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制度刚性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文化柔性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行为中，既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也可以看到文化的影响，二者等量齐观，共同地决定一国的经济活动和繁荣发展。

◆中国文化中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有两个，一个是勤俭，一个是重视教育，前者涉及物质资本的积累，后者涉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涉及技术进步的速度。（朱天）

◆无论在人们的经验观察，还是在经济学的研究结论中都可以发现，文化优势有着稳定影响投入要素和投入机制的特点，其作用有着渗透性、传递性和可延续性的特点。

为什么有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抑或繁荣了，有些国家却不能

类似“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已经发达起来”的问题，现在屡屡进入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这是在问，为什么有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发达了，成功了，抑或繁荣了，有些国家却不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和两位合作者在共同撰著的《经济学（宏观部分）》中试图给出一般的答案。

阿西莫格鲁提出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繁荣的直接原因是国家的投入水平，而根本原因是投入水平存在这些差别的理由”。那么，怎样更直观地区别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阿西莫格鲁以流感为例，区别二者的不同。人们出现了喉咙痛、发烧和头痛的症状，会服用一些药物。服用药物的直接原因是这些症状，但出现这些症状的根本原因是你患了流感。世界上许多国家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和技术投入不足，导致增长缓慢，但要问为什么投入不足？这就是对根本原因的考虑和探究。

有许多关于贫困和繁荣根本原因的假说，阿西莫格鲁将它们分成三种类型，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和制度假说。地理假说认为，地理、气候和生态的差别，最终决定了世界各地繁荣的大部分差别。在技术进步缓慢的年代，有许多思想家支持地理假说。但是，因为技术革命和技术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医药卫生技术，还有制冷技术的快速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或克服了地理上的劣势。地理假说基本不能成立，但地理位置仍然是经济繁荣的充分条件之一。

文化假说宣称，不同的价值和信念从根本上导致了世界各地繁荣程度的差别。比较系统地阐述文化和经济发展联系的社会科学学者是马克斯·韦伯。他认为，新教的世界观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文化假说也可以用来对比亚文化的差异，有些有益于投资和新技术的利用，有些则被认为活力要低且更为保守。亨廷顿是支持文化假说的，他认为，文化在决定繁荣中起着中心作用。

制度假说是指，人们为组织社会所选择方式的差别，即那些影响社会中的个人和企业面临的激励的差别，是导致他们相对繁荣程度有所差别的原因。阿西莫格鲁直白地告诉我们，一个保护生命和财产的不腐败的司法系统，一个冒险和尝试不会遭到反对的环境，是提供让个人和国家致富的经济与社会激励的两大支柱。掠夺性经济制度没有保护私人产权，没有维护合同，干扰市场运行。它们还建立了显著的行业和职业进入壁垒。

阿西莫格鲁是经济学圈人们熟知的制度决定论者。对“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已经发达起来”的问题，他推荐的答案是，“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国家财富的根源”。但是，阿西莫格鲁没有回答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制度和文化在决定经济持续增长中是什么关系？笔者结合中国的实践，试着初步地回答这个问题。

在人们的行为中，既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也可以看到文化的影响

近些年来，关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原因的探索，也是一个热门的课题。人们的共识是，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推进工业化战略，是中国经济取得阶段性成功的特殊根本原因，是必要条件。

不过，有经济学家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并不存在包容性的制度安排，甚至也不存在内生包容性制度的社会条件，进而否定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其实不然。过去四十多年来陆续推出的农村改革、建设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和引进利用外资等一系列重大举措，都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制度在持续地进行渐进式变革和完善。这些变革和完善都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果说包容性制度在中国的作用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就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破冰”，随之提出各种制度变迁方案，即改革方案，并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创新，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成为助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从上述特殊的根本原因和由这些原因引致的制度变革，还缺乏强有力的、具有微观意义的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于是，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我借两本专注于此的著作，来阐述文化假说对中国这四十多年经济增长的有力解释。

朱天在《中国增长之谜》一书中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之谜，谜底在文化。他的观点是，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国为什么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在给定同样的体制、政策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由于文化的优势会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中国文化中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有两个，一个是勤俭，一个是重视教育，前者涉及物质资本的积累，后者涉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涉及技术进步的速度。由中国乃至东亚文化解释的勤俭即高储蓄和重视教育即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必要条件，进而在渐进形成包容性制度的基础上，融合文化的作用，最终解释了中国经济这四十多年的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成因追踪》一书作者廖群从投入及其效率、主体行为和儒家哲学三个层面，阐发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不难发现，后二者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他认为，过去四十年国人的经济行为呈现五大特征，即超高的致富欲望、超强的吃苦精神、炽烈的学习热情、高昂的储蓄/投资意愿与强烈的攀比心理。当然，这些行为在不同年代的国人身上有程度的差异，但基本符合这四十多年国人经济行为的现实。行为当然受到价值观的支配。那么，国人价值观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呢？廖群进一步分析道，这五大行为体现出有为精神，其渊源是儒家哲学（文化）的“入世有为”主义。尽管这是一家之言，但将经济增长与经济行为联系，进而将经济行为与文化传承挂钩，在逻辑上是合理的、正确的。

制度刚性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文化柔性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行为中，既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也可以看到文化的影响，二者等量齐观，共同地决定一国的经济活动和繁荣发展。制度可以成文的形式，也可以非成文的形式，激励或约束人们的行为。所谓非成文形式，即约定俗成，就是文化延续的渗透作用。

制度文化、移民文化和岭南文化交互作用，形成深圳特色创新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当下，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积极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是一个至高的定位和要求。人们有很多关于“为什么是深圳”的解读。从文化视角来看，我认为深圳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

多年来，我在观察、思考深圳发展时发现：特区、移民和区位这三个关键性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形成了深圳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文化，由此构成独特的文化优势。特区是第一个因素，是必要条件。没有建特区这一条，其他全部免谈。深圳特区不同其他特区的一点，就是它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来的。这就决定了深圳建构了独特的体制，形成了自己的制度文化。在深圳，无论是老百姓的心目中，还是政府官员自己看来，政府就是“市民中心”。在“市民中心”，有市民餐厅，老百姓在里面吃饭聊天。这些都是制度文化的折射。

移民是第二个因素，是充分条件。从全球范围看，移民的国家或城市，是创业创新的国家或城市，移民是创业创新的主体。现代史上的美国和以色列，都是因为大规模移民，成就了它们成为创业创新的国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圳，也是因为大规模移民，出现了大量的新创公司、完善的创新生态，乃至独特的移民文化。移民城市的深圳，显得更加包容，没有歧视、偏见和傲慢，就像现在的一句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因此，深圳在集聚科创资源、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区位是第三个因素，也是充分条件。区位大致决定了三个东西，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区域（亚）文化。这里不展开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对深圳发展的作用，只是说一句，自改革开放以来，对面的香港通过贸易中介、产业转移和金融资本等资源，极大地帮助和促进了深圳的发展。今天，经济的一体化将成为它们共同发展的重要条件。深圳的区域文化属于岭南文化。务实是岭南文化的最重要特征。移民文化的冒险精神，融入了岭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在深圳得到了完美的表现。在深圳的企业文化中，敢为天下先和务实进取通常是其中的主要元素。

制度文化、移民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交互作用，形成了深圳独具特色的创新文化。无论在人们的经验观察，还是在经济学的研究结论中，都可以发现，文化优势有着稳定地影响投入要素和投入机制的特点，其作用有着渗透性、传递性和可延续性的特点。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认为，美国科学的最大优势不是钱，也不是人，而是文化。多元的、开放的、自由的、推崇个人创造力的文化，是科学发展的软实力。当然，在美国，创新文化也具有区域特征，属于亚文化的范畴。在中国亦是如此。“先行先试”作为“渐进式改革”的操作路径，在推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的同时，又能促进先行地区制度创新的自觉实践。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深意在此，影响在此，作用也在此。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作者：陈宪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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