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自古多水。距今约7500年前，气温与降水有所下降，古长江流至下游时，河水挟持的泥沙逐渐沉积，形成了肥沃的三角洲，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条件。距今约7000年前，海平面基本稳定，江南地区开始出现先民活动的遗迹，先后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到了晚期，海平面不断升高，长江入海口到达扬州、镇江附近，海水入侵杭嘉湖平原形成大片泄湖，除一些高岗外，绝大部分被水淹没。

距今约6000-5000年前，江南地区出现了崧泽文化；到了中期，气候转为干凉，湖泊面积缩小，从遗址发掘中首次发现了水井。距今约5000年前，此时为良渚文化时期，年均温和年降水量都大幅度降低，海水退去，上海滨海平原西部和杭嘉湖平原南部发育成岸外砂咀，江南地区进入了先民最适宜生存的时期；距今4000年以后，气温开始上升，降水增多，海平面又开始上升，江水回灌，水域面积扩大，江南很多地区被淹没，造成了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距今3800年前，进入马桥文化时期，海平面较高，太湖平原环境较为恶劣，湖泊和沼泽广布；到了晚期，气温开始下降，降水量减少，湖泊面积减小，海平面下降，海岸线东移，先民的生活范围扩大。

由于海侵不断，海水沿河道或地势低处侵入与退回，使江南地区的地形受强烈切割，形成了深切的河槽和相对崎岖的丘陵。随着降水的增多，地表径流也增多，很多平原地区遭到切割侵蚀，形成了诸多的河谷与河间地。先民开荒拓土、围湖造田等生存活动，加快了水土流失，造成长江河口的泥沙沉积量增加，三角洲面积增大。

纵横交错的河网、湖荡，与平原上散布的大小孤丘相组合，将江南地区分割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地理单元格。在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格内，一方面创生地的主体文化可以独立生长，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外来文化过度蔓延而带来负面的影响，因而在史前阶段，江南地区的聚落规模一般不大，且文化特征的差异相对明显。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指出：“山峦阻隔，河川纵横，森林密布，沼泽连绵，人们只能在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自然的障碍将古代的文化分割在一个一个的文化龛中(cultural niche)。”江南地区形成的诸多“文化龛”，不仅限制了本聚落的发展，还阻碍了聚落之间的交流，因而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方式来打破这种“自然的障碍”，去获得更大的发展。

江南地区近则走桥，远则靠船，是船和桥的天下。考古发现，良渚古城遗址已有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水利系统，兼具防洪、航运、灌溉等综合功能，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据《越绝书》记载，春秋时期吴国已开凿“吴古故水道”连接苏州和扬州，从而沟通了太湖和长江流域，还开凿了“百尺渎”连通钱塘江“以达粮”，这是江南运河的前身。其后，还开凿胥溪连接太湖和长江、巢湖、淮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扬州开凿邗沟连接长江和淮河流域，《左传》记载“吴城邗，沟通江淮”；还开凿黄沟连接泗水与济水，与齐晋争夺盟主。越国范蠡疏浚山阴古水道，横穿山会平原连接起了东、西小江，这是浙东运河的前身。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视东南，命囚徒“凿丹徒曲阿”，开凿了从镇江至丹阳的运河，将原有线路拉直，“入通吴、会”。西汉时，吴王刘濞开凿“茱萸沟”，连接扬州与泰州，方便海盐运输。扬州之繁华，鲍照曾在《芜城赋》中写道：“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东汉马臻兴建鉴湖，连接起钱塘江与东海，西晋贺循开凿西兴运河，“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公元245年，孙权开凿“破冈渎”，后来梁武帝开凿“上容渎”，从句容到南京先后两次连接起江南运河和秦淮河。

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一方面“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一方面“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江南运河古道得以重新疏凿和拓宽。江南运河连接起长三角如毛细血管一般的水道，进而连接起各个相对独立的“文化龛”，促进了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以至到了中唐，江南不仅从传统意义上长江以南地区的统称演化为长三角及扬州地区的专称，还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分区成为一个统一的江南文化区。至此，诗性的江南已成为一个著名的地域文化符号，大诗人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写江南之美、杭州之美、苏州之美，就是一个代表性作品。

江南运河一直在流淌，河水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文脉。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审美来看，江南运河所串联起的文化带，都是世界性的。江南运河沿岸，自北向南分布着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湖州、杭州等城市，在其外延的还有南京、上海、绍兴、宁波等城市。元朝时期的马可·波罗在游历江南运河时这样写道:“值得赞美的不完全在于这条运河把南北国土贯通起来，或者它的长度那么惊人，而在于它为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穷。沿着运河两岸，也同样筑有坚固、宽阔的河堤，使陆上交通变得十分方便。”

由于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往往向东流。江南运河以自然水系为主，必要时在一些节点上、拐点上或者关键部位上开挖一些起贯通作用的运河，最终形成一张无比巨大的水网，自北向南连接起淮河、长江、钱塘江流域以及洪泽湖、太湖水系，大量的人流、物流通过水道汇聚江南，并辐射全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是自西向江南汇聚；“汴水扬波澜，万里江南通”，是自北向江南汇聚；“扬州常节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是我国西部和南部汇聚江南后的向北运输。在江南运河的作用下，江南文化辐射全国。

江南运河也是我国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的连接线。江南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残片，距今4700-5200年，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丝织实物，也是“世界第一片丝绸”。丝绸作为陆上丝路的主要商品，与古江南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隋唐与北宋时期，江南运河更是向陆上丝路运输丝绸等商品的重要通道，晚唐诗人皮日休曾在苏州任职，就发出如此感慨：“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公元1128年，杜充为阻挡金兵掘开黄河大堤，黄水夺淮不仅使富庶的江淮地区毁于一旦，还淤塞了大运河及其他水道，此后淮安作为江南运河向北延伸的最北端，形成了“南船北马”的运输格局。江南运河的南端，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其中苏州的地理位置最为冲要。元初随着海道漕运的开通，苏州太仓的刘家港迅速崛起，苏浙两省的漕粮经江南运河，由太仓港出海，抵天津达北京；海外众商船经刘家港也可直抵苏州，明朝郑和七下西洋都经过刘家港。清人沈寓在《治苏》中称：“东南财富，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杭州作为江南运河的南端，处于大运河和钱塘江交汇处，通江达海，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杭州还通过浙东运河与绍兴、宁波相连。宁波古称明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中心，连接起东洋的日本、韩国，以及南洋和西洋诸国。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江南运河作为大运河最精彩的一段，至今仍在发挥着运输、防洪、灌溉等运河的最初功能，更在发挥着南水北调、旅游、创意、生态等新功能，理应在国家大运河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