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讲堂工作室 文学季采编团  黄相宜（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1984年底，韩少功开始倡导“寻根文学”。“寻根”是一个过程，是写作者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立足于本民族文化，找寻自己对生活的发现，并在表达中找寻创作风格的过程。韩少功用他的创作《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告诉我们，这个寻找过程还在进行中，远未终止。这些思考和表达在一次次的转变中逐渐成熟，在不断的转向中，始终不变的是韩少功对寻找自己风格的追求，对乡土的关注，以及对中国社会深沉的担当。

三次入乡：重返到记忆关卡

天井公社茶场，1968年至1974年……这份沉甸甸的记忆是韩少功魂牵梦萦的生命历程。韩少功走出天井公社已经四十年了，顺着人生往前走，却总是回到记忆中的保存关卡，回到知青时代挥之不去的日日夜夜。

*十年天井乡：爱上文学

1968年，长沙少年韩少功主动“上山下乡”，落户在湖南汨罗县天井公社。

“从日出到日落，连续不断的重活，累得脑子里一片苍白，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孔见在《韩少功评传》中写到，韩少功有一次回到宿舍后一连抽上七根烟还回不过神来。睡到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一身泥巴，全都让体温烘干了。

困在山旮旯里，韩少功既不能考大学，也不能进工厂，就只好读点文学书籍。读书时成绩优异的韩少功曾以爱因斯坦、牛顿等科学家为人生理想，而文革初父亲的“去世”带来对世相和历史的迷惑，使得他在文学中找到了寄托。“当时没有其他的书可看，我自己抄了三大本唐诗宋词。”有时候，为了借一本书，他可以翻山越岭，走上几十里山路。浩然、赵树理、周立波等等，都是他油灯下的启蒙之师。柯切托夫、普希金、契诃夫、海明威，等等，更让他整夜整夜地激动。山路漫漫，韩少功热爱上了文学。他的作品陆续发表在《湘江文艺》、《工农兵文艺》、《湖南日报》等报刊，1974年12月，韩少功被汨罗县文化馆录用，结束6年知青身份。1977年12月，被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离开汨罗，回到长沙。

汨罗江的岁月是漫长的，韩少功从少年变成青年，对那段特殊岁月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里他都难以走出记忆的纠缠。

*半隐八景乡：感悟乡村智慧

1988年，韩少功举家迁移海南追寻一个“精神意义的岛”。但是，记忆深处对乡土的呼唤始终牵动着他的心绪。2000年韩少功与妻子返身回到湖南汨罗，开始半年工作半年农居的生活。“在有山有水处盖房子一直是我的梦想，八景峒离长沙不算太远，80公里的高速，外加30来公里的山乡公路。更重要的，离我当年插队的地方近，我可以讲一口当地话。”

在这样一个有天有地、有山有水的开放的空间里，处处有灵，遍地应答。韩少功的开荒生活在村民的挑剔和帮助中过得有滋有味，好事的村民把新奇的事物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流传，“他们似乎有一种通过风声和鸟语来洞察这个世界每个角落的能力”。韩少功的每次转身，都看到乡土生活的不同侧面，透视乡村人物缘起的精神胜利法。在乡土的智慧里，他尽自己的所能重新书写乡村，帮助农民改造一方水土。面对新的生活，三十年前的乡村回忆涌上心头，熟悉的土地唤醒韩少功生理连同心理上的归属感：

就像太强的光亮曾经令人目盲，但只要有一段足够的黑暗，光明会重新让人怀念。当知青时代的强制与绝望逐渐消解，当我身边的幸福正在追踪腐败，对不起，劳动就成了一个火热的词，重新发射出的光芒，唤醒我沉睡的肌肉。 ——《山南水北》

这种对乡土创造方式的深深的认同与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消泯了韩少功与乡土的距离，泥土蒸腾与汗水焦灼、阳光熏烤，浑浊在一起的气息挣脱了外界的束缚，把现实与记忆中的无畏青春接连在一起，连成耀眼光幕。韩少功的生活在不断的转向中又回到了记忆的关卡。这是韩少功第三次主动进行生活转向（上山下乡，迁居海南，“隐居”八景乡），他在此推究现代乡土中国的万事万物的内“理”，用生活状态的实践过程，来达到对自己心目中最高层的理想的实现——而非泛泛意义上的理论的探究。

践行：出世之心入世之为

韩少功创作的成功，在于他对社会与人性变化的敏感把握，这种敏感来源于自身经历与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即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传统。韩少功的知识分子担当精神让他希望介入现实，在自己的岗位做出一点能生长出思想和希望的尝试 。

*农民夜校：夭折的尝试

早在汨罗的知青时期，韩少功就倡导成立了知青学习小组和农民夜校，自己编写油印教材，并自掏腰包印刷成册，发放到农民手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特权，如此深奥的内容居然成了夜校教学主题。韩少功亲自担任教员，向农民演讲，但是效果很差。农民只是想来识字，对发生在十几里以外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兴趣。基层干部对外国名字更是疑窦丛生。终于，一张抨击茶场某领导多吃多占的大字报，使夜校终遭打击和夭折。”（孔见《韩少功评传》）

*海南：从《海南纪实》到《天涯》

1988年春节，36岁的韩少功已经在文坛上颇有名气。他破釜沉舟前往海南寻找理想之境，这次南迁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自由、人权、民主、高效、富裕等，完成人类理想的安全着陆。他要完成汨罗江畔失落的梦想。

韩少功把工作关系落户在正在筹备中的海南省作家协会，创办了“定位是纪实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新闻刊物”《海南纪实》，并且把杂志社办成了一个带着理想色彩的新型公社。“他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又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 （孔见《韩少功评传》）1988年10月，《海南纪实》第一期出版了，创下了发行60万份的记录。“这本杂志发行到100多万份，要三个印刷厂同时开印才能满足市场需要，把我们自己都吓了一跳。”韩少功回忆。

然而“乌托邦”毕竟不是现实，1989年，理想被现实打破，《海南纪实》被迫停刊。韩少功回到了平静的书桌旁，面对浮躁喧嚣的时代，韩少功敏锐的感受到社会与人心的微妙变化，感受到精神匮乏、时代方向的混沌，他的随笔作品《灵魂的声音》、《性而上的迷失》、《夜行者梦语》等，都在探寻人们精神困境的出路，他笔触关注的世界愈加广阔。

1995年4月，海南省作协希望韩少功能够接任主席一职。而韩当时正在潜心修改《马桥词典》，不愿答应，整个机关近一年处于无政府状态。韩少功终于同意成为作协主席候选人，并操刀《天涯》改革，不久，“北有《读书》，南有《天涯》”成为中国读书界的口碑。

2000年，韩少功辞去作协主席和《天涯》社长，勉强答应出任海南省文联主席，以此换来每年一半的时间归园田居。如果说之前韩少功的实践，属于文学意义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新世纪后迁居汨罗八景乡的做法，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最佳所在。

韩少功怀揣着出世之心，在每一个岗位上践行入世之事，每一次转向都在追寻知识分子的理想。

文学：形式也是内容

1980年代，韩少功的创作基本上采取的是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的方式，以《爸爸爸》成为“寻根文学”代表人物的他，不断实践着突破。1990年代中期后的《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则是文学形式探索的重要成果，跨越时间长达十年，都采用了片断式的叙事策略，不再是传统的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情节化、线性化的叙事方式，既为文本创造了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力，又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宝贵的文体经验。这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到了2013年的《日夜书》表现得更有探索性，除了片段式表达，竟然还采用不一样的剪接方式，创造了两个版本：大陆版和海外版。

*《马桥词典》：散点透视

韩少功的个人化的文学立场，就是哲思与叙事的杂糅、整体与片断的贯通，或者叫“在描述中展开思考，在碎片中建立关联”（《大题小作·文化透镜》）。感性与理性，片断与整体，对韩少功而言是有机统一的。内容决定了形式，形式也是内容。采用什么形式，其实最坚实的根据还是人的生活与思维。不一样的创作意图决定了作品的表达形式，形式的差异也让作品内容在不同的表达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笔下世界便有了不同相面，立体而丰富起来。

《马桥词典》是韩少功开始文体实验的第一部作品，作为长篇小说，它以一个个词条的形式松散而又相互连接结构了一个乡村的历史。词典这种形式，暗含了韩少功的态度，他放弃了那种以一己的观念去统摄一个世界的做法。他转向了词典这种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对世界的谦恭的态度。巧合了他作为“一个知性作家的秉性和散点透视的思维方式”。

*《暗示》：思考的多维

之后的《暗示》更是在文坛的争议中继续将文体实验走到了文学与哲学、小说与理论的边界。韩少功在《暗示》中的散文化探索打碎了叙述的完整连续性，每篇文章独立成为对无边世界现实符号的思考，《暗示》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给读者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角度，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思考语言、符号背后的所指，这只是一个角度，而不是确切地强迫你去接受这样的世界。

*《山南水北》：文体的杂糅

在《山南水北》里，每一纸真实又奇妙的世界，给人陌生感却唤起人心最自然本真的柔软，正如那个有标题的故事——《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一页的空白，无限遐想，无限感伤，这算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呢？文体意识在韩少功的笔触下相互贯通，冲破边界，所写所想，百无禁忌。《山南水北》的散文体式消泯了外界与乡土的距离，让读者通过韩少功的眼睛看待，用体温感受这样一个一直在身旁却从未留心的乡土。

*《日夜书》还原意识原貌

《日夜书》讲述的是知青一代的故事，韩少功对知青岁月的打捞首先是对“人”的发现，展现了他们以及时代的精神史。这是一个以“我”——是陶小布也是韩少功的意识来讲述的故事，几代人的故事在超越时空的记忆中交织交错。有自觉文体意识的韩少功选择了跳跃的联想式的片段还原意识原貌。

韩少功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智慧的揭秘者。韩少功在表达形式上的所有转向和追求都是听从他的内心，都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内容，所有的细节都支撑着小说的框架。也就是说，采用什么形式，其实最坚实的根据还是人的生活与思维，形式也是内容，内容也是形式，对韩少功来说，两者相辅相成，相生相应。

从生活到实践复归到文学创作，如同千千万万托尔斯泰般的寻找者，身体力行、坚持不懈，寻找刻在“小绿棒”上“能让世界上不再有贫穷、残疾、屈辱以及仇恨，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方法（《革命后记》），转向便是寻找，寻找即是希望，他的文学探索与社会实践在一个维度上真实地改变着世界。

指导：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