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哲学思维的训练，当他担任了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后，在党建研讨会上有关“卓越与和谐”的发言，读来就是一篇思辨的论文，而其所作的党委会报告的部分段落，居然成了联欢会朗诵的内容。曾是文学青年的他在那些理性主义发言中不经意地流露了当年的理想主义色彩。

　　

　　童世骏说他的为学并无宏大规划，更多是凭着兴趣和机缘。从认识论到科学哲学，从政治文化到精神世界;在挪威访学邂逅了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因为与兴趣高度吻合进而深入研究，那种巧合仿佛不是他追着哲学，而是哲学赶着他。30多年过去了，一回头，却是由“问题”和“规则”、“理性”和“记忆”等概念完成的“连点成线”，或乔布斯所说的“connecting the dots”。

　　

　　童世骏的入世秉承师风。从导师冯契先生对现实问题的投入到挪威导师希尔贝克的跨学科融合，到研究对象法兰福克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哈贝马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事务的自觉关怀，他领衔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的系列调查，既有导师和研究对象的为学影子，更有他自己对哲学实践的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理解。

　　

　　童世骏的学习能力很强。自小就有的强烈好奇心让他1989年就有了Toshiba笔记本电脑，这种IT的弄潮者优势始终伴随着他，常常在几小时内，回复邮件就会从他的iPad发出;而大学毕业就能对答如流的英语能力更让他“身在上海沟通全球”;自觉向其他学科取经的积累使他视野开阔，这些也道出了他边做行政边出书的秘密。

　　

　　于是，记者试图走近这位哲学教授的视野和内心世界。

　　

　　17岁的两次光荣

　　

　　对音乐，童世骏是渴望的。17岁那年，他能欣赏的只是比他两年后狂喜地发现的《洪湖赤卫队》更加“革命”的“样板戏”。那样的旋律中，他完成了至今能“炫耀”的几个事件。

　　

　　由于童年在萧山外婆家度过因而便提早进了学堂，1975年春天中学毕业，他只有16足岁。童世骏被分配到拥有1万职工的崇明国营跃进农场，虽然是让人羡慕的拿工资、有医保的“农场工人”，不过所有高难度的农活一件也没拉下，包括被称为“水匠”的水稻管理员工作，每回雷电风暴骤雨交加时，他就要冲出宿舍，抓紧开渠放水。

　　

　　在电视台做哲学直播演讲

　　

　　那年夏天，他被抽调20天去程家桥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许是有了这个基础，下半年，市委写作班组织第8期“工人理论写作班”，请来自全市各系统的工人骨干分子闭门4个半月学习哲学，童世骏又被推荐了。“学习的地点就在现在的社科院所在的淮海中路622弄。”童世骏2004年去社科院担任党委副书记时，时常会和国外学者谈起这段历史——学习期间，学员们的最重要任务是到位于七重天的电视台和位于北京东路2号的电台主讲哲学讲座。“我是第三讲，演讲题目是‘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不知为何，那时的电视居然是直播，同样的内容他去讲了两次。刚过17岁的他便在电视台做直播演讲，无论如何是件骄傲的事情。至于演讲的题目，也被他在国际交流中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那时宣扬“斗争哲学”，现在却建设“和谐社会”。

　　

　　在毛泽东做主席时入了党

　　

　　在17岁整年里，还发生了一件“光荣”的事情，1976年的7月1日，他入党了。两个月后的9月9日，毛泽东去世。“要是农场党委坚持我必须在9月中旬满18岁时才能宣誓的话，我就无法在毛泽东担任主席时入党了”，童世骏说，口气里有些骄傲。其实那时他已经成为连队的重点培养对象，很快他被提拔为十八连副指导员，要管300多号农场工人。与此同时，他也“艰难地”接受了组织的建议：从此扎根农场，放弃上调进城的机会。

　　

　　“那时，年龄稍长的指导员曾和我算过一笔账，1万人就是什么也不干，把国家投入的钱分到每个人头上也有每月68元，但是现在大家干活了反倒严重亏损，却只拿了每月24元或27元的工资(第一年是18元)。所有的投入都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人’。”

　　

　　在抢险时险些遭遇失明

　　

　　岁月剥夺了这代人在最求知年月的校园学习机会，但却让他们体会了另一种实践和思考。2009年9月，童世骏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里做“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挑战”演讲后，有位年轻听众提问，世俗化时代人们的心灵如何抵御强大的外部压力?童世骏回答：真正优秀的品质往往要在恶劣的环境中培育起来，坚强的操守要在经历过诱惑后才能证明。农场三年中，一次连夜抢救被台风吹塌的猪棚，黑暗中他被老虎钳刺破了角膜险些失明，至今眼角仍留有伤疤。30多年后，他支持读大学的大女儿去湖南农村支教，欣赏她归来后虽手掌足心生出水泡疼痛难忍却毫无悔意，生活对善于思考的人永远可以挖出金矿。

　　

　　扎根跃进农场的契约因为高考的恢复而自动中断了，童世骏参加了1977年年底的全国高考，1978年春天进入了当时还叫“上海师大”的华东师大。

　　

　　冯契的认识论弟子

　　

　　进华东师范大学前，童世骏并不知道冯契的大名，这座有条丽娃河的大学总是给他一些“惊喜”，师从冯契这样的哲学丰碑前，进入政教系老四班是惊喜的预演。

　　

　　政教系老四班的扩招生们

　　

　　准确地说，老四班的学生都是扩招进来的，他们入校时，其他三个班级都上了一个月的课程。童世骏在农场已经准备重新复习改考理科时，喜讯传来，自己被录取了。但令他沮丧的是，他的前四个志愿：复旦国政系、复旦哲学系、华师大中文系、华师大历史系都没有垂青他，他被录取在华师大政教系。然而，命运女神时常是一位戏剧高手。在华师大校园毛主席像背后的地理馆333教室，爱坐在阶梯教室倒数第二排的他，在那里认识了如今在华师大的几位最优秀学者，俄苏研究专家冯绍雷、中国哲学专家杨国荣，还有思想史专家许纪霖。

　　

　　那时的政教系几乎包含了全校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骨干专业，经济系和哲学系在1985年后才陆续独立。在大三分班时，想到自己曾有的哲学直播演讲经历，他选了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作为现代外国哲学课代表的他，与同学们组建起了外国哲学兴趣小组，组员有7人。“如今只剩下1.5个人在从事哲学研究了。黄勇留在美国，去年从美国转到香港中文大学，国内剩下的就是我这半个人了。”那时，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编书《哲学命题的解释》，“已有科研的雏形”。但更难忘的是，同学们相约去美琪大剧院观看萨特的话剧《肮脏的手》后一路讨论的兴奋，分享第五宿舍走廊里和333教室墙壁上的壁报上有关弗洛伊德、中美关系和自私是否可能合理的各种各样讨论。而在最应该全神贯注的某门主课上，童世骏持续的乐趣是将一本厚厚的英文版哲学文选中每章的长篇导论翻成中文，似乎是为他后来在全国较早开设《哲学概论》课做着准备。

　　

　　“问题意识”的思维方式

　　

　　考研时，他的目标自然认准了冯契先生。冯契只招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中国哲学专业，而马哲专业中是第一次招收认识论方向，事实上，这个专业也招了这么一次。所以，某种程度上，童世骏和马建模(很早就去了企业工作)是冯契先生的认识论方向研究生的开门弟子和关门弟子。具体指导的多是张天飞教授，但是，冯门弟子们常有机会一起聆听冯先生的讲座，感受他的思想和治学风范。

　　

　　谈到冯先生，童世骏心怀敬意。在他看来，冯先生的哲学系统训练很难超越。承蒙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三位哲学大家的庭训，中哲、马哲、西哲无所不精。其次，在治学特点上，童世骏尤其受冯先生的“问题意识”的思维影响。1957年，冯契先生出版了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毛泽东在1960年时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推荐，童世骏说这说明毛的哲学眼光毕竟不俗。在那本书中，就有一节将“疑问”作为认识论问题之一加以讨论，童世骏的硕士论文就是《问题在认识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同时代学子中，这样的意识算是有点新意的。回忆这点时，童世骏坦陈，他所感兴趣的西方哲学家如波普尔、杜威，以及伽达默尔都曾对“问题”做过深刻的研究，但那时他读的其实相当不够，尽管他还特意去上海图书馆借德语书了解东德哲学家对此的评述。直面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一直伴随着日后的为学。1994年，他与赵修义教授一起编写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时代的哲学》出版，并没有按照传统哲学家或哲学派别为中心来撰写，而是列出五大重要的哲学问题，文末的小结中对各派的观点与马恩做了比较。此书日后多次获奖，原因也在于以问题作为主线。

　　

　　与公众交流中扮演“诠释者”

　　

　　然而，最让童世骏折服的是冯契先生把抽象玄思与社会关怀密切结合的努力和能力。他曾撰文“像冯契那样创造价值、追求理想、履行责任”，高度赞扬冯契在文革后，从63岁到80岁，写下独立思考的200万著作。“先生很擅长把当代政治文化所习惯的素材运用到哲学研究的问题中去，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他们的问题和命题，会被先生融会贯通地创造性理解，而且，先生愿意写一些小册子，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谈谈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这样的特点，都能在童世骏身上看到。“解释世界从来就是改造世界的重要途径。”让哲学有说服力，解释世界的人必须和生活世界对话，还必须和公众对话。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会被动地接到一些约稿任务，包括像《文化软实力》这样的小册子，即便是命题作文，他也会修改到编辑截稿的最后一刻，这种被童世骏自嘲为强迫症的认真，其背后还是乐于充当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科学和常识之间的“翻译者”和“诠释者”使然。

　　

　　2008年，在控江中学参加了由上海社科院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社科讲堂》校园行”活动后，他根据现场的发言撰写了《谈谈“意义”的意义》，由许三多的“活着要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要好好活”阐发出一连串的12点分析;而在交大的演讲《说好自己的人生故事》，则从乔布斯谈到行为责任和自由意志的关系;今年在最潮的演讲活动《听道》的18分钟演说中，他在承认“成事在天”后又抛出了“成人在己”，背后是深刻的哲学原理的通俗阐释。

　　

　　如同当年冯契乐于写小册子，童世骏交着自己的答卷——哲学家履行其诠释者的职能要比扮演精神导师的角色做更大的努力。

　　

　　与哈贝马斯的神交

　　

　　不情愿地进了华师大政教系，却幸运地成了冯契的弟子。丽娃河继续给童世骏带来人生种种小惊喜。挪威卑尔根大学之缘是第二幕。

　　

　　因缘际会拜希尔贝克为师

　　

　　1988年，刚刚独立成华师大哲学系两年的系领导们非常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系里争取到了一个去英国一个去挪威的交流学者名额。童世骏得到的机会是去挪威。他心中的目标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阿恩?奈斯，当他拿着北大洪谦教授的推荐信去联系时，得到的回复是，“我已经从奥斯陆大学退休，但可以推荐你去找任何挪威哲学家”。于是他自己选择了曾与维特根斯坦有较多来往的特伦诺伊教授，这位教授的一篇题为《作为规范体系的科学方法论》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童世骏到了特伦诺伊所在的卑尔根大学以后才得知，他已经去了奥斯陆大学。于是，他的学生，以研究海德格尔为博士论文、曾经担任过法兰福克学派重员马尔库塞助手的希尔贝克，就成了童世骏的访问学者指导教师。

　　

　　于是，童世骏又承接了另一场学术接力。他清楚地记得，1988年9月的一天，希尔贝克兴冲冲地跑来递给他一本书：“世骏，这本书你估计会有兴趣。”童世骏翻开一看，是哈贝马斯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上册。读着读着，这位他本来相当陌生的当代德国哲学家把他深深吸引住了，十天里，他脑海里都是书中那些非常费解但似乎又显露着重要秩序的概念，牵引出之前下过功夫的批判理性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的种种关联。仿佛是浮士德的“你真美啊，请停一停”的魔力使然，童世骏的后十天沉浸在从图书馆借来的《交往行动理论》下册的论证推理中。一年访学结束前，童世骏凭着题为《波普尔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观比较》的论文和讲演，获得读博资格。

　　

　　与哈贝马斯的理论一见钟情

　　

　　经过在中国和挪威之间的几年跨国学术之旅以后，1994年上半年，他重返卑尔根大学作博士论文答辩，同时也是为了和在卑尔根大学停留一周的哈贝马斯作深度交流。童世骏从他比较熟悉的英美哲学角度去理解哈贝马斯的思想，还在论文中让哈贝马斯与李大钊、梁漱溟、冯契等中国思想家进行对话，估计是出乎这位德国哲学家的意料之外的。但童世骏感兴趣的不仅是哈贝马斯的思想整合能力和概念分析能力，不仅是用尽可能平白的现代汉语表达这位德国哲学家的晦涩观点，而且是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体用之争”、“科玄之争”、“德赛之争”及其各种当代翻版。这是童世骏第一次和自己的研究对象、当代最有声望的西方哲学家的面对面交流。因为哈贝马斯对规则问题、交往理论的研究和自己一贯的研究兴趣的高度吻合，从此，继北师大的曹卫东之后，他也成了研究哈贝马斯的中国学者。

　　

　　2001年1月，72岁的哈贝马斯终于实践了中国之行。巧合的是，童世骏因为争取到了美国富布莱特学者资格，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哈贝马斯赴中国前，他和哈贝马斯在美国某个大学一起开会，童世骏向哈贝马斯介绍了中国国内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之争。而哈贝马斯从中国回来后，两人又一起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开另一个哲学研讨会。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告诉童世骏，中国之行，印证了童世骏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热潮。哈贝马斯的中国之行在中国哲学界是可圈可点的大事，而那一年，童世骏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只做了一件事，用他的东道主托马斯?博格教授的话说：一个中国学者在一个英语国家翻译一本德文书，那就是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给哈贝马斯八十岁的礼物

　　

　　2009年11月18日，哈贝马斯80岁生日，作为特殊的生日礼物，童世骏把他应曹卫东之约写的一篇讨论哈贝马斯学术生涯的论文的英文摘要发给哈贝马斯，几乎是5分钟后，我就收到了哈贝马斯的邮件回复……”。

　　

　　在诸多公开演讲中，童世骏会引用哈贝马斯年幼时多次做唇裂手术的经历，从侧面表明其之后“沟通理性”理论的部分现实缘起，以此鼓励学子们珍惜人生每一份经历;在不少的学术论文和访谈里，童世骏会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这种比较成熟的文化中寻找“理论态度”的普遍因子，他会提出自己对理论的新解，不仅受他的中国老师冯契启发从“理论”出发讨论“方法”和“德性”，而且从“理论”出发讨论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讨论与“方法”和“德性”都有密切关系的“规则”。而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辩护，对欧洲一体化的观察和评论，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关于新老欧洲的讨论，关于“美国价值”和“欧洲价值”的比较，关于基因工程和宗教传统的思考，等等，这样的公共关怀同样滋养着这位冯契的认识论弟子。

　　

　　哲学教授或者说职业哲学家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应该何为?从哈贝马斯身上，他再次强烈感受到，在这样一个相对主义时代，如何避免虚无主义、拒绝非道德主义，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对话罗蒂、桑德尔、福山

　　

　　在挪威卑尔根大学的在职博士经历，对包括挪威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的时间或长或短的访问，以及在国内接待来访的许多国外学者，让童世骏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所讨论的诸多问题和所提的诸多观点，存在着“同时代性”，这种“同时代性”使得面对面的交流变得格外重要。

　　

　　主办罗蒂参与的国际研讨会

　　

　　2004年1月，在他的发起下，《罗蒂、美国实用主义和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大举办，晚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理查德?罗蒂应邀出席做主旨演讲。为了让讨论更有效率，童世骏自称“发明”了主讲者一边用英文做演讲、中文译文同步以PPT方式呈现的“同步翻译”方式，并且请罗蒂讲完以后就在酒店房间里仔细阅读厚厚的会议论文，尽可能做出他的回应。罗蒂果然在会议的最后一个单元对每位与会者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美国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后来还出版了该次会议的论文集。童世骏说会议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的老同学黄勇。本科时同在一个外国哲学兴趣小组的黄勇后来在复旦读研究生，他告诉童世骏，罗蒂来哲学演讲了。“那时，我们听完讲演后一起去问罗蒂，是否可以将他的《哲学与自然之镜》翻成中文，罗蒂说，社科院已经有人在翻译了。”

　　

　　对桑德尔观点的质疑

　　

　　与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迈克尔?桑德尔的交流也是颇有意味的。“2007年，华师大哲学系曾邀请过桑德尔前来演讲，但是当时大家并没有感觉到桑德尔的分量。”童世骏回忆。2010年3月19日晚上， 桑德尔受邀来到复旦大学主讲“什么是正义(What’s Justice?)?”时，已是全球炙手可热的哈佛《正义》公开课的超级明星了。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童世骏应邀担任点评之一。童世骏做了5点评论，“我特意拉开观点的差异”，从优酷上长达20分钟的视频上回看，此时的童教授绝对“high”，肢体语言是少有的丰富，语调少有的抑扬顿挫，让记者仿佛进入选举的演讲场。

　　

　　童世骏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桑德尔热是一种文化现象而非学术现象，而他自己更关心的不是案例多有趣，而是案例背后的内容：桑德尔的论据是否可以支撑他的论点，逻辑演绎是否严密。但这样的“纯”学术，学生们显然没什么兴趣。撇去追星热的现状，童世骏依然欣赏桑德尔，他觉得桑德尔教了中国老师一招，联系生活实际，理论就不会那么枯燥。

　　

　　与福山、泰勒、贝克、博格切磋

　　

　　与斯坦福大学教授、历史终结论提出者弗朗斯西?福山、与加拿大社群主义代表查尔斯?泰勒、与德国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童世骏都有过一些交流，做过精彩的点评。作为哲学教师的童世骏最赞赏的是比他稍长几岁的托马斯?博格，他说这位罗尔斯的高足“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师，思路异常清晰，论证极为专业，与社会现实结合相当完美，讲课时对听众可以说是到了体贴入微的程度。”

　　

　　童世骏不仅将当代学者请进国内或者与他们进行深入沟通，他也受邀在各类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国学者的观点，包括应邀在汉城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上做大会发言。由于其学术成绩，他入选为挪威科学院外籍院士，据说该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名额永远保持100名。

　　

　　“同时代性”中的“重叠共识”

　　

　　1988年，初到卑尔根大学访学时，希尔贝克教授在和童世骏的一席长谈后，辞别时忍不住问了一句，“您的英语在哪里学的?”“在中国。”他自豪地回答。对语言的爱好，在学术报告后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边散步边听各种有声读物的享受，使得童世骏有了更高效的沟通力。

　　

　　在与这些当代同行对“同时代性”问题的思考和交流中，童世骏深刻地体会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已经不再居于高高的精神导师之位，期待通过先验前提引出结果是无效的，凭借经验功夫做出归纳论证也是无果的，全世界的哲学家其实都面临相同的困境，唯有不同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达成的“重叠共识”还能给我们以支撑。而中国从1980年代的文化类型之争、1990年代的发展模式之争、到21世纪的国家治理、协商民主等新概念，如何从哲学层面找到更好的诠释，在这些对话中都能得到启发。

　　

　　业余哲学家的Memory

　　

　　2011年7月，童世骏在为他主编的期刊《哲学分析》向哈贝马斯约稿时写道：“顺便说一句，我的职务变了，离解释世界更远，离改变世界更近了。”

　　

　　那个月，他被委任为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重又回到了丽娃河和樱桃河环绕的美丽校园。从此，“我终于只能做业余哲学家了。”在中北校区的红楼办公室里，童世骏书记自嘲着。他身后的书橱里除了哲学书外，也多了一些教育书籍。

　　

　　大学管理活用专业优势

　　

　　在现代大学的形成过程，一直有不少哲学家热衷于讨论“大学”这个“理念”，从这点来说，童世骏在从事大学管理时还可以兼顾他的专业兴趣，甚至还有些专业优势。在他看来，大学管理要协调不同学科，要沟通不同主体，要处理杜威所说的“善的冲突”，每一项都需要思辨能力和实践智慧，比如童世骏说在工作中要处理好“原则”、“规则”和“个案”之间的关系，要区分开“是非问题”、“利害问题”和“你我问题”。与2004年开始担任的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不同，目前的岗位他感到是在“全世界的舞台上”考验能力，压力更大。

　　

　　但童世骏总是设法把压力变成动力，把必须完成的任务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在处理工作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时，比如接待信访，探望病重的老同志，处理文革的遗留问题，他都会化作哲学思考的机会。“解决‘是非问题’的办法是讲原则，解决‘利害问题’的办法是讲理性，解决‘你我问题’的办法是讲智慧。”童世骏以书记身份在一次会上讲的这段话听起来玄得很，但有许多事例可作为注释。

　　

　　最近他常在思考的问题之一是memory或记忆。“一个以色列军官，因为在访谈时忘记了士兵的名字而遭到潮水般的谴责;我自己时隔7年回到华东师大任职，总担心在校园里或会场上见到老同事却叫不出名字来。我们为什么会因为忘记一个人的名字而受到谴责或感到内疚呢?这个问题与道德责任、个人认同、集体归属等等问题有什么关系?”说到这个话题，记者又看到优酷视频上的兴奋形象。在他看来，这样的问题其实隐藏在最近几年的有关怀旧、道歉和宽恕等等舆论热点背后，在西方已经有很丰富的思考了，中国也必须有自己的思考。

　　

　　一万米高空的思考深度

　　

　　既然退居为“业余哲学家”，很少有整块的时间去读书和思考，他常常回忆起1989年至1994年的美好时光，那时他不仅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化的辩证法》，而且与赵修义教授合写了一本书，并且与妻子一起撰写着另一部两卷本著作——他们的双胞胎女儿。他也会留恋在哥伦比亚大学翻译哈贝马斯著作的光阴，甚至会怀念非典期间关在家里完成其导师希尔贝克的《西方哲学史》一书翻译的昼夜。

　　

　　但是，即便如此，他的高效还是令下属和同事们吃惊的，问到秘密时，童世骏笑着指着iPad说，“我随身带着许多书，在汽车里、飞机上随时可以阅读，我的不少文章是在离地面一万米的地方写的，所以，我的思考应该是很有高度的。”

　　

　　其实，在党委书记任上的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哲学教授身份，期盼着有一天能重返哲学工作者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用暂时的体系回答永恒的问题。或许，这也正是他所说的“成事在天，成人在己”的一个含义。

　　

　　文汇报记者 李念

　　

　　2014年2月14日采访、 3月18日成稿

　　

　　3月22日由童世骏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