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

1937年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众所周知的是，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直到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但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中间也遭过波折”，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王明回国后，“进攻中央路线”，1937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我是孤立的”。

从这张毛泽东与十二月会议与会者的合影中，能感觉到些什么：王明意气风发状端坐前排正中；毛泽东站在后排最边上，表情相当严肃。

▲毛泽东与1937年十二月会议与会者合影。

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莫斯科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季米特洛夫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说：“关于（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党中央，它的组成人员，它的机构以及它周围的人还能否进行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从这里纠正的可能性十分有限制。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有对国际形势很有研究的新人来帮助中共中央。中央本身也需要帮助。尤其是在战争进行的时候”。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共产国际选中王明和康生，派他们回国。

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推动下，国共双方达成红军主力改编、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组命令。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9月，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但人们仍习惯地把它称为八路军。同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接着，共产党在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围绕着抗日战争，国内外形势仍然是相当错综复杂的。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通过，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洛川会议会址。

为贯彻全面抗战的路线，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然而，在党内的一些人中，对这些重大问题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便开始出现，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诸如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政策的无原则的迁就让步，军队中个别人员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有的人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等等。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报告。报告提出在党内、在全国都必须反对投降主义的任务。报告指出：第一，“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第二，“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最后，报告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这样，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上，已经对右倾错误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纠正。

王明回国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当时，苏联正面对着德国来自西面的严重威胁，同时担心日本从东面向它发起进攻，使它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因此十分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减轻它在东面的危机。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8月10日会议上，决定成立由季米特洛夫、邓发、康生、库西宁、特里利塞尔、王稼祥和王明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王明为负责人，会议责成该委员会在五天内制订出具体建议。王明1931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并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康生则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该建议制定后，于1937年10月10日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批准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计八项内容。决议特别强调：“尤其重要的是应当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尽一切努力全面巩固统一战线，因为它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条件。”

1937年10月21日，即将回国的王明和康生专门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求见信，内容如下：“最近我们要去中国。临行前我们恳请您接见我们，以便得到您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建议。这不仅对于我们，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具有极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活动和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王明写信过后20天，即动身离开莫斯科的前三天，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集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和王稼祥进行座谈。斯大林指出：“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基本的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参与领导。”他还说：“现在最主要的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不是没收土地。”“口号就是一个：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进行必胜的战争”，“争取自由的中国，反对日本占领者”。斯大林还强调：“中国人应当用什么方法与外部敌人进行战斗，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场战斗结束时，就会出现他们应该用什么方法进行内战的问题！”

斯大林说：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战胜它”。在谈到八路军的问题时，他说：“八路军应该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这可以通过组建预备团来充实现有师的形式做到。”“必须组建新的团。”至于作战策略，斯大林说：“既然八路军没有炮兵，他的战术就不应该是正面进攻，而应该是迷惑敌人，诱敌深入，从后方袭击敌人。应该炸毁日军的交通线、铁路桥。”

鉴于中共准备在1938年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因故推迟至1945年召开），斯大林指示：“在中国党的代表大会上，不宜进行理论上的争论。理论问题应该［放到］较晚时期，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他说，“与过去相比，现在很少有机会谈论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在发展”。斯大林还谈到“在乌鲁木齐需要有合适的八路军代表和党的代表”等问题。

1937年11月13日，季米特洛夫与王明、康生和王稼祥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在王明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大概意识到了王明可能遇到的困难，嘱咐他说：“回到中国后，您应该同中国同志搞好关系，您不大了解中国的同志们。如果他们提出由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您不要接受这一建议。”

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着重提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总之，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

就在11月14日这一天，被共产国际选中的王明、康生启程回国，以期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加强党的领导”，并帮助中共中央“纠正某些东西”。王明、康生等29日抵达延安。

十二月会议的召开及影响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10天，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共产国际派回的“钦差大臣”王明第一次与政治局同志见面并作报告。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日程有三项：一是政治报告；二是组织问题；三是南方游击战争。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

12月9日，会议开始由张闻天作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民党中的左中右派，指出，“现在克服危机的出路，只有抗日左中派的联合”，“我们的中心便是要联合中派蒋介石的力量”。报告在列举了抗战以来党所取得的成绩之后说：这些成绩“证明我们上次政治局会（指洛川会议——引者注）的决定是正确的”。报告重申：“我们在统一战线中须要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

随后，王明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但重点是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以及对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指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中所提的要求过高、过多，认为不应提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维持旧县政府和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

由于王明声称他的发言是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对与会者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军队又在上海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抵抗。会议期间，正好是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南京的时候，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在一时难以分辨是非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拥护了王明的主张，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11日、1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他说：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八路军与游击队是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

11日，周恩来就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发表意见，认为从山西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就准备同蒋介石、蒋鼎文和阎锡山会谈的具体问题作了说明，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央的几个组织机构和派往各地的工作人选。

12日、13日、14日，刘少奇在会上先后三次发言，结合华北的情况，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指出：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而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去进行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我们要经过统一战线去进行群众工作，直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在根本路线、方针问题上的抵制，这次政治局会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战略方针问题没有重作新的决议。

陈云在10日、12日的会上也先后发言，详细介绍了西路军余部在新疆学习军事技术的安排和盛世才的情况。对抗战形势，陈云指出：“目前抗战是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是因为中国军事技术不如日本，同时我们又有许多弱点，这部分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提出：“对于思想斗争，要正确的执行，不要过分，可以避免时，要避免在群众中公开损害党的威信。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减少戴大帽子（多穿衣服），使每个同志不要怕讲话。这样，党的生活健全起来，建立真正的集体领导。”

12日，由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作总结性发言。由于他一时也没有看清王明鼓吹的右倾错误的本质，所以，在发言中承认了王明所指摘的某些所谓“错误”。但是，张闻天在总的路线、方针上没有动摇。他在总结性发言中肯定：“对统一战线问题，自西安事变以来，统一战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获得很多成绩。”他又肯定：“洛川会议的方针用［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是正确的。”

13日，十二月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是满意的完成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所给与他们的任务”。

此外，会议还通过关于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会后，王明等即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

应该说明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强调中国各民族团结、国共两党团结和中国共产党全党团结，这些方面同中共中央是没有分歧的。但是在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存在分歧的。在保持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方面，意见是一致的，而在如何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方面则存在分歧。这次会议没有展开对这些分歧的讨论，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仍按照原来的方针进行工作。

关于十二月会议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也谈过。他说：“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指王明——引者注）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正如参加会议的彭德怀回忆所讲：“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彭德怀的感受很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尽管王明的错误影响了一些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它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确实如毛泽东所讲，十二月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波折”。由于经过十多年成功和失败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成熟起来，使得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中国共产党很快度过了“一次波折”，经受了挑战和考验。

——摘编自《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