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西制度之优劣,展现中国崛起之逻辑”——
《中国超越》新书今日发布
该书是张维为继《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之后,“中国模式三部曲”的总结篇
【中国模式三部曲】
《中国震撼》:2011年年初,集结走访一百多个国家后的所见所闻,张维为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的观察和理性分析,出版《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广受欢迎。先后荣获“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办2011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书(文化类)”、“第十二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第四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推荐书目”、“最受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欢迎的10本书”、“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图书”等多项荣誉。
《中国触动》:2012年夏天,张维为从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出发,观察世界、思考中国,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出版新书《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荣获2012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最有影响力十大新书”、《光明日报》2012年度光明书榜十大图书、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办2012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书(文化类)等。
《中国超越》:“中国模式三部曲”总结篇今夏杀青付梓。作为张维为走访百国后的第三本思考型著作,《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秉承了前两部曲的整体逻辑,阐述了中国模式与中国崛起的思路和未来。一时间,张维为和“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又成为舆论焦点。
【曾两度做客文汇讲堂】
早在2010年5月,张维为就曾做客文汇讲堂,为观众主讲“全球比较中的‘中国模式’”,反响良好。几天后,张维为演讲全稿经整理后在文汇报整版刊登,标题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发展模式”。自此,就为“中国模式”下了一个至今仍被广泛提起的定语——“最不坏的发展模式”。此文随后被收录于文汇讲堂演讲录第一本精编集《智慧的声音》。
2011年,又是一个夏天,张维为再次来到文汇讲堂,与“历史终结论”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就“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进行对话,为讲堂听众带来一场东西方模式碰撞的高质量讲演。演讲全文标题为“融合东西方智慧破解人类困境”,在文汇报整版刊登,且收录于文汇讲堂第二本精编集《全球风景中的中国》,今夏发行。
【新书发布会&研讨会】
8月6日14:00,《中国超越》一书将于世纪出版大厦召开新书发布会,届时,沪上相关学者童世骏、寒竹、罗岗、吴新文、季桂保、金仲伟、史正富等也将齐聚现场,为新书点评。同时,他们还将立足于中国三部曲,围绕中西模式之优劣、中国模式之逻辑、中国话语之自信等主要议题展开研讨。
“美国梦”风光不再
【质疑】
面对中国崛起,在西方模式的标准下,西方话语提出质疑,尤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等“中国模式”发出挑战。
自由派学者代表福山先生的“历史终结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才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
西方经济学家:中国形成的“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迥异于通行西方世界的“华盛顿共识”,不利于经济的自由发展。
【回应】
中国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是过去30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最大程度地确保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和资本达到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这也是多数中国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而美国的资本力量已经压倒了政治和社会力量,这也是“美国梦”风光不再的主因。
首次锁定美国为比较对象
【经济领域】
中国形成“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虽非十全十美,但已奠定中国崛起的基础,明显胜于导致西方金融危机的“华盛顿共识”,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Bradford De Long)也认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说到底,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惹的祸。
【社会保障水平】
到 2011年,中国的基本医保已覆盖全国 95%的人口,相比之下,美国至今还有 1/6的人口(近5000万)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而参加了美国医疗保险的人也常有苦难言。又如,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相比之下,美国的养老恐怕只能用“一代不如一代”来形容。
西方模式:3个基因缺陷→3大问题5大弊病
【3大问题5大弊病】
基于上述分析,张维为归纳“西方模式”为——
3大问题: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债务经济;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债务经济;
5大弊病: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
【3个基因缺陷】
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西方制度的3个基因缺陷,即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3个预设:
(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
这也是过去数十年间西方话语向世界推广的两大理念——“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背后的理念。这3个“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改革迟早要正视的大问题,否则,西方社会整体走衰的颓势将无法逆转。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源于中国
【客观审视“欧洲中心论”】
详细论证了中国的制度安排在现实层面的优越性后,张维为又纵向梳理了中国崛起的历史逻辑。在过去两千多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领域内全面领先于欧洲。同时,关于世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结论如下:
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
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
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莱布尼茨、伏尔泰、笛卡尔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思想文化表示过钦佩和颂扬;
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与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
所以,我们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更加客观地审视所谓“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
【带着孔孟老庄崛起】
文明型国家的强大基因决定,我们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对西方迅速的赶超乃至超越,都源于对中华文明底蕴的把握、对中国红色传统的承袭,以及对国际有益经验的借鉴。
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找到了自信的源泉,也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必然。
邓小平在1980年率先提出“中国模式”概念
【“中国模式”概念源于何处?】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也被广泛热议,然而这个概念究竟来自何处?
不少人认为它源于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最早提出的“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但张维为在《中国超越》中提出: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在1988年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在他的话语中,“中国模式”主要涵义为中国自己的做法和思路,也往往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亦勿施于人】
邓小平曾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中国模式”概念:
一、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邓小平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
二、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三、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1988年5月,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中国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
《中国超越》作为“中国模式三部曲”的总结篇,在对“中国模式”进行连续解读和论证外,张维为还提出了若干极有价值的“中国话语”:
【“四超”“四特”的“文明型国家”特征】
四超: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
【对中国三个新的解读视角】
一是“板块”及“板块互动”的概念;
二是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中国经济的规模,因为它比官方汇率计算法更接近真实的中国;
三是用包括房产在内的“家庭净资产”来衡量中国人的财富。
【对中国制度的安排】
“一国四方”,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有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a state party,或“整体利益党”),它的作用是领导和协调;
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是“协商民主”(a consultative democracy),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
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
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a mixed economy)。
【其他精彩观点】
Ø “良政还是劣政”范式应该代替西方主张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
Ø “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于天”;
Ø 中国的“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模式高于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
Ø 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称为“最不坏的制度”,我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
Ø 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大致上只有两种结局: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到绝望。
这些概念和话语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中国模式的独特性,显示了张维为对于中国模式的信心和对中国话语的自信。
张维为在全书最后说道:“‘中国从哪里来,中国走什么路,中国往何处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回答这些大问题。回答对了,我们的国家将迈向第一,前途无比灿烂;回答错了,我们可能功亏一篑,甚至前功尽弃。我们有些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不靠谱的,它只会导致对中国未来一个接一个的误判。”
相信《中国超越》及“中国三部曲”一定能为我们准确回答这些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