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格-格-格-格，此起彼伏的蛙鸣，有节奏的蛙鸣，在寂静的四围里显得格外清脆。

睡在东台黄海森林公园的小木屋里，我在想，这也应该是一个世纪前黄逸峰听见过的蛙鸣和感觉到的寂静吧。下午见到那幢建于清末民初的青砖宅子，两边的廊房推窗可见并不宽阔的广济河，直至12岁，在私塾里开蒙的黄逸峰一定经常面对这条看来并不清澈的小河，想象它会通向何方，川流所指，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天生不安分的黄逸峰，不怕闯荡，而只求世界开阔，如果放到今天，他会是一个大胆的创业者，而在那个年代，他必然是一个激烈的革命者，他用他坎坷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

黄逸峰七次被捕，三次被迫离党又重新入党，能文能武，既当过国民党的将军，又是共产党委任的第一批将军。从书生到将军再到学者的一生堪称传奇。不久前建党百年电视剧巡播，在《光荣与梦想》一剧中，正好看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天，黄晓明扮演的周恩来被拘禁在26军二师师部，怒斥对方指挥官，身旁有一个不愿缴枪的汉子护着。在黄逸峰故居介绍中，有这样一段：

黄逸峰与二十六军党代表赵抒，直闯二师师部上海宝山路天主教堂，经过反复做工作，国民党二十六军二师终于放出周恩来。黄逸峰从“虎口”中救出周恩来，深得中央嘉许，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为此专门接见并表扬了他。

尽管细节不详，但基本事实不谬。也因此，我总感觉电视中周恩来身边彪悍的大汉原型，应该有曾经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亲自率队，持枪攻打闸北第五警察署的黄逸峰的影子。尽管在现实生活中黄逸峰是个小个子。

黄逸峰的性格注定他是个无法“躺平”的人。他在跳级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毕业后，先后就读上海公学大学、复旦大学商学院，课间还经常跑去左翼人士创办的上海大学听课，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因组织罢课游行纪念“五卅运动”被校方开除（请人查阅复旦档案，获知黄逸峰的同学登录名为黄承镜，又名尘静，1925年春商科一年级，1925年冬商科二年级，1926年春二年级），后又考入暨南商科大学就读，成为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主席。

大革命失败后，黄逸峰回故乡东台从事地下斗争，先后三次被捕，刑满释放后，又两次下南洋，在暹罗和新加坡一带教书办学，又三次被外国当局拘捕。抗战爆发后，回国考入铁路系统工作，直至担任沪江大学教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教务长和广西大学教授，但一直未被组织重新接纳。

黄逸峰的其他经历和头衔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东台地区第一位中共党员、中共南京特委书记、东台和青浦农民暴动组织参与者、重庆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设计委员、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苏北“联抗”总司令兼政委，1941年经陈毅介绍重新入党后又担任中共兴东泰地委书记、苏北参政会议长、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处长、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委书记、华东财经委员会运输部部长、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1956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直至1978年以73岁高龄就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1984年转任名誉院长。这样的列举，还难免挂一漏万。黄逸峰的一生之传奇由此可见。

在这些目不暇接的转型也好，转身也好，包括他犯下的“错误”中，始终如一的是黄逸峰不肯“躺平”的倔犟性格和坚定信念，看得出，他是个充满热忱、敢作敢为，有时也难免耿介刚烈，甚至有些武断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儒将”，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烈相”，有人干脆称他为“文武将军”。在东北铁路总局工作期间，他敢于痛斥宴会上行为不端的苏联专家，以至于斯大林向毛泽东告状，但也正是在东北铁道兵司令员任上，他豪言：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成为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的“开路先锋”。

黄逸峰也曾就学复旦，1978年后又成为我现在任职的上海社科院第四任院长。我在老东家《解放日报》上看到江泽民、朱镕基等领导参加黄逸峰追悼会的报道，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我对先生的亲切感和了解其生平的愿望。在参加盐城市委宣传部和《文汇报》组织的考察活动中，我特意前往瞻仰黄逸峰先生的故居。

黄逸峰先生步入理论界，重新成为学者后，陆续写下了20多篇论文和文章，其中《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一文对洋务运动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分析，颇有新见。著作《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则在业界产生深刻影响。

人无完人，何况世事动荡，先生于动荡人生中不惧起落，无论逆顺，任何境遇下，都不堕青云之志，其成就一番事业的精气神，堪为师表。

走出不大的逸峰园，来到世界遗产地的条子泥，在望远镜中看见远处滩涂湿地里低挽着绵白的脖子，近乎躺平、温驯栖息着的白琵鹭，却突然发现在蓝色光照下，一只濒危的黑嘴鸥不屈不挠地张开喷气式的翅膀，腾空而起。

远处正是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