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配图皆为林风眠画作

杨焄

“屈平词赋悬日月”，李白的这句诗，为屈原的文学成就和地位都定下论调。屈原其人其文，虽享有盛名，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不多，屈原写过的词藻绚烂的诗文，显得古早遥远了些。一部偶像化的电视剧《思美人》使得“屈原”成了大众文化领域的话题，然而“戏说”后历史人物严重走形，这种误解带来的伤害远甚于“不解”的隔膜。“思美人”这三个字，用来形容屈原及其写作，是恰当的。但是，今人所思为何?“美人”为何?　这恰恰是值得思量、戏说不得的。

——编者的话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正如李白　《江上吟》　所说的那样，任何烜赫的权力与荣耀在屈原的作品面前都将黯然失色。不过自近代以来，围绕着屈原的生平引发过旷日持久的争论。

清末民初的廖平在　《楚辞讲义》中率先发难，认为　《楚辞》　原本是秦始皇时由七十博士创作的　《仙真人诗》，到了汉初才假托为屈原所作。胡适在　《读　〈楚辞>》　中更是强调：“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受此影响，何天行、卫聚贤、朱东润等也相继对是否确有屈原其人表示过怀疑。在日本汉学界，则先后有冈村繁、铃木修次、三泽玲尔、稻畑耕一郎等学者，提出过所谓的“屈原否定论”。虽然各家所述颇有出入，但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即关于屈原的生平状况，迄今只能追溯到西汉司马迁所撰写的　《史记·屈原列传》，在先秦文献中并没有留存相关记载。史料的欠缺引发认识的分歧，表明这些异议并非毫无意义，它促使学者们仔细爬梳先秦两汉典籍中的蛛丝马迹，对屈原的家世背景和生平遭遇做了更为翔实缜密的考订。而数十年来大量战国、秦汉时期楚简帛书的出土，既可以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又能够钩稽填补沉湮已久的细节。大量研究最终证明，司马迁的叙述渊源有自，《史记》依然是了解屈原生平时最可信赖的资料。

根据　《史记》　的记载，屈原是和楚王同姓的贵族，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擅长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因而深得楚王信赖，担任过三闾大夫、左徒等官职。但因力主变革，志洁行廉，由此遭受谗谮，逐渐被楚王疏远。而他依然竭忠尽智，直言进谏，以致屡遭迁谪放逐。尽管不公正的待遇使他几度犹豫彷徨，可在内心深处始终对楚国满怀缱绻，希冀着有朝一日楚王能够幡然醒悟，可惜事实并未如其所愿。在楚国的郢都被秦国攻陷之后，流离失所的屈原最终愤而自沉。

基于自身郁积已久的愤切，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共鸣，司马迁对屈原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和悲慨。然而与此同时，他也质问道：“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对其采取极端的方式来结束生命表示难以理解。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出现过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游士阶层，楚才晋用早就蔚然成风。由于困顿失意而远走他乡，不但屡见不鲜，而且无可厚非。孔子就率领众多弟子，在十余年间周游列国。相形之下，屈原的最终选择确实让人在痛惜叹惋之余颇觉费解。南宋时朱熹在　《楚辞集注》　中拈出“爱国之诚心”，尝试以此阐发屈原思想观念的根柢所在，这也成为后世学者在研读屈原作品时的重要切入点。而在近代以来动荡的时代背景之下，作为爱国诗人的屈原形象更是逐渐稳固定型。

将爱国精神作为屈原的思想渊源固然毋庸置疑，可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多元的、丰富的诠释空间呢？　从屈原流传至今的作品中，显然还可以寻绎出更多值得珍视的意蕴。生活在“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　的时代，屈原也深切地领受到诸子勃兴、思想开放的濡染沾溉，体现出士阶层所特有的精神风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给予充分的体认和尊重。在充溢着不平之气的　《离骚》　中，他就反复感叹“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贯注着以道自任、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而当无端遭受命运的恣意播弄时，“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依然坚守独立不迁的人格，绝不随波逐流，曲己从人。可见他最终投水自沉，绝不仅是由于楚国覆亡所导致的失落痛苦，更是以身殉道的自主抉择。从中透露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具备了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和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　《楚辞》　一书，是在汉代编定成集的，除了屈原的作品　(个别尚存争议)　之外，还包括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等先秦两汉作家的创作。不过要追溯其源流，楚辞体的出现乃至成熟，毫无疑问要归功于屈原一人。正是他创造出这一崭新的文学体裁，并吸引了大批效仿模拟者，才得以与　《诗经》　前后辉映，构成后世文学的两大源头。与作为北方文化代表的　《诗经》　相较，屈原的创作篇幅庞大，结构复杂，句式参差，词采绚烂，情感奔放，想象奇幻，呈现了迥然不同的异彩。最引人瞩目的，则是其中洋溢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　《九歌》　逐一描绘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神祇，就和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　的习俗密切相关；《天问》　中穿插着各类楚地的山川灵异、历史文化和神话传说等，藉此形成穷幽极渺、瑰奇多变的风格；至于楚地独有的方言俗语和风土名物，在他的作品中更是俯拾皆是，难以缕述。

尽管楚辞体的特点在于“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但屈原对北方文化并不陌生，在遣词造语、思想内容等方面，都不难发现吸取借鉴时所留下的痕迹。尤其是在创作技巧上，他将肇始于《诗经》　的比兴手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东汉王逸在　《楚辞章句》　中就已指出：“《离骚》　之文，依　《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强调屈原笔下的诸多意象无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以　《离骚》　为例，不仅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描写，还出现过多次“求女”的经历，想象自己欲与宓妃、有娀之佚女、有虞之二姚等女性互通款曲，最后却未能如愿以偿。关于“美人”、“求女”所蕴涵的深意，历代学者尚存分歧，或认为象征君臣遇合，或主张意在访求贤良，但都明确无误地指出这些内容并非实写，而是别有寄托。

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也常见类似的手法，如　《思美人》　一篇看似抒写男女缠绵悱恻之情，但早有学者揭其主旨在于“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达，然反观初志，不可变易，益自修饬，死而后已也”(王逸　《楚辞章句》)。还有不少学者指出此篇乃是“《离骚》　节文”(林云铭　《楚辞灯》)，“与　《骚经》　语意相近”(蒋骥　《山带阁注楚辞》)，阐明两者间的内在渊源。在屈原之后，历代诗人墨客也相沿成习，往往借用男女情事来隐喻君臣关系，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传统。如果不了解这种特殊的创作现象，以轻率随意的态度去强作解人，甚至为了哗众取宠，不惜歪曲史实，凭空捏造，不但厚诬古人，也势必贻误来者。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