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的林纾，时年71岁，刊《人间世》第14期（1934.10.20）

诚然，白话文学需要更“进化”的形态，外国文学需要更高明的译才；可是处在新旧过渡的时代，难道求新就需要以“损旧”为必然代价吗，一蹴而就的新真会很新吗？林纾此前从未觉得自己是守旧派，但在后辈更为激进态度的对照下，他感觉自己好像难免也被迫坠入腐朽的老顽固队伍中了。1919年，岁次己未。这一年对于68岁的林纾来说颇不平静。去年春天，北大那批青年教师办的刊物上，一个叫“王敬轩”的读者来信推崇“林先生”是“译笔健雅”的“当代文豪”，居然被杂志编者反斥一顿，说“林先生”翻译的都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的“闲书”。毫不奇怪，两年前他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后，就被“新青年”盯上了，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都陆续对之进行讥刺嘲讽。更早的恩怨，也许是钱基博所分析的那样，为桐城人物被“章门之徒”逐出北大而不平；还有一笔账，即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里排出的“十八妖魔”，包含了桐城家法里的列代祖师。

今年2、3月里，林纾给学生张厚载替他在《新申报》张罗的专栏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又刊出两封公开信，《致蔡鹤卿书》（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再答蔡鹤卿书》（1919年3月25日《大公报》，次日又在《新申报》刊出）。小说引起的波动比公开信更大，《妖梦》咒骂“鬼中三杰”，影射的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从长相上进行挖苦和羞辱，实在显得很低级；更为人不齿的是《荆生》里动用武力来解决争端，被敏感的新文化人物认定这似乎是要召唤军阀来镇压他们。于是，林纾被确认为无能的反对者，大家忘记他在公开信里说了什么话还值得思考了。各家报刊媒体纷纷转载的就是这两篇小说，有时还加上了特别的按语，比如“想用强权压倒公理”云云，今天的话说来，就是故意要“晒”林纾。而到了4月，陈衍主编的《文艺丛报》第一期上，还刊出林琴南一篇《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的文章，学理思想如何，也就都不那么受人重视了。《新申报》的主笔张厚载被北京大学开除了，林纾为他送行，赠《序》里说“张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若无所戚戚于其中者”。

平心而论，林纾本来并不反对白话文学，他在世纪之初就为杭州《白话日报》撰写《白话道情》了；1919年3、4月他还在《公言报》连续发表他的《劝世白话新乐府》和《劝孝白话道情》。至于提倡新文学，引入外国文学，他翻译的《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等，这些后生谁没读过？诚然，白话文学需要更“进化”的形态，外国文学需要更高明的译才；可是处在新旧过渡的时代，难道求新就需要以“损旧”为必然代价吗，一蹴而就的新真会很新吗？《公言报》上发表的《腐解》，提到自己的“七十之年，去死已近”，林纾此前从未觉得自己是守旧派，但在后辈更为激进态度的对照下，他感觉自己好像难免也被迫坠入腐朽的老顽固队伍中了。他生气地在《新申报》那个文言笔记小说的专栏里写道：

吾年七十，而此辈不过三十，年岁悬殊。我即老悖颠狂，亦不至偏衷狭量至此。……我老廉颇顽皮憨力，尚能挽五石之弓，不汝惧也。来！来！来！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译《茶花女遗事》

由此看来，文言小说里的那种近乎谩骂的方式，在老迈却易怒的林纾这里，顶多算是不注意修养和分寸的一种失态表现；老年人认死理，觉得后辈晚生不懂事，发脾气下来，大概就是这样吧——后来“新青年”们变老了，也未尝不曾有类似的表现。这年林纾和唐文治议论废经、与族侄林怿论师道的文章，实则也都是在宣泄他对新文化运动激进姿态的不满。《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里说过“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这样无可奈何的话；然而，“新青年”们没有放过他，从此之后毁谤之言不绝于耳。甚至连这一年他第五个女儿出生，后来都被鲁迅捉弄了一番，称“曾在一个药房的仿单上见过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谢丸药的功效”（《论照相之类》）云云；事实上林纾甚至根本没有小老婆。

在已经经营了二十年的文学翻译“作坊”里，至少从产量上看，这种衰老退化的感受还并不明显。1919年，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们又译出了十来种外国小说，五花八门的，很出风头。这一年，北京上海的市民读者打开《小说月报》第十卷，会发现每一期开篇依然都是他们熟悉的林琴南：起初有从西方歌剧情节编译的《泰西古剧》，之后又加进来一部西方中世纪故事集《妄言妄听》。还出现过一部中短篇的哈葛德《豪士述猎》，讲述的还是英国人在黑非洲的冒险经历。这种风光的气势已经维持不了太久了，下一年的《小说月报》目录里会出现一个新栏目“小说新潮”，主持人是沈雁冰；此人很快会切断手里这个杂志与“林纾公司”的固定关系，并即将不再刊发“林译小说”。沈雁冰对林纾的反感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后者所被塑造的形象，他对“林译小说”本身也许并不太了解。很多年后，已经成为著名小说家茅盾的沈雁冰撰写了一部《汉译西洋文学名著》，选目中排在荷马史诗之后的中古文学作品《屋卡珊与尼各莱特》，就是《妄言妄听》里的《阿卡西》。

然而“林译小说”也的确是鱼龙混杂。这一年的《小说月报》，除了上述三种，就还有一部侦探小说集《焦头烂额》，原作者“美国尼克拉司”，其实就是“Nicholas Carter”，是一个共用的化名，涉及十多位小说家

（并非张俊才先生《林纾评传》附录里所说的五作家共同之笔名）。这些人一起创造出一位著名的侦探人物尼克·卡特，多达一千多部小说。清末民初很多书局都推出了大套中译本，以小说林社的十六册《聂格卡脱侦探案》最为显赫。林纾译了三个故事，连续在1919年的《小说月报》上出现了十期。侦探小说会是未来中国文学的主流或出路吗？至少从新文学家立场看，他们是视为洪水猛兽的。

“新文化”的人物们不光要在《小说月报》上忍受林琴南，打开其他几个刊物也都能一直看到他的名字。《东方杂志》本年出到第十六卷，最后几个月有一部《戎马书生》开了头，而前九期的文学版面都是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赂史》，那原是英国作家写的一部涉及潜水艇事件的间谍小说。不知为何误作法国作家；而更糟糕的是，里面有一个病句用法，被“新青年”们揪住不放，闹得沸沸扬扬。这是指《东方杂志》本年第七号《赂史》第二十一章里的“有出人意表之外者”。陈独秀、周作人随即先后在《每周评论》都有意提到林琴南先生的独特发明，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李大钊此后均明里暗里地有所讥刺。即便是九十年后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想要为之平反辩护，也被评定为“翻案文字究未能成立”（常方舟《迟到却不应缺席的正名》）。何况是当时，这番连珠炮一样的攻击足够让身为文章宗师的林纾好受的了。

此外，《学生杂志》在连载他和陈家麟翻译的《鹯巢记》，原作即瑞士作家Johann David Wyss所撰《瑞士家庭鲁滨孙》（De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当系由英译本转译而成。这时的“翻译公司”，很不在乎翻译的书会不会和别人“撞车”。实际上，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里早就有一部《小仙源》，初刊于《绣像小说》时，曾署“戈特尔芬美兰女士著”，由此考知应该是根据Mary Godolphin英文改写本译出的。小说写的是一家瑞士人（夫妇，四子，两犬，其他动物，一个收养的英国女儿）在东南亚去往澳洲途中遇海难，登陆荒岛长达十年的历险故事。也许在林纾心中，既然他译过完整的《鲁滨孙漂流记》和《续记》（翻检整个汉译史，这两部都译过的人也只还有汪原放），那么这部仿效之作他也应该有资格来译译的。正如作为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的翻译专业户，不久之后他还会翻译一部《世界的欲望》（TheWorld'sDesire），题作《金梭神女再生缘》；这个小说却早就有中译本，则题为《红星佚史》，译者正是绍兴周氏兄弟，也就是《新青年》上驳斥“王敬轩”来信时所举出的优秀翻译家。周作人说：“丙丁之际我们翻译小说，还多用林氏的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丙丁之际，即1906、1907年间；《红星佚史》的翻译，正好就处于这个变化的开端上。哈葛德这部小说请了神话学与人类学名家安得路·朗（Andrew Lang，1844—1912）合作，带有浓厚的西方古典学趣味，写奥德修斯的第三次远航，正是周作人关注的学问。鲁迅译的长诗古意盎然，明丽奇幻。林纾对于这些诗歌，多数忽略不译，少数以三两句的骚体诗译出一个大意来，就显现出他的“老态”来了。

而《妇女杂志》全年连载他和王庆通翻译的小仲马《九原可作》，这个小说译得非常完整通顺，在此颇值得详细说说。小说合译者王庆通，其叔父就是第一个与林纾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晓斋主人”王寿昌。受父辈影响，王庆通向林纾口译了六部小仲马作品。在外国文学翻译繁荣发达的今天，我们熟悉的小仲马小说主要还是一部《茶花女》，偶尔才会知道还有一部《克莱孟梭事件》（林纾译作《血华鸳鸯枕》），其他就很少会提到了。《九原可作》原题为《塞尔万大夫》（Le Docteur Servans，1849），故事情节离奇，讲述一位“弗兰肯斯坦”式老医师试图通过电流实验使死者复生，为的是探求生命更新的奥秘。这位济世名医“塞恩”，年迈七十，平生好救护贫苦百姓而不求回报，老来贫病交加。老医师对于自己的命运毫不在意，他感觉自己对世人的爱就像母亲对于罹患重病的孩子那样。林纾笔下，这位老医师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如寻常之医生，视生人为一骷髅，为一筋骨之机器，恃灵魂旋转血脉之气而已。塞恩独以剖解学之精，脉理之熟，因曾疗尽疽瘫之症，而藉其深奥之学问，精明之理解，尤能医人之心疾，去人灵魂之病。

他遇到一位母亲绝望地哀悼病榻上死去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受其悲痛所触，突发奇想，先以药使尸身不腐，同时开始研究起死回生之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试验中，死去数月的少女慢慢站立起来，随即又倒下了。小仲马小说里描述了此时死者母亲心理所受的沉重打击，对于原本死去的生命的哀痛，是常人都会体会的感受，而听信老医师的话激发了一丝希望，终于还是更为彻底地被扑灭。如同“垂枯之树”，人母抱憾而终。此后，医生又收容多具华年早逝的尸首。他为了验证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先服毒而死，与众人约好三日后将在助手的救护下重生人间，这次他成功了。然后他声称接下来要救活那几位死者。可有意思的是，丧失亲戚爱侣的人们都向医生表示，他们并不真的需要死者复生的。葬礼过后，医生才告知众人，他之前是假死，目的在于探察一旦人们坚信他能死而复生，还有谁会不顾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想要某个死者复活。

也许这部林译小说恰好隐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在加速前进，没有人会反对垂死挣扎的那部分世界可以赶快去死。小说里惟一真心想要死者复生的，即出于慈母之爱。或许可以说，林纾就像那么一个母亲，“林译小说”的命运，即将像不幸短命的儿童，席卷在垂死的世界里一同而去，而再无其他人对此感到遗憾。

1919年，商务印书馆还推出了几部林译小说的单行本。4月出版的《恨缕情丝》是前一年在《小说月报》连载的托尔斯泰两个短篇小说合成，分别是《克鲁采奏鸣曲》（题作“波子西佛杀妻”）和《家庭幸福》（题作“马莎自述生平”）。难以揣测合作者陈家麟的文学口味是如何使他选定这两篇的，他显然不能向林纾传达出托尔斯泰的深刻构思之妙。从基本情节来看，《克鲁采奏鸣曲》似乎是第一部林译小说《茶花女》的变奏：公子哥儿娶了貌美的平民女子，却仍在猜忌与狂怒的情绪里杀死了爱人。6月出版的《鬼窟藏娇》《西楼鬼语》这两部小说目前还不确知原作为何。8月，《莲心藕缕录》出版，译自美国作家查尔斯·梅杰（Charles Major）的处女作（When Knighthood Was in Flower，1898），写的是都铎王室里的法国王后玛丽婚前与平民男子的爱情故事。几年之后，这部小说被搬上了无声的银幕，玛丽恩·戴维斯因在其中成功扮演玛丽公主而树立了她在电影史上的地位。7月的《铁匣头颅》与10月的《铁匣头颅续编》应该是今年的重头戏，林纾和陈家麟译得格外仔细，这是哈葛德的最早定型的作品（TheWitch'sHead，1885）。引起洛阳纸贵的林译哈葛德，都在这部小说之后问世。然而，再也不是从前《埃及金塔剖尸记》《斐城烟水愁城录》的那个年代了，但关键的原因可能还是他老了。俞平伯晚年写信给叶圣陶，谓“民十左右”之林琴南，可称“新林译”，文笔不佳，“颇疑未必尽出于畏翁之笔”，举出的代表就是《铁匣头颅》与后来的一部《矐目英雄》。连肯为林纾讲好话的钱锺书也说：“说也奇怪，同一个哈葛德的作品，后期译的《铁匣头颅》之类，也比前期所译他的任何一部书读起来沉闷。”

这年9月，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情天异彩》。这部小说署“法国周鲁倭”原著，据古二德考证底本系儒勒·凡尔纳《一张彩票》（Un billet de loterie，1886）的某个英译本。“林纾公司”原本对于科幻小说缺乏兴趣，这部凡尔纳全无科技想象，只是以一张巨额中奖彩票为线索写挪威海军与其情侣的真挚爱情。几年后，林纾与毛文钟又译《矐目英雄》，也是凡尔纳小说，今日译作《沙皇的信使》（Michael Strogoff，1876），写187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派往西伯利亚地区侦查南部叛乱并传送消息的军官与乌兹别克女间谍周旋的故事，也不涉及科幻。其实，林纾还和陈家麟译出了一部《五丁开山记》，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后毁于战火之中。作者署名“法国文鲁倭”，马泰来即认为与“周鲁倭”同，古二德则根据题名断定就是凡尔纳的《神秘岛》，因为那部小说正是写五个美国内战中的北军战俘流亡在一个火山岛上的故事。

林纾喜爱翻译笔述勇于冒险、历经磨难的外国故事，喜爱表现情感深挚、理想忠贞的人物。这一年，在他给儿子林琮的信中，林纾说：

做人须得一个“勇”字，又须得一个“忍”字。不勇无以趋事业，不忍无以就事业。盖能勇则猛进不畏难，能忍则耐性不避难。

鼓励其勇猛进取，坚忍刻苦，不要选择依傍他人的道路。林纾自号偏偏是“畏庐”，这早在清末即已用之。宣统初年，他在京师大学堂教过的两个弟子，黄秋岳与梁众异，曾因对老师怀有不满，为表示与他脱离关系，各自起号为“无畏”、“非庐”。林纾在给他人的信里说：“二人者，吾不恕其叛师，而忧其叛道，终忧其叛国也”后来竟一语成谶。《石语》里陈衍曾对钱锺书说：“琴南最怕人骂，以其中有所不足也”，似并非知人之言。写于四十岁的《畏庐记》里早就说过，“畏”是取“畏过自治”的意思，以为“能终身畏，或终身不为伪矣”。客观来看，对自己要求的“畏”，和对爱子要求的“不畏”，一是谨慎于外在物议对真性的干扰，一是不要惧怕阻碍理想追求的困难，两者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看的。我想，在1919年的林纾，对于“畏”与“不畏”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吧。

十多年前的《鲁滨孙漂流记》和《续记》，是他最成功的冒险文学译作，在“民十前后”还成为北洋政府教育部嘉奖的学生读物。《续记》开篇是一句“百凡皆足引以为喻”的“英谚”：“凡人自骨髓中喂养成长者，必不能脱躯壳而逃”（That what is bred in the bone will not go out of the flesh）。纵然身将老朽死去，纵然往昔的功名和声望最后都成了累赘，你又能逃避到哪里去呢？这正如传统与更新的关系，所谓全然一新，真能挣脱得了躯壳，去除所有旧的骨髓吗？这也许就是林纾要和“新文化运动”辩论个明白的所在吧？与林纾同属“译才并世”的严复，本来也是“王敬轩事件”里的打击对象，他选择了缄口不言，藏在老家研究《老子》去了。相比之下，林纾的各种反击文章，连同他高产的翻译，都在新潮流里被冲击得一无是处。《鲁滨孙漂流续记》里说：

凡兹壮往之思，载余脑中。磨练久，宜乎销衂都尽，归于平实，纵使雄心犹热，亦正如爝火之征。

很可以移来描述当下他那不能安分下来的心情。他壮年时的怀抱，在于引介西方的政治思想小说来教育民众；他心中本来“富国强兵”的海军情结，与过半数合译者出身于福建船政学堂大有关系——这一切都不必再提起了。某种意义上看，林纾就好像是他的时代里的鲁滨逊，意外地要在西方文学海洋里的一个荒岛上重建新世界。懂外语的助手们好像是“星期五”，比他更熟悉新世界，却不能主导，也不能全然代劳，而只聊充辅佐之职，打一打下手。然而，这种赤手空拳筑造世界的原始方式，很快在“现代”中国正式开始的时刻被震动得粉身碎骨。他在写给蔡元培的公开信里提出一个问题：新思想对于“孔孟之道”的反对如此激烈，但“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同样，我们隔了一百年看过去，也可以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把林纾树立为反对者将之打倒，视为速死之物，真有利于激励新思想新文明的产生和继续进步吗？

作者：张治 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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