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岩与中国式摔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是两项有着迥异特质的运动——前者盛行始于欧美，多为青少年群体所热爱；后者作为“国粹”已沉淀数千载，讲究品德礼数，有着“点到为止”的儒家风范。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攀岩与中国式摔跤却经历着与其他小众项目相同的命运：受众面狭窄，国内赛事紧缺，无法登上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舞台。直至2016年8月攀岩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两者的命运就此画出截然不同的曲线。

如今在山西省进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攀岩与中国式摔跤有了意外的交集。得益于大刀阔斧的项目改革，两者同时成为青运会家庭的新成员。当中国式摔跤还在为不可预知的未来迷茫时，攀岩却迎来了最美好的时光。

中国式摔跤：不为人了解的“宝藏项目”

中国式摔跤的赛地被安排在了距太原三小时车程的忻州市代县。这座毗邻雁门关的县城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但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却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项运动边缘化的处境。修葺一新的代县新城体育馆里，每日上演逾百场中国式摔跤对决，望着穿梭于场馆的参赛者，不免令人感概：原来，从事着这项古老运动的青少年远比想象中多。

每场三局、每局四分钟，中国式摔跤比赛并不冗长，纵然有着诸多流派，若以“门外汉”的观感来看又颇为相似：多数时候，对决双方或用拳或用脚，或拳脚并用反复试探，待对手露出破绽施以抱摔。每当一方被沉重地掷向地板，围观者的情绪总能被顷刻激发，但对于不得其要门的观众来说，过多试探也容易让人失了兴致。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式摔跤就被从全运会正式项目中剔除，至今未恢复。国内不少柔道或国际式摔跤选手都有中国式摔跤基础，但故事的另一面则是，不少中国式摔跤选手都迫于生计而中途转行。可以说，站在代县新城体育馆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都是真切地爱着这份不带来名利的事业。“我认识的所有中国式摔跤选手，未来都是冲着做专业运动员去的。”开封小伙毛捷一说自己也不例外，尽管15岁的他对于未来如何营生其实并无概念。因为热爱，毛捷一一边承受着学业压力，一边接受每周12次的训练。他练习中国式摔跤不过两年，此前无格斗基础，在这个行业里，这已成普遍现象——在十七八岁甚至成年后才接触这项运动，最终还能转向专业的选手大有人在。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与很多竞技项目由于水平过高已发展至瓶颈不同，中国式摔跤的竞技水准还处在相对较低的位置。

按时下流行的说法，中国式摔跤就是“宝藏项目”，不仅因其未被挖掘的潜力，也因那些不为外界知晓的理念。“除了保护自己，教练也会教我们保护对手。”在内蒙古选手巴图阿拉达尔看来，相较于对抗，中国式摔跤更讲究的其实是品德，学会点到为止、在被抱摔已成定局时懂得不伤害对手，都是选手们的必修课。这与西方文化倡导的运动家精神不谋而合，但讽刺的是，在跆拳道、柔道礼仪已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的当下，中国式摔跤的文化却深埋于地下。

奥运舞台为攀岩带来发展机遇

坐落于太原煤炭中心旁的攀岩赛场，在烈日炙烤之下，观众数量甚至比中国式摔跤更少。攀岩仍是小众项目，但过去两年已先后走上天津全运会与雅加达亚运会的舞台，下一站则是东京奥运会。

与外界的刻板印象不同，攀岩的比赛过程就像解数学题，选手们攀上岩壁前总会托腮思考，或是不断用涂满镁粉的双手比划。“冷静的思考与身体控制力同样重要。”据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的黄卓楠介绍，不同比赛有着截然不同的线路，寻找其中的最优解，就是攀岩最大的魅力。这项运动在国内并不缺少为之狂热的青少年，但在过去，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优秀到能为国出征那些只在圈内有影响力的赛事，要么以业余玩家身份赢取比赛奖金维持生计，不少人都中途放弃。

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青少年体育学校出战的付家豪自初中起就迷上了这项运动，但碍于现实从未考虑过将其作为职业，直至去年七月国家集训队的成立。据重庆市攀岩运动协会宣传部主任朱叶介绍，为备战东京奥运会，国家集训队进行了为期近半年的跨界跨项选拔，除从体操、摔跤转项的选手，也有如付家豪这样的业余玩家。冬训后，最终留队30人，如果不是攀岩入奥，他们都将走向不同的人生。奥运东风带来的改变远大于此。“以前业余选手都是自己练，最优秀的那批进入国家队，中间层完全断档。”朱叶表示，如今全国已有10支省市级攀岩集训队涌现，弥补断档。与此同时，国内赛事的数量与攀岩市场的规模，也随着爱好者数量的增长而攀升。

曾经类似的处境，如今不同的命运。某种程度而言，一切改变的源头只在于，攀岩恰好顺应了国际奥委会紧抓年轻市场的决心，而古老的中国式摔跤没有。

(本报太原8月7日专电)

作者：谢笑添
编辑：谢笑添
责任编辑：谷苗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