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生产与生活的公私融合，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平衡。在时间碎片化的当下，但凡需要呵护创意、激励创新的组织，都难于一刀切地为工作与生活划定一个明晰的界限：工作到此结束，生活由此开始。电话、电视、电脑、手机，随着这些媒介载体逐一进入生活，家庭内部的空间结构也必然要被重新定义。

时间的碎片化，是人类进入智能化移动互联时代或“互联网+”时代之后，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感受。一位老同事近年来一直感慨，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忙？时间越来越少？读书、研究、社会调查乃至于家庭生活中的诸多事项，无论是协同多人集体行动，还是只需自己一人，想要大块的可支配时间，都越来越难了。

21世纪，不少国家将进入并停留在几乎不可逆的老龄化、高龄化阶段，这一方面昭示着国民整体寿命的延长，但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国民整体剩余生命年数的减少和时间稀缺性的提高，这是件值得关注的事。

生活中，我们能看到乘坐免费班车从城市的东北角到西南角，只为寻找更便宜蔬菜、毫不在意时间成本的老年人；醉生梦死度过七天长假后慨叹“时间都去哪了”的中年人；购物比选时，愿意为一台更加省时高效的洗衣机、电饭煲而支付更多金钱的青年人；以及，在课业重负之下盼着时间快些流逝，好在寒暑假嬉笑打闹的孩子们。时间，无影无形，又无处不在。时间，对每个人似乎是公平的，而每个人对它的态度又不尽相同。

（一）

松冈真宏在其新著《未来时间使用手册》一书中，基于对现时代技术革命引发社会观念变革的观察，提出了“时间资本主义”的命题。

时间，是制约人类的最后一个因素。人们通过农耕和生产衣服、武器等工业产品，克服了艰苦自然条件的制约；通过市民革命和一系列平权运动，摆脱了身份、职业、地域的社会性歧视和束缚；通过造纸术、印刷术直至互联网为代表的一连串媒体革命，实现了知识与信息的普及。但到此为止，人类仍有一个始终无法超克的障碍，这就是时间。时间是值钱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每天24小时虽是完全人为的设置，但任何人都无法在这个规约之外，“争得”更多时间。即便贵如帝王，也只能怀揣“向天再借五百年”的野望，发出“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慨叹。

时间，是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回避的重要一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在成本收益框架下，对效率的重视一以贯之。效率是产量与时间之比，节省必要劳动时间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天经地义的绝对律令。

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者的时间被明确区分为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与之相匹配的自然是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实质上就是工业管理、流程管理，归根结底是对时间的管理。当服务业取而代之后，时间从标准化转向个体化，路径从单一化转向多样化。那种到点打卡上班模式的机械化时间，已远远落后于新时代的新节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从专业技术人员和白领阶层的快速扩张，深刻洞见到后工业社会的降临。而白领工作空间的个性化，反映的是工作时间的个人化和个体自由度的增加。劳动者从设备成堆的工厂车间被解放出来，进入办公桌环绕围成的新环境。一切才刚刚开始。对于白领而言，办公空间进一步个体化的标志性事件，是从以台式电脑为标志的共享共用设备转向 “一人一机”的专用设备，“格子间”随之出现，办公场所至少在表面上被分割为若干具有较高私密性的“私人空间”。

▲丹尼尔·贝尔

传统制造业是平的，同质化的劳动力聚集在特定场所，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只要认真工作，就有可能以较高的准确率高效产出。泰勒制要的是执行力而不是创造力，本质上说，它与“摩登时代”的傻瓜式操作并无太大差别。但服务业不同，它会自然创造差异，同样的劳动时间、同样的工作特点，不同的人产出和收入可能是天壤之别。

互联网对生产生活的全面嵌入，更加深刻地改变了时间的刻度，细化了时间的基本计量单位。智能手机的出现，则颠覆性地改写了人们头脑中的时间观念。时间真正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禀赋，供人吃干榨尽，充分发挥其边际效用。时间的边际化，也就是时间的碎片化。由此，时间的基本单位被不断切割和细分。智能化互联状态下，手机让人们24小时持续在线。地铁上、如厕中、开车时、会场里，八分钟十分钟不嫌多，三分钟五分钟不嫌少。以往不足挂齿或只能任其浪费的碎片时间，都可以被捡拾起来逐一利用。这一 “时间价值的长尾”，被以“割圆术”一般近乎完整地重新开发。碎片化时间与便携式信息终端相结合，创生出多种多样的时空业务，企业也有了足够的积极性开发和利用这些碎片化时间。各类App精准定位目标客户，涌入这片蓝海。以“慕课”为代表的一批视听式知识付费App，其基本单位或教学片段的时长，都是5-20分钟不等，开掘的正是典型的碎片化时间。

时间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人们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是“时间价值”。这并不是说在以往的时代，人们就意识不到或不遵循这样的行动逻辑，而是说只有在今天，人们对时间价值的重视才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对时间稀缺性的认识和某种焦灼情绪下的时间利用行为，才会达到如此穷尽的程度。在过去，人们对“大块时间”进行“开荒”，到今天，已近乎“无荒可开”，只能精细化“密植”以抢夺“碎片化时间”。

时间的碎片化与碎片化的时间，是一对很难言说清楚的关系。是的，时间并不是被手机抑或其他什么设备“击碎”的，即便没有手机，时间自身也有碎片。找到一种方式帮助人们用好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固然是不错的。这就如同资源既有专业性的，也有业余性的。网约车这种系统在帮助一个医生在上班的路上发挥自己的司机技能，赚到小钱，又减少了寂寞，还节约了顾客的金钱和时间，各美其美，何乐而不为？但问题就在于，事情会转化。碎片化时间的开发，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导致时间的碎片化，进入一个自我实现的正反馈过程。越开发，越细碎，越细碎，越开发。副业妨碍了正业，自留地打倒了责任田。互联网使得这个转化发生的条件降低到触手可及的地步。实际上只要是个人，如果他没有强烈的观察自己使用手机行为的意识，就必然发生这种转化。

（二）

有两个向度影响了人们对时间价值的判断和随后的选择行为。其一，是使用某种商品或服务能够缩短时间，因而节省出更多有意义的时间存量，这可称为“节约时间价值”；其二，是使用某种商品或服务本身就能够创造出有意义的时间增量，可称为“创造时间价值”。相对应地，也就有两种实现个人时间价值优化的路径，一是“时间的高效化”，一是“时间的舒适化”。深究起来，松冈真宏的这个思路并不算新奇。马克思在讨论剩余价值来源的时候早有洞见：只要个体劳动时间超过维持劳动力商品的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通过购买和使用劳动力商品就可以获得剩余价值。而获得剩余价值也有两条路径：一是延长绝对劳动时间，说白了就是“跑量”、“加班”，这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二是缩短劳动者为自己劳动的时间，此消彼长，“公而忘私”，这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以往的消费者只是针对商品和服务本身的价值付费。在时间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商品自身之外，时间也具备了某种自足性的价值，需要摊入最终价格之内。就 “节约时间价值”而言，节省时间就是购买这种商品和服务的重要目的，比如代人排队买票的黄牛、加急配送的快递。就 “创造时间价值”而言，增加消费者在单位时间内的多重体验，本身就实现了时间的增值，比如提供阅读空间的咖啡馆、提供办公配套服务的头等座。

作为一种客观的计量单位，时间对每个人大体公平。但对时间的主观认识和时间价值的观念迥异，决定了不同个体对时间的实际“获得感”可能大相径庭。一部分人坐拥巨额“剩余时间”，成为时间的主人。另一些人则背负沉重  “时间负债”，沦为时间的奴隶。从时间价值的角度看待人们的消费行为，会有一些别样的体会。比如购物，有的人喜欢直奔品牌店精挑细选，一分钱一分货，那是追求时间的“舒适化”；有的人乐于去往大卖场看基本款，目标明确，物美价廉，快速购物，那是追求时间的“高效化”。如果只从消费的表象上看，似乎体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实际上这也可能只是时间价值认知与时间优化策略上的两极分化。

时间价值和时间 “获得感”分化的另一个时代之惑在于，人类往往不能善待和珍惜技术进步带来的“节约时间价值”。在时间碎片化的当下，仍一味致力于“时间的高效化”，就如同耗费漫长时间进行 “磁盘清理”，只是将边角料的“存储空间”重新归并整理，旨在聚沙成塔、积少成多，从投入产出的回报而言却可能代价高昂。可悲的是，如此节省出来的时间，并未投入到创造性活动甚至一般休闲活动之中，办公自动化和智能化并没有使人们摆脱庸碌的低水平重复性劳动。比如，以提高办公效率为初衷的系列办公软件，反而创造了办公室工作量新的增长点，以至于做PPT本身成了多少白领不可承受之重负，而PPT技巧培训相关服务则发展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赚得盆满钵满。这种依靠增加无谓的劳动时间赚取加班费的方式，也是国人十分熟悉的“五加二、白加黑”，与提升时间价值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

时间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只会更大、更拥挤。因为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使信息、人口、财富集聚于城市。城市化叠加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特征，令每个企业都必须重新思考自身的分工定位，因为一般事务性工作都可以非常便捷地外包出去（这正是百货商场容易经营不善，但百货商场地下一层常常生机勃勃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埋头苦干，只会被工作所累，因为当普遍的技术进步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之后，从事一般事务性工作的白领的不可替代性必然下降，他们也就面临着逐步滑向 “时间破产”边缘的风险。

松冈真宏以收入和时间两个维度，划分出有钱有闲的创意阶层、有钱无闲的传统精英阶层、无钱无闲的 “认真的穷人”和无钱有闲的“活在永无止境的日常里的人”四大象限。如果从代际视角加以比较，那么上一个技术革命时期的精英阶层，其相对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应该会比当下这一周期中的精英阶层为高。原因如前所述，技术进步使后一时代中创意阶层出现的难度增大了。这是一种层垒式堆叠的时间价值吞噬过程，多少聪明的头脑和高明的技术手段，首先被用于时间的加速，继而，这些节约下来的时间又被投入到庸常生活的简单再生产之中，创新的潜能被一步步消耗殆尽，直至回到常态。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人们勤劳而不富有？其实这并非某个国家特定的问题，而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这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造就的普遍态势。被瓦解了的传统社会白领，逐渐从第二象限进一步跌落到第三象限，沦落为无钱无闲、整日瞎忙的“认真的穷人”。后发国家的发展与腾飞主要是这个群体艰苦奋斗的结果，然而这种民族国家的持续崛起，不可能始终以这个群体生活质量的固化甚至恶化为代价。美好生活不可能脱离时间，无暇享受的生活断然不会是美好生活，而追求美好生活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夺回时间。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我想去桂林》，彼时刚刚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鼓浪弄潮的中国人，已经体会到时间与财富之间的巨大张力：“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有钱没时间，有时间没钱，这正是“认真的穷人”和“活在永无止境的日常里的人”两个极端。尽管他们看似相异，本质上却如同分散在二、四象限的一对双曲线，遥相呼应，互为对偶，此消彼长。

唯一化解了时间与收入之间对立状态的是第一象限的创意阶层，他们需要频繁地与人打交道、头脑风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众创空间要被设计为一个开放空间、共享空间，甚至纯粹就是一个休闲咖啡馆格局的原因所在。创意阶层有着更为自由的工作时空，八小时内外浑然一体，职业与兴趣相得益彰。

这场伟大的互联网技术革命，成功地进阶为一场时间的争夺战、保卫战，并将引发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在击碎了传统中等收入群体的优越感信条，甚至诱发某些群体的焦虑和危机的同时，完成社会结构的整合与阶层秩序的重构。经此一役，大量时间消耗于“一地鸡毛”事务性工作中的传统白领，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而在老龄化与少子化并行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一技之长的青壮年蓝领将有望进入新的上升区间，与创意阶层共享时间资本主义的荣光。

（三）

时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然趋势是公私融合。在这里，公与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一趋势背后的社会基础在于，服务业特别是高附加值服务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劳动就业人口在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相较于工业化时期有了质的变化。传统的制造业生产空间是固定而僵硬的，劳动者必须按照规程，身着统一工作制服进入生产车间，在工作期间无暇处置私事。这既是泰勒制的工作流程所框定的制度格局，也是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视”景观所预设的人身控制。一心不得二用，与其说是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者普遍的职业伦理，毋宁说是严苛制度环境下的别无选择。

专业技术人员和白领阶层规模的扩大和地位的上升，宣告了后工业社会的降临，也拉开了时间资本主义的帷幕。白领的工作环境是办公室，这是绝然不同于工厂生产线的另一种空间结构。而高端服务业白领的职业特点也需要他们随时离开座位，或外出调查，或拜访约见客户，他们的价值是在频密的人际交流中创造出来的。因此，他们拥有比传统制造业工人远为自由的时空结构，这种结构也天然地打破了公私截然二分的界限。智能手机的出现，加速了这个公私融合的趋势。试想，从事金融、咨询和商务领域的高级白领在其通勤、出差乃至办公室等不同环境中，在使用微信查看留言、登陆邮箱查收邮件时，公与私能够截然分开吗？显然不能。那他们的上司就不怕他们在工作时间干私事、接私活，“出工不出力”、“磨洋工”吗？饶有趣味的是，似乎很少有企业会像防贼一样防范白领们 “盗窃”工作时间。

从历史上看，第一产业是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也就是工作与生活或公私二者合一的，居住地（村落）与工作地（耕地）毗邻，但在时间上二者仍然是不同步的。农业劳动投入与农业收成之间未必完全正相关，而且农业劳动时间与农作物的生长和产出是两个相互分离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第二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之后，才有了公私之分，工作是一码事，生活是另一码事。工业要求人财物各生产要素的集中，集中才有效率，但集中也侵吞了私人生活。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的劳动者住房问题，并提出住所与工作场所相分离的道义出发点，就是为了保障工人的生活空间与时间不被资本所侵夺。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公司镇”（company town）模式，类似的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因资源而兴的各类资源型城市、紧靠工厂建造的各类工人新村与职工宿舍，实质上都旨在压缩生产与生活之间的时空隔阂，使之无缝对接，以便最大限度地剥夺或获取“剩余时间”。现在，第三产业成为主流的后工业社会，在移动互联网全盘改组社会基础设施的背景下，人们又重回一种公私融合的状态，但这必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模式。在新的场域中，劳动者自行安排时间在公与私之间的分配，企业组织则只看绩效，“无问西东”。

生产与生活的公私融合，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平衡。在时间碎片化的当下，但凡需要呵护创意、激励创新的组织，都难于一刀切地为工作与生活划定一个明晰的界限：工作到此结束，生活由此开始。电话、电视、电脑、手机，随着这些媒介载体逐一进入生活，家庭内部的空间结构也必然要被重新定义。晚餐时同时进行电话会议，陪孩子看电影时顺手发一封邮件，节假日的夜晚接到上司布置工作的微信后在家中“加班”熬夜……凡此种种，与工作期间回复家人的私信或留言这类“假公济私”相比，恐怕前面列举的各种“化私为公”的场面也并不鲜见。

技术改变了时空。生产与生活、公共时空与私人时空被共同拖拽进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对于“公私不分”有着丰富历史传统和生活经验的中国人，也许对此并不陌生。新近就有学者提出了从“社会治理”向“生活治理”演进的观点。“在中国人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对私人生活的治理由来已久，这是一种由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耦合形成的治理传统。”（熊万胜：《社会治理，还是生活治理？》，《文化纵横》2018年第 1期）不过，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传统而至现代、后现代，经由农耕文明时代乡土中国、熟人社会“开门过日子”的一种朴素的开放性，到“不和陌生人说话”的冰冷理性，再到忽如一夜春风来、热情拥抱各种“共享”模式的共享经济、共享发展阶段。眼下，当迎面遭逢时间资本主义浪潮及其背后社会转型力量新的强大冲击时，人们是否能够平滑个中风险，平复自身压力，进而在一路  “赶超”的现代化道路上，找回丢失的时间，充盈自己的人生呢？目前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寄希望于每个人的自觉和修行。技术的变迁正在迫使人们成为吉登斯所谓自反性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它对现代人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作者：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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