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安特生发现周口店遗址100年。安特生自1914年抵达北京，受聘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顾问，到1926年返回瑞典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地质学教授，在华工作长达12年。他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称中国为“第二祖国”，抗战时期他还从道义上批评日本的侵略行径，支持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下，他以自己的学术兴趣为导向，敏锐地把握住各种线索，充分协调利用各方资源，成功实现了从地质学家到化石收集者，再到考古学家的身份转换。

提到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考古史上著名的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所提倡的中国文化西来说饱受批判，并曾一度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回顾历史，安特生不仅在考古学领域有开创之功，对中国地质学的早期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华十余年间，他是如何实现从地质学家、化石收集者到考古学家这一身份的转变？他在地质学、古生物学等领域有哪些研究成果？对中国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在此主要依据安特生相关论著，并结合瑞典、美国等国档案馆所藏书信，结合时人及后人评价，试图还原他在中国开展的诸项科学活动。

安徒生

安特生与N.G.Nordenskjold合著的《北极》（1905）

安特生与中国

安特生1874年出生于Knista，1892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1902年获博士学位，1900年至1906年10月在该校任教。19世纪末，他曾前往南北极进行探险，1906年开始担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他担任大会秘书长，与各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建立了联系。瑞典是欧洲重要的铁矿产地，他对本国铁矿矿藏情况有很多了解，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主编并出版了《世界铁矿志》（The Iron-Ore Resources of theWorld，1910）一书。

《中国人和企鹅》（1933）。安特生自认为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一是极地的考察，一是在中国的工作，这是他为此书取名的原因。

安特生自1914年5月16日抵达北京，受聘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顾问，到1926年返回瑞典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地质学教授，在华工作长达12年。1927年起他担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和考古学教授，直至1939年退休。他一生著作颇丰，著有《龙和洋鬼子》（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1928）、《中国人和企鹅》（Kineser och Pingviner，1933）、《黄土地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1934）以及《中国为世界而 战》（China Fights for the World，1938）等书，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他还创办了《远东博物馆馆刊》，刊登了自己的一些文章，内容包括史前中国及鄂尔多斯青铜器等研究成果。

安特生在华最初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中国政府寻找煤矿和铁矿，找矿之余考察了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内蒙古、江苏等地地质。1916年，他来到山西，发现当地有丰富的植物及哺乳动物化石，由此产生对化石收集的强烈兴趣。1918年8月，他制定了“依托中国基金在华自然史采集总计划”，希望获得瑞典方面的支持。1921年，由于在渑池仰韶发现彩陶文化，开始转向考古学研究。他还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陈列馆馆长，致力于化石的采集和陈列。

根据周口店发现复原的北京人头骨。图片来源：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安特生第二次来华则与瑞典皇储中国之行密不可分。1926年5月，作为一名业余考古学家的皇储古斯塔夫六世（Gustaf VI Adolf，1882—1973）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他对艺术和考古都有浓厚的兴趣。瑞典虽为小国，但为突出瑞典在世界文化史中的独特地位，皇储十分期待和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建立密切关系，故邀请安氏作为中国之行的陪同人员。是年秋，安特生为他的中国之行先期作了特殊安排。9月11日，安特生与新常富（Erik Nystrom，1879—1963）抵达沈阳（奉天），随即前往北京为皇储来华做准备。10月16日，皇储皇妃经日本抵达沈阳，随即乘火车到北京，后访问了山西、天津、南京、上海等地，11月18日自上海离开中国。在沪期间，皇储、安特生与时任淞沪商埠总办的丁文江会面。1927年4月，安特生离开中国。

安特生第三次来华主要是为实现此前的承诺，归还藏品。根据此前他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签订的协议，在中国收集的古生物化石或彩陶等物需对半分，没有副本的材料在瑞典做完研究后要返还中国。1936年11月26日，他抵达上海，随后前往南京参访珠江路地质调查所新址。1937年2月，他再次来到上海和南京，停留了五周，分别在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地质调查所等处举行演讲，参观了地质矿产陈列馆，与翁文灏、周赞衡、曾世英见了面。之后还到四川西康、香港开展考古工作。

在华的科学活动（1914—1925）

矿务顾问：“安顾问”

1926年，安特生与新常富等陪同瑞典皇储皇妃访问山西。

安特生以矿务顾问的身份被高薪聘到中国，任职农商部。他来华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当时北洋政府欲兴办实业。民国初年，中国的矿产基本由外国人操控，北洋政府聘请安特生的目的是希望寻找一些可由国人掌控的新矿产。安氏来华不久适逢一战，钢铁销量大增，政府希望寻找一些富矿以增加利源。第二是山西大学教授新常富的居间介绍。新常富于1912年山西大学聘期任满后回国，与安特生有接触，从中牵线联系，瑞典驻华、日公使倭伦白（Gustaf Oscar Wallenberg，1863—1937）、袁世凯等官员促成了此事。第三，因为瑞典在国际上相对中立，相较其他列强国家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且该国之铁矿事业和研究较为发达。而安特生本人极强的组织能力，及对全世界铁矿知识的了解，也是中国政府聘请他的重要原因。

1913年，地质研究所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形成了良好势头。丁文江在《地质汇报》序中称：“余归自滇，由章君而识鄞县翁君文灏，又得交矿政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及其书记丁格兰君。于是，一所之中，有可为吾师者，有可为吾友者，有可为吾弟子者，学不孤而闻不寡矣。”当时丁氏刚从云南考察回京，随后结识安特生、丁格兰（F.R.Tengengren）等人，学术环境与其初到北京时已有很大改善，丁文江对此颇感欣喜。

安特生来华后第一个贡献便是发现龙烟铁矿。安氏某次前往丹麦工程师F.C.Mathiesen家中做客，见其家中放有一些红色矿石，便猜测是赤铁矿。于是在1916年邀请瑞典工程师C.F.Erikson专门前往宣化。之后，安特生找到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要求张氏承诺，如果此铁矿为富矿，应奖励丹麦工程师500大洋。后来果然在此处发现富矿，品位非常之高。因为这一重大发现，安特生获得袁世凯接见。1916年，大总统黎元洪还专门向安特生颁发嘉奖令。龙烟铁矿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获得了由国人自己管理的铁矿。然而一战结束，钢铁滞销，龙烟铁矿的开采未能持续。

1916年11月1日，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1919年，张轶欧在《地质汇报》的序言中称“方地质调查所之始设也，余有狂言，以为民国凡百设施，求一当时可与世界学子较长短，千百载后，可垂名于学术史者，惟此所而已”，对地质调查所的前途充满了无限憧憬。张轶欧曾在比利时留学，专门研究矿床，是丁文江、翁文灏的上级，对地质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19年起，《地质汇报》（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1919）、《地质专报》（Geological Memoirs，1920）、《中国古生物志》（Palaeontologia Sinica，1922）、《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1922）等地质学刊物相继创刊。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建立，创会当年有会员62名，其中外籍人士多达22人，展现了当时中国地质学界国际化的情形。

化石采集者与考古学家

气候变化和第四纪黄土是安特生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趁北洋政府委派之便，他前往山西、河南、甘肃一带进行考察。1916年军阀混战，政府薪水发放成了问题，这为安特生提供了一段相对自由的时间，他便借此机会开展地质调查，并得到了丁文江、翁文灏的许可，研究方向开始有了一定的转向。1916—1917年，安特生开始对哺乳动物化石产生兴趣。为了收集化石，他不仅亲自调查发掘，还从药店等处多方打听化石来源。此外，1917年他还给各地传教士去信，告以自己所寻之化石类型，较短时间内他便获得了诸多化石地点的信息。进行广泛调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1919年安特生致信瑞典皇储寻求经费支持，皇储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9月15日，Axel Lagrelius（1863—1944）主持成立了“中国委员会”，支持安特生的自然史考察计划。在各方支持下，安特生对黄土展开深入研究，他的《中国北部之新生界》（Essays 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1923）一书便是系统研究第四纪黄土的最早论著，书中所提出的一些地层名词（如三门系）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2年，地质调查所在政府及企业界的支持下建成陈列馆及图书馆，在北京生活的一些外国人纷纷向陈列馆捐献化石，其中德国矿业工程师W.Behagel也赠送了一些古脊椎化石样本。安特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线索，1922—1923年在翁文灏的同意下，与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一同前往山东蒙阴进行发掘，发现了中国较早的恐龙化石，后来经谷兰阶（WalterW.Granger，1872—1941）确认，以师丹斯基（Otto Zdansky，1894—1988）之名命名为斯氏盘足龙（Euhelopus Zdanskyi）。

为鉴定新发现的化石，安特生与瑞典学者的交往日趋频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瑞典自然史博物馆古植物学家赫勒（Thore Gustaf Halle，1884—1964）和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维曼（Carl Wiman，1867—1944）。1916年，在安特生的建议下，由倭伦白提供资助，赫勒来华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在此期间，赫勒得到了地质调查所的很多帮助。为获得古生物化石的采集经验，丁文江特地安排地质调查所年轻学者周赞衡陪同考察，并和赫勒商议，派遣周赞衡赴瑞典自然史博物馆古植物部跟随赫勒学习，由赫勒和安特生提供周赞衡在瑞典的必要费用，而丁文江也表示地质调查所全部古植物化石材料都可让赫勒进行研究。赫勒与维曼二人在中国古植物、古动物的鉴别方面撰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上，推进了中国自然史、古生物史的研究。

周口店遗址的发现是安特生一生中最引以为豪的贡献之一。20世纪初，各国古生物学家都在寻找人类起源地，其中一个观点就是中亚起源说。为此，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专门派遣亚洲考察团来华考察。

早在1899年，德国博物学家K.A.Haberer就曾到过中国，从药店收购了大量龙骨。1903年，慕尼黑大学的施罗塞（Max Schlosser，1854—1932）根据这些材料撰写了论文，其中已经提到人类牙齿，不过由于这些化石的来源、时间、地点和地层都不清楚，故无法确定准确年代。1918年，安特生从燕京大学化学教授翟博（John McGregor Gibb，Jr.，1882—1939）处得知周口店的鸡骨山有相关化石，于2月22—23日专门前去考察，3月便撰写了有关周口店的文章。1921年，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安特生安排他前往鸡骨山从事发掘工作。同年，谷兰阶随美国亚洲考察团抵达北京，作为当时享有盛名的古生物学家，他掌握着新的发掘技术。安氏遂邀请谷兰阶一同前往周口店指导师丹斯基的工作，他们在当地农民的指引下意外找到了龙骨山。凭借着在此处发现的石英碎片，安特生推测这是人类活动的遗迹，发掘地点便转移至此。1923年，师丹斯基发表了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初步报告，后来他携带不少样本回到瑞典，进行研究并且有所发现。不过由于样本较为粗糙，同时也基于其他一些原因，师丹斯基并未将发现结果告诉安特生，文章也一直没有发表。可以说，安特生对新生代地质及中国地文学的研究，导致了周口店遗址的发现。

1926年10月皇储来华，安特生想借此良机促成中瑞往来及瑞方支持。皇储在华期间，协和医学院将举行欢迎活动，故安特生提前致信维曼，询问周口店发掘是否有新成果可以公诸于世。事实上，安特生来华之前已让维曼着手准备，他抵达北京后维曼取得新进展，并将师丹斯基关于牙齿化石的发现告诉了安特生。10月22日，地质调查所、北京博物学会以及协和医学院联合主办欢迎会，迎接瑞典皇储。该会由翁文灏主持，共有三场演讲。梁启超做了第一个报告，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随后，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做了题为“How to Search the Oldest Man in China”的报告，谈到萨拉乌苏、水洞沟旧石器遗址、1925年美国亚洲考察团考古学家尼尔 森（N.C.Nelson，1875—1964）在戈壁地区发现的旧石器和泥河湾遗址。安特生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宣布了北京人牙齿的发现，引起巨大轰动。多家报纸报道了这一发现，但当时并未得到学界公认，甚至德日进和葛利普都对此表示怀疑。

步达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借此机会，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申请，发掘周口店遗址，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了批准。1927年4月16日，发掘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由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合作开展，为此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1929年4月19日正式成立），步达生任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德日进任名誉顾问。后来在此计划之下开展了很多活动，安特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25日，安特生将要返回瑞典，丁文江在北京顺利饭店设宴送行，邀请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巴尔博（GeorgeB.Barbour，1890—1977）、德日进、谷兰阶、葛利普、步达生、翁文灏、金叔初、李四光等出席。

步达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后，经安特生和维曼推荐，邀请瑞典学者布林（Birger Bohlin，1898—1990）来到北京，于1927—1929年从事周口店发掘工作，他与李捷合作，成为周口店发掘最初的组织者。后布林受斯文赫定邀请参加西北考察团，李捷也被抽调离开，杨钟健和裴文中加入发掘。1929年12月2日晚，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这一消息轰动了世界。

1921年，安特生在渑池发现仰韶文化。由于安特生的出色工作，在丁文江的建议下，中国政府自1921年5月起续聘安特生3年。从这时起，他开始对西北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考察，还曾到东北葫芦岛一带从事古人类化石的发掘。他试图证明早期中西方文明的联系，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但他本人对待这个理论相当谨慎），还出版了《甘肃考古记》（1925）一书。就这样，从地质学家到化石采集者，再到考古学家，安特生完成了身份转变。

出色的学术活动家

甘肃出土彩陶罐，瑞典远东博物馆藏

安特生不仅学问出色，还擅长交际，与瑞典、美国、法国各界人士有诸多交往。除皇储外，他还得到了一些财团的支持，比如他从瑞典火柴大王克鲁格（Ivar Kreuger，1880—1932）处获得了《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资助。

安特生与北洋政府的上层官员亦有交往。为便于合作的顺利展开，他与丁文江签订了一些协议，商讨了化石采集、刊物出版等相关事务。丁文江在协议的签署过程中坚持平等的原则，维护中国权益，如要求所有与中国考古及自然史相关的研究成果都要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采掘出来的诸如彩陶类古物，一半交给中国，一半交给瑞典，没有副本的材料经过研究后需归还中国。此类协议的签订非常成功，安特生与中方在长时期内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民国初期的中国，地质学研究刚刚起步，丁文江、翁文灏等年轻的地质学家们都在努力开拓中国的地质学事业，而安特生则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人际网络帮助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国际学术交往的平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地质学刊物上涌现出了很多重要成果。1913年10月地质研究所成立，开始培养一批年轻的地质学家。1915年底，研究所学生赴野外实习，安特生率其中一组赴江苏江宁、镇江、江阴一带。1916年4月2日，他还带领学生前往唐山开平煤矿进行毕业实习，为学生的论文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训练。不仅如此，安氏还为很多中国年轻学者提供了实际的帮助，例如上文中提及的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周赞衡，曾于1917年2—4月陪同赫勒考察江西、湖南等地。安特生对他颇为欣赏，1918年专门请Lagrelius资助他前往瑞典自然史博物馆学习，并悉心安排相关经费问题，周氏后来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古植物学家。再如杨钟健，他在德国撰写博士论文时，安特生为他提供帮助，前往瑞典研究在中国收集的哺乳动物化石。

值得一提的是三门系的发现。三门系是由丁文江在山西河津发现的地层，后被广泛应用于华北地区。因安特生曾在相距不远的垣曲县做过调查，故丁文江知道附近有可资研究的地质材料，便前往附近的河津，在那里给安特生写了一封信（1918年8月20日），并附有河津的地质剖面图。安特生在写《中国北部之新生界》时引用了信中的成果。正是通过安特生的引用，丁文江的发现被广为采用，影响深远。

章鸿钊曾在地质学会初创时专门提到国外地质学家的一些重要工作，包括梭尔格（Friedrich Solgar，1877—1965）、安特生、新常富以及卫勒（A.S.Wheler），他这样写道：

新地质学和民国同时产出之后，十年以来，外国的有名地质学家，常常在我们左右和我们共事，这正是使我们得到一种不能不发展的机会。最初设立地质研究所的时候，德国梭尔格博士襄助最力，后因欧战，解职去了。然尚有安特生博士、丁格兰博士、新常富、威勒（即卫勒）诸君，在调查所办事。安博士到中国六七年，始终如一，到底不懈，发见的矿产、哺乳类化石和种种石器陶器，也是不少，大可增加中国地质上和文化上的价值，这是极可感佩的。

安特生手绘广河县齐家镇边家沟墓葬平面图均资料图片

安特生在地质学领域成果卓著，影响很大。解放前，学界对安特生的工作多持肯定态度，然而到了建国初，因政治形势的巨变，这一态度发生了转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四光，50年代初他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安特生，文中称：

在我们地质学会初成立的那一年，我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行的遗迹，并且采集了带冰擦条痕的漂砾，回到北京。当时农商部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在内幕指导地质调查所工作，他看了我所带回的材料以后，一笑置之。安特生曾经参加过南极探险，而又是来自冰川遗迹很多的一个西北欧的国家。照道理讲，他是应该认识什么样的石头是冰川漂砾，至少他应该认识带什么样擦痕的漂砾，可能是来自冰川的，他用一种轻蔑的态度，对那些材料很轻视地置之一笑，使我大吃一惊。他那一笑不打紧，可绕着他便形成了故意或无意地不理会冰川现象的一个圈子。由于这个圈子的把持，第四纪地质问题以及其它有关问题的发展，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李四光不仅批评了安特生，还批评其他欧洲地质学家，特别是巴尔博等不同意中国东部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学者。不仅在地质学界，在考古学界，安特生也因宣扬彩陶文化西来说，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近年来，学界对安特生、丁文江以及中国史前史的研究又开始了重新评估，安特生的形象也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

结论与启迪

安特生的成功并非偶然。首先，他拥有成功必备的一大要素——好奇心。作为一名科学家，每当获得矿石和化石的消息时，他能够敏锐地抓住线索，追根溯源，龙烟铁矿等重大发现无一不起因于强烈好奇心的驱动。其次，他超群的组织能力和亲和力，及筹备世界地质学大会和组织地质调查所的经验和阅历，为他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很大帮助。他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跟各国学者真诚交往，相处愉快，与助手关系融洽，还帮助和培养了很多中国本土地质学家，其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袁复礼。袁氏跟随安特生在仰韶渑池、甘肃进行考古发掘，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安氏也有很大关系。

安特生热爱中国，在很多场合下都会站在中国的立场说话，如安得思曾在美国《亚细亚》（Asia）杂志发表文章贬低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丁文江在与步达生、安特生聚会时对此表达了不满，安氏便在给美方的信件中提及了此事，后来美国方面对此进行了道歉。他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称中国为“第二祖国”，抗战时期他还从道义上批评日本的侵略行径，支持中国。安特生文笔优美，擅长叙事，他的代表作《黄土地的儿女》一书以生动的笔触叙述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复杂的科学知识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展现出来。

安特生去世后，其远东博物馆馆长一职的继任者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发表了回忆文章，称安特生是“地质学和地理学领域的杰出学者以及中国考古学划时代的先驱”。在谈到安特生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时，他认为“安特生在这项事业中的显著成功，一方面归因于他作为地质学家的技能和经验。作为地质学家，他能够将地形作为一本开放的书来阅读，并且识别史前定居地的可能地点”。安特生能用地质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考古学地层方面的知识，是他成为考古学家的重要因素。

安特生的经历给我们以诸多启迪。在民国纷繁复杂的局势下，他以自己的学术兴趣为导向，敏锐地把握住各种线索，充分协调利用各方资源，成功实现了从地质学家到化石收集者，再到考古学家的身份转换。他与丁文江等人一起，与各国学者及机构进行广泛合作，促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地质学科迅速实现国际化，打开了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新局面。从地质调查所建立到抗战爆发的短短20余年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瑞典自然史博物馆、瑞典远东博物馆、乌普萨拉大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法国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等机构在有关中国的研究领域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各国学者之间既有合作，亦有竞争，共同推动了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使之逐渐实现了本土化。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学科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相信也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本文为节选，注释从略。全文见《法国汉学》第十八辑，中华书局，即出）■

作者：韩琦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文汇理评部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