情，或是瞳仁的颜色。爱娃，她在这群姑娘中年龄中最大，三十来岁，是波兰人，灰蓝的双眸饱含温情。她已经给我留下了一段印象，刚才就是她充满怜悯地用双手擦拭我的脸庞。

一只手把我用力拉过去：“我叫弗洛莱特。我在巴黎见过你。”

她碧绿动人的大眼睛充满渴望与羡慕，焦急的眼神寻求着答案：“我在‘梅洛迪’酒吧听到的就是你吧？”

“有可能，我在那里唱过。”

“我就知道是你：有一天晚上我和我爸我妈去过那里，一年前。我那时17岁。你看，我没忘记你。但通知指挥的是小伊莲娜。”

伊莲娜，身材比我还要娇小，几乎创造了新的纪录，估计年龄与我相仿。她的皮肤非常白皙，两眼乌黑，黑得几乎看不到虹膜。她自豪地在我耳畔低声说道：“是我第一个认出了你，第一个！我在德朗西见过你，也听你唱过；所以昨天，我在隔离区队列里一看到你，就立刻告诉了我们的卡波。”

“她叫什么？”

“阿尔玛·罗泽。”

“以前有个‘罗泽弦乐四重奏’，领头的罗泽是柏林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我记得在巴黎加沃音乐厅听过他。我想起来了，那支舒伯特的四重奏，美轮美奂，真是了不起的小提琴家！……”

“阿尔玛是他的女儿。”

“那她应该还是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甥女，我记得他是那个罗泽的大舅子。”

“你记的没错。”爱娃确认，“她也是很棒的小提琴家。”

“他们把她也关这儿了？”

“你犯不着替她伤心，”弗洛莱特嘲讽道，“她的天赋绝不妨碍她的铁石心肠！你很快就有数了，这里不缺混账：我们的营管，柴可夫斯卡，是个禽兽，尤其对我们犹太人。至于‘帕尼’福尼娅，伙食长，另一个波兰人，那也是个混蛋！千万别抱任何幻想，你是在奥斯维辛，在比克瑙女子集中营，这里可不是天堂！”

这些介绍让克拉拉心慌意乱，仅有对音乐的热爱对她还不够。她忐忑地问：“我们在哪儿？你们又是谁？”

“这里是乐队营房，我们是比克瑙女子乐队。你们呢？你们是从法国来的吗？”

“是的，从巴黎。”

“你们来了多少人？”

“我数过，一共有12节列车。那是1200人。”

“50个女的进了我们这里，比克瑙，50个男的进了对面的男营区。剩下的1100人，全都化了灰。你看，很简单的算术……”

我连忙说：“你们知道吗，要不是克拉拉对我说‘和我一起走走’，我就也跟着那个喊我的女人上了卡车。是克拉拉救了我。”

没有人为此动容，果真，这里一切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