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论，物理学中把某个物理量在空间的一个区域内的分布称为场，如温度场、密度场、引力场、电场、磁场等。社会科学的场论就是重现行为发生的场或具体情景。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拓扑心理学的创始人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 1890-1947），利用现代物理学中“场”的理论和概念于社会心理学，提出了生活空间、行为与移动、力与力场、紧张与张力系统等等一系列独特的心理学的概念。场，首先是生活空间，包括在一定时间决定个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所有事实，这是人及其环境相互依存的各种因素的集合；人在生活空间中的移动，是对某个目标的接近或避拒，而力则代表变化的方向和倾向，任何生活空间或“场”都存在相反的力。两个或更多的正力对不同的目标，或正力与负力对同一个目标区，其结果，就会出现一种紧张状态，紧张或称张力的释放，就会为心理活动和行为提供动力和能量，进而决定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

勒温界定了生活空间中的三种事实：准物理的、准社会的和准概念的事实。之所以加上一个“准”字，是因为生活空间虽然可以包容物理的、社会的和概念的三方面的事实和因素，但都必须以对行为主体实际发生影响者为限。生活空间以对人的行为发生实际影响者为存在标准，将主体与客体融合为一个共同的整体，其中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

历史过程通常是指人们以往的各种活动，一经成为历史，就意味着这些活动已经是过去时，已经无法再现，更无法复制。历史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利用有限的可能是许多片段的资料，去重建、重现历史的“场”，让自己和人们一道通过“在场性”的体验，去了解当时的社会与个人的实际。“在场性”，就是直接面对呈现在面前的事物本身，获得具有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的感性直观的经验，而进入自由之境。

上海书店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典藏”，选择一百年前若干出版物，原汁原味组装在一起，逐年印行。今年的《典藏1921》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策划，它将会带领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世纪前的生活空间，直接面对当时的原初场景。先前上海书店出版社所出版的大型《民国丛书》，将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按照原样影印编辑，可以说，已经为重建、重现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著述历史的“场”提供了基本材料，但无论是按照年代，或是按照学科门类，还是按照人物、思潮、学派，去体验历史的“在场性”，都需要利用这些基本材料进行再加工。现在，上海书店出版社策划按照时间顺序，逐年精选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若干部著作编辑出版，就是希望为人们直接体验这种历史的“在场性”开辟一条更加便捷的通道。

现在人们所接触到的那时出版的著作，绝大多数都经由今人重新进行过一番整理，原先的直排改成了现在的横排，封面、封底、扉页和版式设计，大多面目全非，许多文字、概念、用语、甚至标点符号用法，也经常被轻易改换，这些著作本来面目所包含的大量信息就此被遮蔽。“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与历史的原初场景直接面对面进行接触，由此而进入历史的内部。《典藏》除去纪念意义、收藏价值外，就学术史而言，它最突出的功能就是能够“去蔽”，通过感性

直观敞亮地面对历史本真。所以，我非常赞赏这一动议，并愿意协助做一点敲敲边鼓的事情。

先从新文化运动讲起。

1921：新文化运动修成正果

1921 年，我界定为新文化运动修成正果之年。

为什么作了这样一个界定？

新年伊始，1921 年1 月1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 卷第5 号上就发表了一篇李达所撰写的《马克思还原》，说明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明确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革命的”，而“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这五项，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新年打响的这一炮，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修成它最重要的成果，这就是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始于1920 年。上海渔阳里2 号，是原安徽都督柏文蔚在上海的一所私宅。陈独秀1920 年4 月从北京辗转来到上海，就居住在这里。

5 月，在这里，他接待了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专门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同月，他在这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李汉俊翻译 《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当时书名作《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作为建党的理论准备。6月起，他在这里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沈玄庐、沈雁冰等人多次会议，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毛泽东来到上海，也是在这里会见了陈独秀。随后，于8 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62 页）：8 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该组织拟定一个具体的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2016 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28、27 页）确认“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上海渔阳里2 号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陈独秀本人亲自联络和推动或派人帮助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及留法、留日成员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并于8 月20 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陈独秀将《新青年》自8 卷1 号（9 月出版）起改组为党所领导的机关刊物，让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加入《新青年》编辑部。11 月，创办《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喉舌。1920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南下广州办教育。他给北京同仁写了封信，交代陈望道将接任主编《新青年》。根据陈独秀的建议，1921 年伊始，开始积极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成为毛泽东所说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正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年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这两份刊物为中心，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和中国的农民问题。1920 年5 月，《新青年》专门出版一期“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了一组有关中国社会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涉及南京、唐山、山西、江苏、长沙、北京、上海、天津等中国工人集中的各个地区。这些调查报告，重点反映中国社会劳动阶层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以及阶级地位。

8 月，中国共产党人委托江南造船厂工人发起组织上海机器工会，11 月正式成立。1921 年４月，《共产党》月刊发表了《告中国的农民》，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翻身解放。9 月27 日，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两三个月内，农民协会发展到萧山、绍兴两县的八十多个村庄，农协领导农民进行抗税减租斗争。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开始结合起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下修成正果的又一重要标志。

从1920 年9 月开始的关于中国要不要选择社会主义以及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争论，1921 年仍在继续。研究系大将张东荪从1920 年9 月起多次发表文章，称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其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随后，梁启超撰文支持。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1920 年12 月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中明确指出，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广东群报》1921 年1 月19 日）。李大钊也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曙光》第2 卷第2 号，1921 年3 月）。

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同当时非常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无政府主义者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反对一切国家和暴力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 卷第4 号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长文，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问题，逐一反驳无政府主义的论点。李达、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人在《新青年》和《先驱》《青年周刊》《觉悟》等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

这些论战将新文化运动引进一个全新的方向。蔡和森认为《新青年》前期的民主与科学口号，“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792 页）。

但是，新文化运动所修成的这些正果，集中反映在《新青年》《共产党》这些刊物中，而这些刊物都早就影印出版，《典藏》选录的都是那一年出版的书籍，这些代表时代潮流的文献，便只能割爱了。而要深入和准确地了解1921 年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却不能不首先深刻认识新文化运动所修成的这一正果。

（选自《典藏1921》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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