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理

“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想必大多数读者与我一样，最初通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记住了“文学父亲”的形象。

不过，这个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文学形象完全出自独特的个人记忆，并非文学史上的主流。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更多的是这样两类“父亲”形象：一类是在启蒙和现代性的视角下，把父亲作为某种落后、保守、有待革新的对象，比如　《家》　中的高老太爷和《创业史》　中的梁三老汉。这一类父亲的旁边，必然会有代表“新人”和变革力量的“儿子”，作为比照的对象，比如觉慧、梁生宝。另一类是在保守主义和田园浪漫主义的视角下，把父亲作为乡土中国及其伦理世界、“超稳定结构”的象征，比如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

现在，梁鸿要从巨大的父亲形象谱系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个“父亲”……

梁光正的首要特征是“折腾”，“把生活过成一个舞台，是他的终极目标”。这是一个在传统乡村书写模式中看不到的人，他的身上绽放出中国乡村内在的欢腾和生命力，这是无待外部赋予的。这也是梁鸿为父亲形象谱系和乡土写作提供的新异因素。

不妨再作比照，此前张炜就是一位诗意而热情地书写乡村内在生命力的作家。但是二者也有不同。张炜笔下展现的，是现代文明对大地和自然的肆意索取、破坏。也就是说，现代性和乡村之间总是断裂、对立的。然而梁光正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从头至尾他都是以一种经济活动、计算效益的眼光在打量土地，再联系到他喜欢看报纸、关心时事的特点，这就很耐人寻味。梁光正似乎告诉我们，现代性可以内生于中国乡土，至少，二者的关系是可以交融、磨合的。

青年学者杨庆祥认为梁光正身上叠印着“梁三老汉和梁生宝”，这是非常独到的发现，那么多对立的矛盾，居然和解、落实为一个“具体的人”。进一步说，梁光正既在化合梁三老汉和梁生宝，也从他们的身影里顽强地选择出自己。梁光正有着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激情，完全不同于梁三老汉身上浓缩的数千年来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生存智慧”。同时梁光正是穿着他心爱的、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白衬衫”来参与公共事务的。这是他自带的光芒，象征着个人不可让渡的内心空间。因此，尽管解读梁光正总会让人联系起一系列的文学形象谱系，但我还是想说，梁鸿可不是在面对文学史写作，而是突破种种文学形象的面具和文学书写的模式，在面向真实写作。

那么，这个小说的叙述者是谁？这看上去是一个文本形式问题，但又不仅仅只关乎形式。我的阅读感受，小说前两章和后面几章有个分裂，这个分裂的原因就是，小说中的叙述者发生了转换，前两章的叙述者是冬竹，从第三章开始叙述者则变换成了虚化的“我们”。判断依据是，前两章中冬竹丝毫没有出现，就好比，电影银幕上是不会出现摄影机的，隐藏在摄影镜头后面的那个观察者，就是叙述者，就是冬竹。而从第三章开始，叙述者在“我们”四个子女之间移动。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形式和内容是融合在一起的，且作一个大胆的猜测，也许梁鸿一开始设计的叙述者是冬竹，但是随着小说的进展，她发现单一而固定的叙述视角根本无法承担书写父亲的重任，所以需要转换，需要有一个自由出入所有子女内心世界的视角，为探索父亲之谜“聚力”。就好像盲人摸象，叙述者在每个子女身上流转，但以此聚合起来的力量、以此所拼接出来的父亲形象，依然无法穷尽父亲的复杂性。

这个独特的叙述者还可以和对于“光”的辩证理解结合起来。理性不知节制的延伸，甚至不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不能认识的疆域———这可以视作现代性、现代性的文学的扩张性表现之一，内心世界恰恰是到了现代以后才被作为文学的主题和描述对象而被“发明”出来的。人们往往要求小说去揭秘、去勘测真相的方方面面、去“穿透”“把握”人物的心灵角落……理性、现代性、小说探触的视角，无不是“光”所生发的隐喻；但是梁鸿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她写出了“光”的探索，也谨守“光”隐没于暗处、“止于所当止”式的谦卑。“梁光正的世界，梁光正的儿女们知道得并不多。”书中的这句话，让我想到张兆和说起沈从文，“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无法理解身边的人、无法有效沟通，尤其对于文学者而言———文学应该具备所谓“他者的共感”吧———似乎不是件值得说的事；但我想这才是对最亲近的人、乃至对根本意义上“人”的尊重，因为尊重、明晓：每个人的生命蹊径中总有不被发现的角落，沉默而幽暗，无法被表面化、无法被语言穿透、也没有必要在他者的注视下被意义赋予。

最后想说的是小说结尾与后记的内在呼应。小说终结于父亲的葬礼，在葬礼上，一众儿女既听闻“低语和哭泣”，也感知到田野、春水、阳光……这番“阴极阳复”的气象，在后记中得到扩充，后记止笔于“梁光正幸福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刻———那个16岁的少年，爬上麦地里挺立的柳树，大声呼唤自己的爱人。我的意思是，最后一章和后记共同构成了小说奇妙的结尾，这个结尾，让我想起里尔克笔下“坟头上的一棵树”：“枝繁叶茂，在风中沙沙作响，/用温暖的根须拥抱那逝去的/少年”(《我爱生命中的晦冥时刻……》)；想起巴赫金分析田园诗中往往出现“孩子在坟墓上游戏”的形象，这一形象中显现出原始生活“本身当中”存在的诞生与死亡的“毗邻关系”(《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没错，这是终章，也是起点，是死亡与再生、寂灭与欢腾一体混成的自然与生命真相。梁光正、父亲，从历史背影和现实深处中走出，将一次次地再生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