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而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改革攻坚战“中国式路径”的更多细节已变得逐渐清晰。近日，“圆桌论坛”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教授和多位来访知名学者，请他们就如何确保7.5%的GDP增长、国企改革、自贸区建设、产业升级、城镇化等重大话题分享各自的观点。

　　

　　本期圆桌论坛嘉宾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文汇》主编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产业与企业发展、企业战略与经营、现代公司理论、知识管理与创新

　　

　　宋敏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前海深港合作试验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罗云辉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

　　

　　许成钢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金融监管，企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法与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GDP增长7.5%的前提条件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5%，由此不难看出，“中高速增长”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诉求，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空间。面对当前世界宏观经济错综复杂的形势，这一目标能否完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认为，10年内中国经济保持7%至8%的增长区间没有问题，但前提是生产率每年增长3%。

　　

　　经济基本面优于其他“金砖国家”

　　

　　“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稳健。”张军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以对基本面的判断为前提。首先，中国储蓄率高，维持在接近40%的水平，比印度高一倍;其次，政府长期控制赤字，中央政府赤字基本维持在2%至3%，而地方政府不可以有赤字;第三，上世纪90年代制定了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向银行举债，中央财政也不可以向银行透支，消除了通货膨胀的隐患;最后一点是，虽然资本账户不开放，但形成了一道防火墙，同时，对长期资本持欢迎和开放政策，使在华直接投资始终存在。这些条件使中国保持着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而与中国同列“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其经济基本面普遍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储蓄率普遍在20%以下，缺少经济发展的资本。其次，政府面临高额债务与贸易赤字，没有足够的能力治理经济。还有一个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几乎都已实现了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能够自由出入。虽然过去几年，国际资本涌入带动了这些国家的短期繁荣，但国际资本退潮也极易给它们带来影响。随着美国启动QE退出机制，短期繁荣也随之退去，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上长期遗留下来的结构问题又重新浮出水面。基于此，国际经济学家普遍预测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今年的发展速度，会从过去5年的7%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并拖全球经济发展的后腿。

　　

　　劳动生产率“汗水”须向“灵感”转换

　　

　　尽管目前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稳健，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着结构性问题。GDP增速属于中高速增长水平，但与此相比，劳动生产率提升十分缓慢，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张军指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

　　

　　早在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Robin Krugman)在其《亚洲经济的神话》一书中便指出了效率驱动的问题。而克鲁格曼的结论借鉴了刘遵义教授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刘遵义在研究上世纪80年代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核算中发现，亚洲经济体尽管增长很快，但主要靠投资，生产率改进的速度很慢。经济增长靠的是“汗水”，而非“灵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具有消费能力却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增多，一国的储蓄率降低，投资受到限制，生产率改进的速度会更慢，从而进一步束缚经济增长的脚步。

　　

　　张军认为，中国目前就面临“汗水”向“灵感”转换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中间产品和加工产业，且多为劳动密集型，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地位，即靠“汗水”发展经济，而不是依靠创新与技术进步，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获得收益。

　　

　　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阐述了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由生产力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会拉动大量就业，提升工资水平，进而提高消费水平，部分消费品价格提高最终会带来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包括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的价格，进而使得全社会各部门收入水平都得到提升。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实体经济各部门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时，会看它是否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注重发展实体经济，因为只有实体经济发展，人均资本存量才能扩大，即实现资本深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张军说。

　　

　　GDP增长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着手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问题不仅困扰着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处于长期低迷状态。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哈佛大学校长拉瑞·萨默斯(LarrySummers)认为，美国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不足1%，经济复苏主要靠需求拉动、银行信贷和房地产增长。因此，他在近期表示，美国经济很可能会迎来2%至3%的GDP增长，但这与大多数中产阶级没有关系，因为中产阶级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

　　

　　参考美国的现状，针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张军进一步表示，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服务业，虽然可以创造巨大的收益，但不提升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反而拉高了生产要素和工资等价格。所以，房地产、金融发展得再好，依然是一种自我循环、自娱自乐的发展模式，对实体经济没有明显助益。他谏言，中国应该避免美国经济“生产率不增长、创造就业能力弱”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发展实体经济，让更多的人由此获得财富，从而进一步带动消费。“中国过去30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若未来10到15年要保持7%至8%的GDP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必须达到或接近3%。”

　　

　　国有企业应该“有所不为”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

　　

　　今年两会期间，“国有企业新一轮改革”成为各界热议的主要话题之一，其中“混合所有制”最受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经有广东、上海、重庆等20个省市准备“发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此，人们有各种评论。“总感觉民营资本是有机会的，但还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好机会。”有民营企业家表示。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芮明杰认为，混合所有制存在一个重要问题：相比国资控股，民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通常运营效果更好。因此，在这一轮国有企业掌握控股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一些有实力的民营资本并不愿意和国企“混合”。如何看待、改变这一现状，值得探讨。

　　

　　资本永远是追求利益的

　　

　　资本永远是追求利益的，有实力的民资为何不愿意与国资混合?经济学原理和各国实践显示，国企的决策速度、市场反应速度比民企慢，如果没有国家资源的支持，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胜算如何，很难说。

　　

　　在现实层面，由自然人作为法人的企业股东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承担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市场反应速度快。而国有资本的“所有人”是虚拟的，因其所有权归国家，国家是一个机构，而非确定的自然人。各级政府代表人民来履行国有资本的决策和管理职责，决策过程庞杂漫长、效率低反应慢是很正常的事。

　　

　　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也都曾经出现过国有化热潮，虽然与中国情况不完全一样，也一度挽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但国有企业成本高、效率低、亏损严重，造成国家财政赤字连年增加，私人资本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于是，在80年代后，国外又掀起了私有化浪潮。

　　

　　中石化的“破冰之旅”

　　

　　新中国建国以来，无论是在竞争性领域还是非竞争性领域，大型或者超大型企业都属于国有。即使在股份制改造之后，国有资产仍占据绝对份额。2006年，政府确认了国家要保持“绝对控制权”的七大战略产业：国防、电力、石油石化、电力通信、煤炭、民航和航运。在这些产业中，国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但受到严格限制的竞争，而对新企业进入市场的管制则非常强。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主题定下后，作为央企的领军者，中石化近期已率先启动在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市场期待已久的电改也拉开了序幕，中电投将在今年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民资参股部分中电投旗下子公司和建设项目，民资参股比例将达三分之一。

　　

　　然而，“寄期望于民营资本参与到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资本企业中去，以此来打破垄断，这种想法过于简单”。芮明杰教授认为，在国有企业新一轮的改革中，政府要有决心将现存的一些超大型垄断企业进行强制性分拆，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中已有成功先例。以美国电信业为例，自1910年起，AT&T公司把全美国的电信业置于其独家垄断之下达数十年。为了在长话领域建立竞争机制，1984年，美国政府以反垄断法为依据将AT&T强行“拆分”为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和7个地方性电话公司。为了扶持AT&T的竞争对手，政府规定，AT&T作为垄断者，只能在一定限度内修改价格，而其竞争者则可以自由修改价格。这促使Sprint、Wordcom、MCI等一批全新电信商应运而生。竞争的直接结果是：到1992年，长途通信费用创记录地下降了38%-40%;移动通信获得迅速发展;基于电话网上的增值服务业务达30万种之多。这在当时对促进美国电信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把不该管的事放下

　　

　　芮明杰认为，从公平和效率角度来讲，除了在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旨在服务大众的公共领域保留国资，国有资本应从竞争性行业彻底退出，这既符合国有资本的特性，也符合广大百姓的利益。

　　

　　当然，“特殊时期，政府可以也应当在竞争性领域出资，对行业进行扶植、稳定、保护，甚至是保护或支持某一特定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最大汽车巨头通用陷入困境。为避免整个汽车产业崩溃，联邦政府紧急寻求国会授权，出台“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开始向通用注资。救助计划“帮助稳定汽车产业，避免了另一场大萧条”。5年后，当通用实现了盈利后，美国财政部全部售出其所持通用汽车股票，彻底退出对汽车产业的救助。

　　

　　“要正确定位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把政府不该管的事放下。而在关键时期，政府的出资既能够扶持产业，又能够使政府获益，这才是国有资产投资的正确方式。”芮明杰认为。

　　

　　地区性金融试验闯难关

　　

　　宋敏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随着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逐步深入，央行近期密集出台“一篮子”计划予以支持。不过，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宋敏表示，目前还不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好时机。受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监管方面的利益冲突、决策者的理念等多重因素影响，上海自贸区将进行的地区性金融试验，任务绝不轻松。

　　

　　现有金融体系承受力不足

　　

　　在上海自贸区成立3个月之际，央行就推出“自贸区金融30条”，主要包括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外汇管理等领域改革试点等四个方面。进入2014年以来，央行更是接连出台自贸区金改细则，包括第三方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小额外币利率存款上限放开、外汇管理细则、反洗钱细则等，此外，资本项目可兑换实施细则，也已进入最后论证阶段。

　　

　　当然，针对资本项目开放问题，国际上并没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供借鉴，不少学术界人士也持审慎态度。宋敏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有序、稳妥进行，可以通过小范围试验，逐步积累经验，达到一定程度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放开。

　　

　　“目前这个时候，也许不是一个好时机”。宋敏的担心，主要在于当前中国不成熟的经济金融体系及外部环境，尤其是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话，将引起一系列系统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估算泡沫破裂会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多大影响;资本项目开放之后会有多少资金出逃，中国金融能否承受得住。”

　　

　　总量控制下的充分放开

　　

　　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是“总量控制下的充分放开”，而在上海自贸区能否形成这种模式，宋敏认为将面临一些困难，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贸区的使命是探讨具有全国示范性作用的金融改革开放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第二，监管方面的利益冲突。“总量控制下的充分放开”，意味着把中央的监管权力适当下放到上海自贸区，这一点如果无法突破，那就做不到充分放开。

　　

　　其三，决策者的理念和思考。“针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试验都是探讨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像林毅夫所说，现在就是撕开了一道口子，看看行不行，再计划接下来的步子是迈出去还是收回来。这样的意见目前占据着主流。我个人认为能撕开个口，也能收回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实际上，国际上也有这样的成功经验”。宋敏表示。

　　

　　他认为，金融改革示范区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最高决策者的顶层设计。

　　

　　自贸区建设应集中资源

　　

　　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后，释放的改革红利有目共睹，全国各地也涌现出申报自贸区的热潮。宋敏认为，“如果自贸区是一个试验的话，应在足够的政策支持下，先在一个地区试验好了，再去推广，而不是遍地开花。如果有很多自贸区，试验失败的成本就会太大，调整的难度也更高。”

　　

　　城镇化面临的制度关隘

　　

　　许成钢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人多地少是中国城镇化的最大制约因素。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从人、土地、资金、布局与形态、城建、管理等方面，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几个主要任务。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认为，城镇化建设面临土地制度以及监管等方面的一系列难题，其中，如何“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尤其值得关注。提升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意味着必须加速突出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高效配置。对此，许成钢的看法是，无论是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还是经济学的原理，只有依靠市场才能解决效率的问题。

　　

　　许成钢同时指出，所有发达经济体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做法，叫作区域规划。“市场帮助你解决效率的问题，而区域规划帮助你解决环境的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切事情都由市场决定。”

　　

　　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全面改革需要很长时间，许成刚教授建议，在短时间里，应该尽量设计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否则，从上至下的统治不会有效率，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也就不可能满足地方的发展需要。”

　　

　　突破生产要素刚性约束

　　

　　罗云辉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

　　

　　一个经济体，如同一个企业，完成产出所需要的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和制约。基本的制约体现在：若某些要素不能增加的话，其他要素增加之与经济增长的效果就递减，而突破这种要素比例约束得靠技术进步。上海的土地面积、环境承载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都很有限，外延式的发展很容易就碰到这几类要素的刚性约束，使得投资回报率，或者说经济效率下降。“十一五”以来，不包括崇明，上海每年每平方公里的投资额都在1亿以上，若没有技术进步及由此引致的产业升级，增量要素的回报和整体的效率势必下降。

　　

　　产业结构已达“服务业主导”阶段

　　

　　到目前为止，上海产业升级进展到什么程度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罗云辉认为，上海的产业结构，按通常所用的标准，几年前就已达到“后工业化阶段”或“服务业主导”阶段了。

　　

　　但他同时指出，对此类阶段划分，不必很在意。这种阶段划分好处是简单、直观，但容易让人产生某些产业总是优于另一些产业的认识误解，在政策导向上厚此薄彼。事实上，我们看到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导致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可以迫使服务业已高度发展的美国着力于“再工业化”，美国、法国、荷兰、以色列等国家，农业仍然持续发展并具有很强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未必是能事先预计的。因此，产业升级是表象，对其进行阶段划分往往是为了我们简化、方便的理解，但实质性的问题，还是要抓住其

　　

　　背后“资源配置效率”这个“里子”。

　　

　　资源配置的效率，无论是中外经验，还是理论分析，都说明市场机制是有效手段，应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考察上海

　　

　　产业升级的水平，一个有效、可观察的

　　

　　视角是判断市场机制运行所依赖的“基础设施”，也就是给予资产权利的空间和保障程度。

　　

　　罗云辉认为，从这一视角看，上海在依法行政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投资环境的改善、要素市场建设、自贸区行业准入和简化审批、公用事业要素的价格管制和牌照发放等方面都已取得很大进步。

　　

　　升级下一站关键领域，大胆尝试

　　

　　在看到进步的同时，依然有些问题是无法忽略的。罗云辉认为，就目前来看，产业升级仍是上海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点。调整与空间、环境等要素的刚性约束相关联，使得我们应主要以智力要素为投入增量，以对刚性要素比例要求低的服务业为重要产业载体，走向创新驱动。同时，政府的规划、服务、奖惩机制等方面的措施也都很重要，不过，可以更加关注行业准入、价格管制放松带来的机遇。

　　

　　很多该大力发展的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上海是有很强潜力的。但由于准入还受到抑制，价格管制也不利于投资，产业的潜力远未发挥出来。如医疗服务业，需求持续高增长，但进入的壁垒很高，新医院审批、医护人员的编制、药品的价格管制，导致产业投资不足、竞争不足、医院管理效率不足、医药用品生产的创新不足。事实上，中国人口多，医生的临床实践丰富，上海不少医院科室在全球都具有很强的服务实力，加上丰富的医疗科研和人才储备，完全可通过加强监管、放松投资准入和价格管制促进行业大发展。韩国仅仅靠医疗美容，一年就能创造600亿美元的产值，其中一半消费者为中国人，连带还促进了其旅游、餐饮等诸多产业发展。

　　

　　再比如教育，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可开拓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办学。不仅节约财政资金，也有利于人力资本供给与社会需求的衔接，有利于教育机构的良性竞争和质量提高。现在大量的中国学生到国外就学，甚至成为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点，我们拥有天时、地利，完全可以通过准入、价格、监管体系的改革，达到“人和”，实现发展，同时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

　　

　　类似的还有金融、文化、体育等产业。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就意识到，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具有重大意义，好的经验可先推广到整个上海。当然，很多影响上海产业升级的重要变量具有全国性或全局性，其调整完善，并非上海本身所能决定，如外资政策、税制、存款利率、汇率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整体性的改革需要探索，也需要平稳性。上海大可不必自缚手脚，完全可以在关键领域大胆地先行先试。

　　

　　链接

　　

　　把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

　　

　　关于经济增长。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经过认真比较、反复权衡，把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稳增长更是为了保就业，既要满足城镇新增就业的需要，又要为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城务工留出空间，根本上是为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有不少积极因素，但必须付出艰辛努力。

　　

　　扩大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重大的结构调整。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打造新的区域经济支撑带，从需求方面施策，从供给方面发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实施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扩大汇率双向浮动区间，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参股、投资金融机构及融资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实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规范发展债券市场。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探索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

　　

　　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原动力。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产业结构调整要依靠改革，进退并举。进，要更加积极有为。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和示范建设，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保险、商务、科技等服务业。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提升精准管理水平，完善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增强传统产业竞争力。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退，要更加主动有序。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强化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清理各种优惠政策，消化一批存量，严控新上增量。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真正做到压下来，决不再反弹。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居住证制度。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摘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王颖颖 丁芳 张梅芳 文汇报记者 张晓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