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焦点，如今已不再是文学，而是被电影、电视、漫画、流行音乐和社交媒体所取代。目迷五色的学者们放弃了作为文学遗产保管人的角色。得克萨斯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史蒂芬·凯尔曼（Steven G.Kellman）担心着文学研究要终结了。对于攻击文学的悠长传统，他提到了近年两部相关研究著作。

《恨文学》一书调查了从柏拉图至今，对文学反感的漫长历史，是巴黎第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威廉·马克斯（William Marx）的作品。回溯 《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所说的“哲学与诗歌间的古老争论”之后，马克斯发现，对想象性写作持敌视态度的，不仅仅是哲学。他还勾勒出平行或寄生于文学史之外的反文学传统，那种种否认作者权威的言论和行为。

马克斯发现，在早期，这是一个权力问题。有感于荷马史诗对雅典人民的持续有害影响，柏拉图觉得应该把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柏拉图认为，诗歌不过是对永恒形式的摹仿的摹仿。一首关于床的诗仅仅再现了一张床，而那张床本身只是对理念的、典范式的床的不完美的摹仿。16世纪，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在《为诗辩护》中，将这种对文学的柏拉图式排斥归结为这样一种信念——即文学是“谎言之母”，仿佛小说就是谎言的同义词。在现代大学里，真理探索者的典范在理工院系，而不是跟不上时代的文学爱好者。

1959年，C.P.斯诺发表了他臭名昭著的“两种文化”演讲，声称科学头脑在认识论上优于人文主义想象。尽管如马克斯指出，斯诺的论点有似是而非、过于简化、荒谬不真实等等明显缺陷，但这套话术仍然说服了大批金主和政客，前者削减了文学研究的预算，后者蔑视文学研究。事实上，诗人自己都经常说，自己的艺术不追求什么真；如果诗歌不再宣称其为真，那么也就不能因为虚假而受到谴责——西德尼就是这么抵抗的。

以道德的理由反文学，是马克斯列举的另一个历史传统。诗人的队伍里不仅充斥着酒鬼、瘾君子、叛徒、小偷、杀人犯和其他各式各样的罪犯，而且，反文学的拥护者警告说，这些坏人的诗歌用他们的罪恶败坏了读者。不同时代的清教徒对邪恶的定义不同，在当代的教室里上演的版本是：从课程里清除奥维德的《变形记》，因为它似乎容忍了强奸；清除《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因为它脏话连篇。

此外，照字面意思，先锋派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正面攻击。这么来看，如果绝大部分的现代文学意在震惊、挑衅和摇动人心，那么身在一个旨在维持现状、坐享社会支持的机构里做这类文学的研究，好像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这是反对文学研究的又一个理由。

最后一个理由是基于社会效用。写一本关于埃德蒙·斯宾塞的专著除了对书呆子还能对谁有用？开一堂艾米莉·狄金森的研讨会如何能让参与者成为有用的公民？而且，许多现代主义者放弃了文学的所谓社会效用。“一切艺术都是无用的”，奥斯卡·王尔德坚称。在王尔德之后，为一个没有什么好处的学术研究辩护似乎也已经无用了。

然而，反对文学其实是诋毁者对文学的赞扬。支撑反文学的前提是相信文学具有力量，因而值得攻击。对于文学的捍卫者来说，比反感更糟糕的是冷漠。

这种冷漠可能已经蔓延开来。牛津大学英语系的梅尔韦·埃姆雷（Merve Emre）援引纳博科夫对于“好读者”和“坏读者”的区分，审视20世纪中期的阅读状况，写成《准文学》一书。这边厢，大学正在强制推行“细读”，把文本作为丰富细致、自主的语言材料来研究，而“坏读者”正读着的却是回忆录、日记、委员会报告和其他准文学作品。他们还利用自己的文字技能来玩填字格游戏、破译老食谱，玩出其他未经学院批准的花样。

为求生存，学科必须适应和进化。16世纪早期教皇利奥十世在罗马大学创立的占星学系早已消失，但是天文学却由于超越了地心说和日心说的模型而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批判种族理论、生态批评、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酷儿理论已经让21世纪的文学系大大不同于本世纪中期形式主义者占主导的文学系。今天，旅行文学、科幻小说、烹饪书和其他准文学类型的课程比比皆是。阅读专家认为这些都可以成为培养阅读习惯的有效途径。从外卖菜单读起，最后捧起普鲁斯特。

凯尔曼表示，研究恋尸癖、美人鱼和澳大利亚电影本身无疑都是有价值的，但既然生命短暂，学术年限又不够长，这些应该取代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吗？很难相信《权力的游戏》甚至原著乔治·R.R.马丁的幻想小说，会诱使弗吉尼亚·伍尔夫终身成瘾。文学研究自亚里士多德论述希腊戏剧以来，已经被证明是极具弹性的，但凯尔曼怀疑，它会不会被拉成一个奇怪的模样，变得根本不是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