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寿！

105岁徐中玉先生今天凌晨仙逝。

他一生辛勤耕耘，让我们重读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过的文章，缅怀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2012.03.02第七版

国家需要新人，新上海也需要上海的新人。上海这些年发展较快，有目共睹。且上海开埠早，地理条件优越，人文积累丰富，对外交流方便，工商业有基础，加上各种条件支撑，更促进了上海的发展。上海人五方杂处，华泽交错，但也不能说比别处人特显精明或高明。没有历史积累和全国各地的支持，上海不可能有今天。

如今备受大家赞叹的千百幢高楼大厦，其建造者中大部分就是外地涌来的民工。近来上海多次派代表去各省市学习，并愿尽力支持各地的发展，以共求繁荣。这是有远见的高招。从全局看，一花独放远不够，万紫千红才是春。希望能持之以恒，尽力做出实效，谦虚谨慎了，无形中带动许多人，那就会有更快的进步。对每一个上海人来说，无疑也还有不少方面需要自强不息。直道为人，力求无愧此生，坚持尽其在我，负责做好本职工作，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

江山代有人才出，新人从原有人群中培植而成。上海滩吸纳并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上海人，一代又一代新上海人同时也融入和创造了浦江两岸的城市经济和文化事业。海派文化及其风格在古今中外各种流派的兼容并蓄中发扬光大，早期申城中外合作经营和报业文化出版等组合形式，也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蓬勃发展。

历史经常会产生巧合：清同光年间，英国商人美查来到上海，主办《申报》、《点石斋画报》以及多种丛书报刊图籍，编发经史子集和各类辞书参考读物，形成早年中西合璧的上海报业文化。当时年仅弱冠的沈拱之（名锦垣，号问潮馆主人）由苏州抵沪，参与点石斋书局的创建工作，并在申报馆担任编辑。这位早期报业文化创办的参与者，恰恰就是《新克勒》一书作者沈宽的高祖父。

沈宽同志秉承家学，曾从郑逸梅、胡吉宣、范祥雍等前辈研习文史，所作《从陶文看汉字之起源》被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第三十三册）；后进《行政与人事》杂志任编辑，在申城人才市场的职业咨询领域独有建树；此后，又转入解放日报集团工作，在《新上海人》杂志社中任采编，而这个杂志社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山东路汉口路的晚清申报馆点石斋书局旧址。相隔一个多世纪的沧桑更替，为沈氏五世与海上文缘添上了一层奇妙的色彩。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最近，沈宽又出版新书《新克勒》，该书专门选录二十一世纪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上海人。从这些“外来”人士的生活片段中，反映他们在申城就业或创业历程中成功或曲折的酸甜苦辣，由世界各地带来的各种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当今上海滩容纳、集聚和培植新人的人文环境和市场氛围。

我相信，《新克勒》可以为全国或全球新来或想来上海的人士，提供各种“过来人”的真实感受，同时也可为刚出校园的毕业生，在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即在认识社会、把握人生以及规划自己职业生涯过程中，提供某种更为真切、具体的启示。

（《新克勒》 沈宽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吴芸茜的王安忆研究

2010.10.22第八版

2003年6月，吴芸茜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论文评阅人张德林教授曾对我说起她的“王安忆研究”很不错，令他印象深刻。对此，我是不无怀疑的，她当时即以王安忆作品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无论对王安忆这样一位年轻作家，还是她自己作为一名学生，似都尚为时过早。

过了几天，吴芸茜博士即将论文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与时间对峙——论王安忆的小说哲学》投到我任主编的《文艺理论研究》双月刊，读后却即感到，此文论证颇具特色且有一定深度，是对王安忆一些重要作品细致研究后写出的佳作。为鼓励后学，我刊打破原出版排稿次序，提前在2003年第4期发表了此文。吴芸茜的这篇论文长达一万三千多字，将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与“时间”这一哲学概念联系起来，探索其创作与现代文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我一直不赞同把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对立起来。现代意识不但不总与文化传统对立，而且往往还是文化传统中合理部分的延续和发展。现代意识并不只是一个限于现代时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发展、充实的观念。王安忆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年轻作家，她的创作体现了对于传统文明的情感认同，以及对现代文明的较深反思——吴芸茜对王安忆作品的这种“发现”确实相当难得。由于此文的批评分析有自己的独特观点，能够成一家之言，发表后果然反映良好，扩大了王安忆作品的影响，后来此文即被全文收入《王安忆研究资料——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乙种)》。也就是从2003年这个夏天起，芸茜成为我家常来的一位青年学友，她常来我家讨论问题，而她的率真和活跃，令我欣喜。不知不觉已过六七年，最近她告诉我，她的王安忆研究将在母校出版社出版了。我为她感到由衷高兴。芸茜的上进心极强，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王安忆的作品。这些年来，她的研究成果在不少刊物上发表。本来只有十多万字篇幅的博士论文，经过不断修订、扩充、创新，积累起来，就成为这本二十来万字的新著了。

芸茜对王安忆的评论没有套话、很少空话，她从求真务实的批评立场出发，敢于言人所难言、未言，却又不自高自大，这种精神非常可贵。她对王安忆小说的内容特色和风格特征作出了比较全面、细致的分析，论述中透出对王安忆作品颇深的感悟，超越了一般抽象、空洞的理论阐发。她指出王安忆能以欣赏的态度看待上海民间的日常生活和市民心态，其小说大多写得平实、细致、富有“质感”，乃是真实、活泼的世界，富有人性、人情的世界；指出王安忆的小说表现出上海人民的传统、兼收并蓄的气度和宽容的氛围，充溢着人文气息；赞赏王安忆的女性小说写得自然而大气。我以为，芸茜的这些论述，都颇为中肯。

芸茜对王安忆的创作态度和文学精神的概括准确而有意味。她指出，王安忆有很强且自觉的感悟能力，能表达理论家要经过很多论证才能发掘出来的生活真理；王安忆的“生命的展开就是她小说的展开”，她以这种才能进行文学写作来追求无限。这是对王安忆创作个性适切、很好的概括。

吴芸茜此书语言清新流畅，有其文采，可读性强，相信能激起文学评论界的关注，也可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我与王安忆同志在上世纪末上海作家协会同事过几年。她个性清纯、直爽，勤奋写作，不遗余力，写作过程中不断有所创新，乃自觉的创新，因此深受读者欢迎。芸茜有志于不断研读安忆的所有创作，是对安忆同志的向往、尊重，也是有志于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并期望从中能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我认为，在文学创作领域内，作家与研究者的互动与协作，肯定能促进文学的繁荣。

《王国维集》序

2009.03.20第八版

周锡山研究员是我多年熟知，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批古代文论研究生班中勤奋坚持学术研究工作，先后已发表出版论文专著多种的学人。他对20世纪我国文史哲多方面大师王国维先生的著作，从事学习研究、资料搜集的工程，一直不遗余力。包括清华大学举办的纪念王先生的大会在内，同类会议他几乎全曾参加，发表意见，或作专题报告，颇有贡献。

王先生的全部著作、译作和各种科研成果，当有六百万字左右。其中著述三百多万字，另有译文、为前人原著注释等，受到学术界同人重视，都认为是优秀成果，值得珍存，一并流传，以供参考。锡山不仅非常敬佩王先生的成果，还已撰文发表了不少研究文字，认真分析介绍王先生的卓见，及其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王先生的全部著作和各种成果，由于迄今还未搜集完整，正式出版，虽然大部分已经先后有大小不一，篇幅有异，繁简亦有差别的零本刊行，但不少较好的本子目前已很难买到。目前研究学者大量增加，急要阅读王先生的著作，十分迫切。锡山经几年注意，特选编出四册代表性的著作，即第一册的中国文学、美学、哲学研究；第二册的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研究，诗词创作和文化学研究；第三册的戏曲学研究；第四册的教育学、古文字、历史学研究。除选有王先生本文外，书前还有锡山的“前言”，对王先生的崇高学术地位、成就总评、著作总貌与本书编写宗旨与范围，以及王先生的学术总貌、根底、治学方法、重大学术观点新介，有所论述。认为王先生的著作，对创造目前我国新文化仍有积极意义。都可供读者们讨论、参考。

因此，我相信锡山花数年之力，编选出这几本王先生全部著作的有一定代表性的读本，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论语》中做人的道理

2001.05.05第十版

想来想去，我还是宁愿推荐孔子的《论语》这本比较而言最可信的原始儒家的书。至今还很难举出另一本书，从中可以发现人际关系中实际生存状态中更多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些道理，我以为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刚刚过去的上世纪里，前有“五四”时期矫枉的“打倒孔家店”，后有别具用心的闹剧“批林批孔”，实在从未认真分析研究过原始儒家的思想为何能在中国影响如此之大，其中当然首先包括孔子自己的思想。有人曾轻薄地以为已经把孔子批得体无完肤了，其实远远没有。对其中不少原本具有对各时代志士仁人都具有普适性的基本道理，为什么应该打倒？当然也从未打倒过。当年冯友兰先生认为，古人说的某些道理可以“抽象继承”，已留点保险系数在里面，仍未免遭到种种“批判”。其实，普适性的基本道理，例如《论语》中反复讲到的义与利之辩证关系，并不抽象，难道就不能有所择取？孔子何尝没有言“利”。何尝不也想“富”，但他最主要的想法，则是义利兼顾，“见利思义”，反对为了贪图个人享受，把一切理想、道义、人格都丢光，“见利忘义”。请看他说的这些话：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且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篇）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篇）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篇）

“子罕言利。”（《子罕》篇）

“夫子……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篇）

从上所举分明可以看出，孔子不是不言利，只言义，而是要“见利思义”，不要不义之富。贪发不义之财的是小人，“见利思义”的是君子。这种做人的基本道理，今天岂已过时？孔子是这样说也这样做到了的。

《论语》中类此做人的不少基本道理，我认为还大有值得重视的生命力。

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个书斋

2000.12.16第二版

先睹为快读到这本《我的书斋》书稿，深感欣喜。不仅写得具体生动，各有个性，而且从一个侧面体会到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的变化：已有更多的同志热爱读书，从开卷有益到收罗某一领域的专书，从书籍的增多到苦于越来越难于堆放、陈列可又欲罢不能撒手不再添置；今天，有名无名，或小或大的书斋已经在各地、各行各业、专业或业余的读书人甚至一些工人、农民朋友家里渐渐设立起来了。读书人增多，从读书中感到乐趣、感到受益、感到充实、感到提高的人迅速在增加，过去毫无条件拥有哪怕只有一隅之地来放书的家庭也已在千方百计成立书斋，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改善，促进了文化的需要，同时也将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的丰富资源。有几篇文字中谈到书斋已成为他们家庭文化生活甚至家庭生活的精神中枢，因为不但可以让乐于读书的不受干扰在此静静读书，便于取书，检书，写点、储些阅读的资料，可以在这里接待朋友亲切谈天，还成了家里看报、看电视、说说笑笑的好地方。几乎一切有关文化的家庭活动都可以在书斋里进行，有个非常惬意的场地了。从无到有，现在大多数书斋还是很小，适应不了书报快速增长的程度，这种发展过程中的苦恼，对目前还未及感受这种苦恼的朋友毋宁说还是可羡慕的罢。我相信随着经济发展、继续改革开放下去，喜爱读书的朋友陆续都能拥有自己的书斋。

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些年才算有了个书斋的。“文革”前，孩子们都在读书，未成家立业，家里住室还很小，大人小孩都只能利用各自小桌在住室里读书工作，每个十平方左右的小房间都是多功能性的。“文革”中多次被抄家，书架全被贴上封条，有些书乱中拿走，散失。本无书斋，此时已连书也不必读，不让读，读书、知识，都成“越多越反动”了。读书较多，竟然被说成“封资修”的祸根。那时认为只要熟背“红宝书”、“老三篇”，国家就可兴旺发达。人们自然连“书斋”的幻想也不敢有，给说成“反动的一闪念”。比比当年，从“书斋”之今已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普通民家兴起，着实可喜。即使我现在仍也存在“发展中的苦恼”，例如仍有许多书只得到处堆积、无法上架，即使上了架的十多只书柜仍只能双排平列，寻找抽取极难，而新书刊则几乎每天都在增添，但我心里还是乐此不疲的。想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愿凡天下读书、爱书人，很快都能有间小小的，直到有间大大的，足够工作使用，得以从容、安静、自由、徜徉、翱翔其中的书斋，皆大欢喜。

（《我的书斋》 曹正文主编 文汇出版社出版）

作者：徐中玉
编辑：沈湫莎  顾军
责任编辑：樊丽萍  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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