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龙窑，最生生不息的是人

考古学家至今未想明白古人是如何突发奇想，将土变成了陶。现在发现的最早陶片距今已经超过了一万五千年。烧土成陶，作为专业的制陶场所，慢慢出现了窑。窑按形状分，龙窑、馒头窑、阶级（阶梯）窑，都是常见的窑。所谓龙窑，多依山坡而建，长条形，斜卧似龙，因此得名。

丁蜀的前墅龙窑有着六百年历史，依然在使用，是谓“活着的龙窑”。关于活着的龙窑，在丁蜀，我听到两种说法，大同小异，区别在于全国仅存两座还是尚存三座。三座的说法是，除前墅之外，还有福建仙游的“陶客古龙窑”和广东佛山的“南风古灶”。但巧合的是，前不久到安徽宣城采风，当地文联负责人隆重推荐了“世界唯一”的宁国千年龙窑。从宜兴到宁国，车程不过两三小时。可见，仅存三座的说法，也并非定论。但无论如何，作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前墅龙窑，价值非凡，说是国宝也不为过。

前墅龙窑最近的一次点火是在今年的10月6日。燃香、祭拜、舞龙，观者如堵，点火仪式隆重而神圣，惜未躬逢其盛。我们只能从图片上依稀看到现场的热闹。几天后的开窑，与点火仪式的神圣相比，更加像一场嘉年华。期待、惶恐、喜悦、欢欣雀跃都写在脸上，定格在一张张图片上。

我从狭小的窑门伸进头去，外面阳光灿烂，里面黑黢黢的。各个观火口透进的光线反射在窑壁上，光亮如漆，斑驳的白光，衬出一道蜿蜒向上的黑龙。原来，这才是观察龙窑、理解龙窑的最佳视角。从外表看，一条浅黄色土龙，尚能看到头尾；从内部看，一条乌黑透亮的金龙，见首不见尾，神秘而悠长。

守卫前墅龙窑的是一对父子，父承师业，守窑五十余年。他说，他不做坯，不刻字，只烧火。我顿时有些不解。但懂行的人很快纠正我，烧火并不简单，仅仅观火就是一种需要千锤百炼的技艺。任何做坯、刻字的大师，功成名就都有赖于烧火。烧火，能不重要吗？师傅声音洪亮，板寸头精神抖擞，与我想象中的“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毫无关联，让我甚是诧异。饮其茶，问其事，告别时，询其年龄，年近七十！于是，又一阵叹息。这才叫不老的神话。

泥与火之歌，生生不息，最生生不息的是人，人赋予了窑和陶的生命。

“汉云”与“月别”，陶艺的生命

玩壶的人，喜陶的人，莫不知道“汉云”，壶艺泰斗顾景舟的原创壶，融古创新的巅峰之作。壶呈圆形，造型周正严谨，气势稳重挺秀，线条行云流水，壶身光素无纹。在各种形状、雕刻、纹饰不断变化的当下，尤为难得。

什么叫炉火纯青？什么叫大器天成？什么叫简单的美、朴素的美、极致的美？“汉云”就是。可以完全不懂壶，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壶，但只要懂得审美，你就会欣赏“汉云”壶。如果你曾经沧海，见惯各种壶，最后忘不了的也一定是“汉云”壶。英国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在其《艺术》一书中有个著名的判断，艺术的本质在于“有意味的形式”。这在“汉云”壶上得到非常贴切的呈现。

与“汉云”的声名显赫相比，如果没有去过宜兴，没有去过丁蜀，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月别”这个词的含义。

“月别”，就是夜壶，过去男人起夜接小便的陶壶。扁圆的瓮，提把特别壮硕，能承重。就这造型而言，旧时农村也有这样的普通水壶。但夜壶的嘴短而圆，开口较大，与细长的水壶出水口形成明显的差别。夜壶未必是陶制的，明代永乐皇帝用金制的夜壶，近代袁世凯的夜壶是用锡做的，显然这都与老百姓无关。陶制的夜壶才是普通人最正常的选择。过去的丁蜀，“月别”的生产量最大，因为用紫砂壶喝茶的毕竟只是少数，而男人都要用夜壶起夜——我爷爷、我爸爸、我哥哥、儿时的我都享受过“月别”带来的轻松和惬意。

做夜壶工艺比陶罐复杂，所以都是技术好的师傅制作。但是，没有听说哪个大师是因为做“月别”而出名，也没有听说哪把“月别”曾拍出千万的高价。因此，现在的丁蜀，紫砂壶名满天下，做“月别”的少之又少了——当然时代进步、居住条件的改善是最根本的原因。

超过20万人口的丁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镇，不仅在宜兴排在前列，在江南其他地方也毫不逊色。在农村城镇人口加速向中心城市转移的今天，吸附这么多人口全靠这一把紫砂壶。只是这把壶，在资本逐步渗透的现在，更多的现代化手段在使用，也更多被赋予审美和收藏之意，“喝茶工具”的初心和本源，反而有渐渐淡化的趋势。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陶艺的生命在于实用，在于更多更富创意的“打开方式”，在于融入时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徐秀棠大师说，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才是紫砂壶的“本体和主流”。这不是守旧，这是千烧万淬之后，直击壶的本质，是为紫砂壶做万年计。

苏轼求而未得的“陶式生活”，今朝呈现

发源于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的长江，浩浩西来，东流入海。正如一首歌唱道：“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

长江连接了无数的城镇和乡村。相距两千公里的眉州和常州，本来是干系不大的两座城市，因为一个人而联系起来，他就是苏轼。眉州是苏轼的故乡，而彼时属于常州的宜兴丁蜀，则是苏轼的第二故乡。

第二故乡的说法过于滥俗，况且文人的话大抵是不怎么靠谱的。比如说我喜欢的李白，到处承诺，说老了就到此地养老，没见他当真过。李白出川之后，顺流而下，舟行缓慢，看到皖公山，遥望一眼，就写下了“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的诗篇，空让后人激动。但，苏轼对丁蜀是认真的，他的认真，体现为一篇篇情真意切的诗文；体现为他用仅有的财力在这里两度购田置产；体现为在自己遭难之际，将子女留在丁蜀的郑重选择；体现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上书请求终老常州的无限长情。可惜，已经到了常州的苏轼，距离宜兴丁蜀一步之遥，就终止了归乡的步伐。

苏轼把自己的情、命和后人都托付给了丁蜀。

彼时的宜兴，还有一个典雅的名字，叫“阳羡”。苏轼说：“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如此直白的文风，在苏轼的作品中非常罕见，这是苏轼内心的自白，不用掩饰，不用修饰。

他的《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充满了回家的快乐：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其一）。题目叫“归”，首句为“归”。古人说的“归”，是“回家”“归宿”的意思。“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都是特指回家。山是蜀山，冈为蜀冈，水同蜀江……原本此地叫“独山”，“独”繁体字为“獨”，因他所爱，去“犭”为“蜀”。苏轼把此地当成了故乡“蜀”，而丁蜀人欣然为山水更名，敞开怀抱接纳了这个他乡的游子。

殊为遗憾的是，苏轼并没有在这里享受到他期待的“陶式生活”。在人生后半段，他越来越喜欢陶渊明：“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他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诗风，得陶渊明之精髓。他几乎和遍了所有的陶诗，总量达一百多首。他用陶渊明作为衡量自己的一面镜子，说自己的诗“不甚愧渊明”，但在人生境界上则“深愧渊明”，表示“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作家木心说：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苏轼无缘，到了丁蜀，终究没有过上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也没有看到千百年后丁蜀倡导的“陶式生活”：以陶瓷为基础，陶醉于好生态，陶然于慢生活，最终实现生命的陶冶。

这一切只属于盛世。苏轼得其才，得其地，未得其时。我们有幸，丁蜀有幸，我们幸会了一个盛世中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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