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番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务。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巴金图传》、《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等。

　　去年10月，陪莫言前往瑞典领奖的学者，正是陈思和。莫言领诺奖时，发表了演讲《讲故事的人》;之后，陈思和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分析莫言这位“讲故事的人如何讲故事”。8月上旬，南都记者约了陈思和在他上海的工作室会面。三房两厅的工作室几乎是书的住所，密密麻麻的书整齐码在书柜上，文史哲俱有。在记者拜访时，陈思和正在校对旧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英文版。

　　在陈思和眼里，评论家跟作家是“相互较劲、相互成长”的关系。“他可以写得比我想象的好，我可以评得比他认识到的好，目标就是我们一起在探讨今天的生存，探讨对这个社会的看法”，陈思和说，“我看着一个作家就像看着树一样，从小树，到大树，到枝叶繁茂，而我也在慢慢成长。”

　　但陈思和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一个担忧，“新的不来，青黄不接”。“大家都公认(莫言)他们是最重要的作家，成了我们文坛的象征。年青一代的作家的成就，总被时代的主流风格遮蔽。”

　　贾植芳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

　　南都：“文革”期间，你做图书馆管理员，怎样走上文学评论这条路的?

　　陈思和：“文革”时期我在上海卢湾区下面的一个街道图书馆当管理员，当时图书馆里有一项叫书评的工作，组织各个地区的工人、学生，成立书评小组，还编印了一本刊物《图书馆工作》，油印的，每两月一期。当时我就参与这些工作，帮他们打杂。现在上海一些很重要的媒体人，那是都出自那个书评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与文学评论沾上点边，但我的兴趣最早偏向历史。那时，文学书籍还不能自由开放，历史方面的书籍已经开放了，《二十四史》这些书都可以看，我看了不少。恢复高考后，我填报复旦大学的第一志愿好像是历史系，第二志愿才是中文系，后来录取我到中文系。

　　南都：你们班出来的人才好像特别多。

　　陈思和：是的。复旦中文系在“文革”当中分两个专业，一个是文学创作专业，另一个是文学评论专业。文学创作专业出过一个很重要的作家梁晓声，比我高几届的学长。到77级考试的时候专业还是这样设置，我当时想做书评，觉得考文学评论专业挺好。但是，等我们进去后这两个专业取消了，中文系恢复了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考入我们这个班级的作家特别多，张胜友、胡平、卢新华等等，他们都奔着创作专业去的，但考进去后才知道创作专业取消了，只好正常读书。而我也得从头学起。我们这个班在思想解放运动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比如卢新华写小说《伤痕》，他把小说贴在墙壁上，有些人读后觉得写得好，有些人觉得不好，反正就这样争论着传开来，作品后来发在《文汇报》上，一下子就全国出名了，带动了伤痕文学的发展。

　　南都：后来，你和同学李辉一起研究巴金，为什么?

　　陈思和：我在图书馆工作时看过一些文学作品，像《鲁迅全集》等，但很多现代作家的作品我都没看过，因为图书馆不开放这些书籍。进了大学，我发现自己对现代文学还是不熟悉，那就从头开始读起吧，茅盾、蒋光慈、丁玲、巴金等作家的文集都读，读的过程中巴金特别吸引我。因为，第一，巴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这个概念在“文革”当中很臭，《人民日报》专门发表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把打、砸、抢的流氓武斗、违法党纪国法全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第二，我在“文革”当中看过巴金的《家》、《春》、《秋》、《憩园》等，很喜欢。我就想，巴金写了那么多好小说，怎么会是“无政府主义”?他肯定不会去打、砸、抢嘛。巴金那时已经开始写《随想录》，他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解放前沿。我就思考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巴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系统阅读巴金。

　　南都：贾植芳先生怎样指导你们研究巴金?

　　陈思和：上世纪80年代，贾植芳先生和巴金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贾先生不只影响我的学问，而是整个人格。我和李辉在写巴金文章的时候，贾先生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在图书馆劳动，但已经不是重体力劳动了。他接受的国家项目就是编巴金的研究资料。我和李辉在图书馆看巴金的书，碰到贾先生，他人很好，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主动与你聊天，他看我们在读巴金，就聊开来。他手头有一批西方人写的巴金的著作，借给我们看，让我们做翻译，就这样与先生关系熟了。师母那时还在山西，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我们晚上没事就到他家里去喝酒、聊天。

　　贾先生平反以后恢复了中文系教授职务。我们是1982年年初毕业，毕业论文是写巴金的。我们最早写的论文给他看，他说，“不对，你们写的论文全是根据解放以后出版的《巴金文集》写的，研究巴金要看他解放前发表的出版本，解放以后他都改过了，必须找到原始的文章。”这给我们很大启发。后来我与李辉就天天跑图书馆，从上海东北角的复旦跑到西南角的徐家汇藏书楼，每天换乘好几辆车才能过去，论文写好后，老先生帮忙发表在《文学评论》上，那时候很少有大学生能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的。

　　毕业后，李辉去北京当记者，我就留校了，学校规定青年老师必须跟一个老先生做他的助手，其实就是帮老先生干活，整理文稿等等。我有幸跟着贾植芳先生做助手，他那会儿承担了一个国家科研项目，研究外来文学思潮如何影响中国。我在他身边工作学到了很多很多。1986年，我与李辉合著的《巴金论稿》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先生还给我们写了热情推荐的序文。

　　南都：你们这批学者的研究都是从个案研究切入，比如你研究巴金，许子东研究郁达夫。

　　陈思和：对(笑)。比如北京那群学者，钱理群研究周作人，王富仁研究鲁迅，陈平原研究林语堂等等，凌宇研究沈从文，蓝棣之研究诗歌，还有黄子平、季红真都是北大谢冕的学生，研究当代文学。王晓明最初是研究沙汀、艾芜。每个人基本上都是围绕一个作家研究。后来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研究的这个作家说得很好，结果放在一起，大家都好，怎么办?总得有一个文学史的看法。我后来就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就是要从文学史的背景下考量一个作家，后来人家说重修文学史就是消肿，每个作家都被说得很重要，说得文学史都肿起来了，因为“文革”中很多作家都被打倒被批判，所以给他们恢复名誉，每个作家都说得很好，后来发现不对了，就需要更加理性地去探讨。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写了十年

　　南都：所以，你们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命题。为什么要“重写”?

　　陈思和：对我来说，现代文学不是一个专业，不是说我吃这个饭就每天写点文章来换稿费，我把它看做是我的事业，我可以通过这一个渠道改变很多事情。当时对社会最关心、抱有希望的学者都在研究现代文学。1985年现代文学馆开了一次创新座谈会，我们都去了，1985年的时候正好是强调思想解放、创作自由的时候，当时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提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反正大家都在创新，我就写了我第一本个人专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其实也是系列论文，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他们在会上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等，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现代文学的学科在改变。

　　南都：对于现代文学史，你如何“重写”?

　　陈思和：现代文学在1949年以后就有，但界限和内容都很狭隘，就是指1917到1949年之间的三十年。真正的发展是在1980年代，学者们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新问题，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慢慢发展起来。发展中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改变原来的文学史的框架，1988年，在徐俊西老师(他原来是中文系总支书记，搞文学理论，后来担任了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后来又当了上海市宣传部副部长)的邀请下，我和王晓明为他主编的《上海文论》(今《上海文化》)开设一个专栏，每期发两篇文章，对以前的文学史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当时还年轻，连副教授都不是，没有真正进入到“重写文学史”的阶段。只是我们对原来不合理的文学史的观念观点，提出一些意见来解构文学史。

　　南都：你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花了多长时间?

　　陈思和：从构思到完成10年。1988年提出“重写文学史”嘛，1989年专栏结束后，我打算写一部文学史，当时理论基础不够，写不出来，待我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提出“战争文化心态”、“民间文化形态”、“无名”与“共名”等文学史的理论准备，再去编文学史就好编了。我现在正在做《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的修订，也有13年的时间了，章节都由别的撰写者完成了，就是缺少一个新的理论去整合，我就一直拖在那里。

　　南都：编写的过程中你如何挑选作家，标准是什么?

　　陈思和：编写这本书，我的想法是，一是让学生有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让他觉得什么书都可以读，什么书也都可以不读，不要被束缚在什么是“经典”啊，这种条条框框要不得;二是，一定要尊重自己的理解。

　　我就从文学史开始改革。一本文学史可以把文学运动、文学史料等方面的“知识”淡化，突出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一个中文本科毕业的学生，走上社会后可能从事的是完全与中文专业无关的工作，但他如果能够掌握近百篇文学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至少提高审美眼光和审美能力，基础打好了，他就算当一个文员、公务员、媒体从业人员，也有足够的审美能力去应付工作。所以在《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我强调解读文学作品的审美性。

　　南都：这本文学史中提及的每一部作品你都有阅读?

　　陈思和：当然。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现在国家有个学术著作外译计划，已经拨款把它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我怕外国读者无法理解里面大量的政治术语，几乎每一章每一页我都在修订，再补充些材料。有些还重写，比如《今天》杂志，当时为了讲《今天》杂志的意义，我把它拆成好几块，有些放在朦胧诗一章，有些放在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一章，有的是放在“潜在写作”里讲。如今我把它整合起来变成一个专门的章节介绍，今年假期我都在做这个工作。

　　成功作家遮蔽了年轻作家的努力

　　南都：你觉得，文学史写作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陈思和：文学史编写本来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在理论上你必须要解释得通，自圆其说。以《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例，我有自己的见解，不会与别的文学史重复。比如我提出的“潜在写作”，还有关于官方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学、民间文学三个层面的互动整合。再如民间立场和民间意识，就是民间文化怎么样来影响了当代文学。我都是先有理论，再去编文学史的。你问我写文学史什么最难，最难就是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史观?按鲁迅说法就是“史识”，对文学史的认识。鲁迅说，如果没有“史识”，就是一大堆材料长编。但如何把文学史观(史识)转化为文学史语言来表达?那就需要有文学史理论，需要特殊的文学史的概念术语。

　　南都：那么，这种文学史观由何而来?

　　陈思和：学习，思考一些理论问题，不要回避学术专业上碰到的困难。大多数人一碰到难题解决不了，就绕开了，我是不会绕开的，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代文学发展到21世纪的头10年，又碰到了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你认为是什么?

　　南都：还是老的不去，新的不来，青黄不接?

　　陈思和：你说得对。为什么?一批和我同样年龄的作家，在文坛上努力了整整30年，他们从1980年代开始写作，像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张炜、方方、余华等。但问题在哪里?他们都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极个别是60年代初出生)，他们接受的文学教育从鲁迅、沈从文、巴金、张爱玲那里来，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承接下来的传统，他们也有发展，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熟的个人风格，已经被时代所认可。这个被时代认可的文学风格很容易遮蔽其他年轻作家的创作。接下来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我们找不出他们自己的风格，因为我们是以前面成功作家的风格来衡量青年作家的风格，总觉得他们还没有成熟，其实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都四十多岁，正当壮年了。他们的总体成就总是被时代的主流风格遮蔽，更严重的是，80后、90后的青年人可能就不会去学莫言学王安忆，不可能在他们里面找出一个小莫言，小王安忆，他们走的已经是完全另外一条道路。文学观念、美学趣味都变了。

　　南都：归根结底，原因在哪里?

　　陈思和：这么一个时代文学的群像走到顶峰以后，遮蔽了以后好几代人的努力，这是客观上造成的结果。我们现在的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当代评论家、学者和媒体都围着这一批成熟作家转，他们占有了文学的空间(这空间本来就狭窄)，文学评奖、作品讨论、媒体关注，都围绕着这批优秀作家。一个没有名气的作家可能也写出了相当好的作品，但是没人关注，写得再好也没人关注，报纸版面都被这些大作家占有了。文坛真正要发生新的变化，就要走出他们的阴影。

　　南都：从你是文学史撰写者、文学评论家的角度出发，该如何改变这种现象?

　　陈思和：我是个评论家，就要从理论上去分析，现在大家似乎都视而不见这种现象，这没关系，肯定是有人看见的，比如作家协会把郭敬明吸收到作家协会去，开年轻人的讨论会，往主流方面去引，80后作家张悦然很典型，她为什么那么红，因为她的作品还是比较靠拢莫言那样的主流，所以，有人就不停说，张悦然不错，笛安不错，因为她们的标准是在跟主流相衔接。但你想，她们怎么超过莫言、超过王安忆?不可能呀。

　　现在处在一个潜在的分裂当中，这个分裂很可能有朝一日会发生一个突然变化，我们的主导的审美方式全部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的话，会出现一个很困难的情况;所以现在要把这两种完全断裂的美学追求整合起来，要解释这样的现象。

　　南都：那你自己的研究方法是?

　　陈思和：我的批评不从理论出发，所有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关键是要关心现实生活，关心世界，在实践中提出问题，你就会发现你面对的文学有什么问题。发现问题才能去解决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同题问答]

　　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管锥编》，让我知道什么叫做博大精深学贯中西;鲁迅和周作人的书，让我知道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狱里狱外》、《随想录》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可能坏到什么程度，如何应对;《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面包与自由》(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让我知道人生的理想，怎样追求。

　　你认为，要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身体要健康，兴趣要集中，多学几门外语，少一点才子气。

　　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思和文存》比较有代表性。

　　学术研究工作要经常到深夜吗?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以前是不熬夜，早起工作;现在年纪大了，只能是白天工作。

　　学术研究之外，有什么业余爱好?

　　我的工作太忙，事情太多，几乎没有业余时间。如说“爱好”，是向往有好茶喝，有好的电影看，有空闲时间到处走走，与三五个知音一起聊天。

　　(本文来源：南都网2013年9月12日，作者陈晓勤，陈思和为文汇讲堂嘉宾、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