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讲堂 文学季采编组 黄相宜（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在陈思和儿时居住过的四平路老工房周围有一家酱园。里面放着几口大缸，工人们把腌过的咸菜一层一层铺下去，站在上面一边光着脚使劲地踩，一边还用苏北腔高声唱小调。陈思和不理解，认为用脚踩出来的咸菜不卫生。童年的启蒙老师——外祖父告诉他：“人的身体是最干净的，人脚踩出来的咸菜就像用手包的饺子，有人气啊。”童年的故事萦绕在陈思和的记忆中，与其他所有经历交织交融，如今回想起来，才发觉，外祖父说的“人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了人的生命信息。

这些言传身教，为日后成为文学批评家的陈思和的精神成长点燃了第一抹火种，生命信息的传递从此开始启程。在一个甲子的岁月中，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如星星火焰，逐渐燎原。

教书育人：薪尽火传

陈思和曾说：“我的职业首先是教师，其次才是评论家什么的。对于教师来说，他的工作价值只在于帮助年轻一代及时发现并利用自己的才华，使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业在目前的处境下真正做到薪尽火传”。

*贾植芳的“人字”写端正

人文传统的传承很重要的一环是通过教育来进行。陈思和在复旦大学大师们的耳濡目染中成长起来。当然，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是他的导师贾植芳先生。

1955年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贾植芳被审讯与胡风的关系。他不卑不亢地坚持自己与胡风是朋友，结果带来了25年牢狱之灾。1978年大一新生陈思和在中文系资料室与贾先生相遇，当时贾先生还没平反恢复教职，只能在资料室里工作。贾植芳先生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一生坚持知识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写端正”。陈思和在《我与贾植芳亦师亦友三十年》的采访中回忆：贾植芳曾经在参与学术委员会评职称的时候，为一个批判过他的老师求情，说那时该老师还年轻，可以犯错误，而且现在学术水平既然已经达到了，就应该通过。学生陈思和向老师表达自己的不解，贾植芳给出的答案是“历史是残酷的”，只有使人格变得美好，才能抗衡历史的残酷。

“文革”后贾植芳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他的课堂，更多设在自己家的书房、客厅里。他乐意跟他喜欢的学生在一起，聊学问、谈专业。他相信传统的师承关系，先教学生做人，再教学生学问。

陈思和的教育理念就是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形成的。他如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八十多岁的朱东润老师晚上独自拿着手电筒来学生寝室谈话聊天；记得周斌武老师满腹经纶，毛笔手抄的古代汉语教材；记得吴中杰老师的智慧锋芒；记得潘旭澜老师的悉心提携……在前辈身上，他感受到的是对人格的追求、学术的坚持和对教师岗位的热爱。他把这些融入生命中的信息同样以传统的师承方式毫不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令人羡慕的师生关系

陈思和上课不仅风趣幽默，旁征博引，还特别善于引导学生参与讨论。作为博士生导师，他给本科生开的基础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复旦学院核心课“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十五讲”永远最受学生们欢迎，因为教室位置有限，旁听的学生常常直接席地而坐。陈思和为人随和，虽然工作繁忙，对于上课却西装革履，充满热情。有一次雨天，他去买书从楼梯摔下扭伤了脚，学生让他在家休息未果，提议上课时搬张椅子放在讲台上给老师坐着讲课。他虽满口答应，真正上课时仍然坚持全程站着给学生们上课。下课后，学生搀扶着他行走，怪他不听劝告，他却憨然一笑，“老师坐着上课不好”。

*生命能量的投射和提升

桃李满天下，陈思和骄傲地看到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大多成为了从事教育工作，或文化领域内的佼佼者，譬如张新颖、王光东、宋炳辉、王宏图、孙晶、李丹梦、谢有顺、何言宏、姚晓雷、戴从容等。陈思和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正是为了给学生们树立一个典范，就像他在贾植芳老师身上感受到的做人和做学问的纯粹。当年，陈思和在贾植芳老师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心踏实了。如今，他希望也能把自己的生命能量投射到其他生命中，以致改变、影响、提升他人的生命。生命的信息便在一代又一代的薪尽火传中，绵延下来。

研究视角：由“我”及“他”

陈思和不仅通过言传身教传递了生命的能量，还通过白字黑纸把自己的思想争鸣传播开来。他关心现实生活，关心世界，其文学研究不从理论出发，而是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发现面对的文学有什么问题。只有发现才能去解决。作为学术研究者，他所涉及的领域是多样的，主要分为巴金研究、文学史研究、比较文学以及当代文学批评几个方向。

*带着自己的疑问阅读巴金

巴金研究是陈思和的学术起点。大学期间与同学李辉合作撰写巴金研究的文章，从1980年第一篇发表的文学评论《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到1986年第一本出版学术专著《巴金论稿》，到如今，《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巴金晚年思想研究论稿》、《巴金图传》等学术著作和研究文论的问世，陈思和把巴金的作品读透，以自己的生命融入巴金一生的知识分子实践当中研读其奥义。

回溯陈思和为何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不仅源自他童年时期读《憩园》中寒儿对父爱追寻的感同身受和对巴金作品的喜爱，更出于自己的困惑。因为，巴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这个概念在“文革”当中名声不好，《人民日报》把打、砸、抢的流氓武斗、违反党纪国法全归咎于“无政府主义”；于是，少年思和对巴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疑惑，“写了那么多好小说的巴金怎么会是‘无政府主义’”？为了寻找自己的答案，陈思和带着疑问开始系统阅读巴金。

与研究巴金一样，陈思和所做的每一门学问，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从“小”入手，为了解决自己的疑问，自觉地开始深入挖掘，剖析作家、作品乃至整个时代的精神脉络，他的研究由“我”及“他”。

*打通现当代文学范畴

从“自己”出发不仅是从自己的疑惑入手研究，还是把自己放入文学的传统中，从学统的立场来从事文学研究。

因为胡风是鲁迅的学生，贾植芳又是胡风的朋友，多年以来每当鲁迅先生生日，许多旧时老友仍会保持习惯到贾老师家里坐坐，共忆当年，纪念先生。身处于源远流长的传统中，陈思和的身上自然也沾染了五四以来“鲁迅-胡风”知识分子的生命信息，他有意识地把中国新文学传统看成一个仍然在发展的整体，1985年提出了著名的“新文学整体观”，打通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范畴，奠定了他的学术“经纬”：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整体来研究，不断发现文学史上的新问题，并努力通过理论探索给以新的解释。于是在三十年的研究生活中，他不断从解决自己的疑惑出发，提出了“无名与共名”、“潜在写作”、“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等等新颖的文学理论，独具一格又自成一家。

*“民间理论”概括当下新现象

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联袂倡导“重写文学史”在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这次践行建构了全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从对于革命史传统教育的从属状态中摆脱出来，成为独立、审美的文学史学科。”1999年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出版，打破了传统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文学史，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同时因为“整体观”，他把中国当代文学也放入五四以来的传统中研究，新文学的传统仍然在不断发展、扩大，他自觉地关注当下文学的新现象，提出的“民间”理论，恰如其分地拓展了一个生机勃勃又藏污纳垢的文学空间。陈思和一直处于当代文学的现场，最早关注贾平凹、莫言、张炜、韩少功、王安忆等如今已成为中国文坛标杆的作家，尽心尽力参与他们文学活动，同他们一起成长。

陈思和在《教程》的前言中这样说，“20世纪文学仅仅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阶段而已，它所隐含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就仿佛是一道长长的河流，我们这几代的研究者做的是疏通源流的工作，让传统之流从我们这一代学者身上漫过，再带着我们的生命能量和学术信息，传递到以后的学者那儿去。”

知识分子岗位：传递精神

陈思和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投射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中，作为其中的一抹火种，从出版人到中文系主任，再到图书馆馆长，他尽自己所有能量来实践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点亮所有可能。

“火凤凰”丛书推出年轻批评家

出版的基本功能是“传”——把“非物质的信息”、“人的精神状态”从一处传递到另一处的过程。文化的传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职责，孔子首先育人教书，其次便是编纂《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教书和编纂同样是“传”，都是生命能量的传递，都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传承。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发展大大提速，社会急剧转型，现代化图景隐然已现。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精神崩溃和人格堕落，知识界也不例外，以致引发了199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身处于此，陈思和积极参与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并且试图通过自己的生命能量为时代做一些实事。他首先选择了“编辑”这一自己的兴趣作为实践的第一步。他先是为台湾业强出版社策划、主编了“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和“青少年图书馆”。1994年，受一位企业界朋友赞助，陈思和筹划出版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他想通过出版学术著作，来推动学术研究，鼓励和保障学术研究，给学人以信心。火凤凰涅槃，当时推出的一批青年批评家，如郜元宝、张新颖、王彬彬、罗岗等如今都成为了当下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之后陆续主编的火凤凰“文库”“青少年文库”“遗产丛书”等系列，在1990年代成为了文坛中栖息着学人思想与生命信息的希望火种。

《上海文学》：走通两仪，独立文舍

2003年4月，陈思和接受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委托，出任《上海文学》主编。他面对家人亲友的反对，这样解释：“1990年以来，我一直在探讨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发挥其作用，也有意关注了教育、出版以及人文学术思想的传播，我觉得这是三位一体地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岗位。于是最终决定接受这一职务，去牛刀小试。” 担任主编，三年有余，提出了全新的办刊方针：“走通两仪，独立文舍”。“走通两仪”意谓“走通国内东西部，也走通中西”。“文舍”借用了沈从文将文学看成人性的神庙的观点，“文舍”即神庙，“独立文舍”意思是要以独立于市场的审美精神来办杂志。在这三年中，《上海文学》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成为文坛重镇。

那些忙碌的时光里，陈思和常常奔波于上海作家协会的美丽花园和学院的象牙塔之间。他在实践知识分子出版事业的同时，依然坚守着安身立命的校园工作。

12年系主任：重树“读原典”风

2001年，陈思和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仅仅在半年时间里，他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两件实事：一、“系务改革”，实行系务决策民主化和公开化。二、“课程改革”，重新建立以原典精读为核心的中文系课程，把最优秀的教师，投入到一年级的本科生课程里去。傅杰讲《论语》、陈引驰讲《庄子》、陈正宏讲《史记》、骆玉明讲《世说新语》，郜元宝讲鲁迅，张新颖讲沈从文……让学生们回归经典，老老实实掌握一门“本事”。陈思和在系主任的岗位一做就是十二年，中文系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陈老师的精神信息。2007年，复旦中文学科被教育部评为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其中甘苦，思和自知。

图书馆长：回到40年前的原点

2012年系主任让贤之后，陈思和于今年出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1974年20岁的陈思和分配到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如今40年过去，他绕了一个圆，又顺着贾植芳老师的生命轨迹从中文系主任变成了图书馆长。在新的岗位上，陈思和又要开始践行知识分子理想：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职能，寻求更高的服务内涵——与学校的科研发展结合起来，为学术服务，从而使图书馆成为大学中融服务、教学、科研三位一体的学术机构——最近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成立，这只是他在图书馆岗位实践的第一步。

从教师到学者，从出版人到中文系主任再到图书馆长，陈思和似乎对世界怀揣着满腔热血，投入不同的知识分子岗位。在生命信息传递的旅程里，一步一个脚印向前，带着全部的生命能量以一种决绝的姿态，纵身跃进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长河里，他手举火把，溅起不灭的闪耀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