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格外引人注目，书中抨击了西方政客和学者关于中国“迟早”、“最终”会走上西方民主化道路的观点，认为中国乃至亚洲，很可能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提出中国崛起、西方衰落的大趋势。2009年6月，该书英文版一上市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争辩。有人说他在奉承中国，也有人说他是想“捧杀”中国。

　　近日，该书中文版《当中国统治世界》由中信出版社出版，5月，马丁•雅克应出版社邀请来到中国，本报记者通过邮件对马丁进行了采访。

　　速写马丁

　　妻子过世写作曾搁浅五年

　　这位生于1945年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一次中国之行，他在广东看到当地人为改变生活而作出的努力和决心。那时他就已经在心里酝酿这个命题。但在2000年他的印度裔妻子在医院受到歧视和漠视而故去，为了打官司，他的写作计划搁浅了5年。从开始计划到完成书稿，马丁经历了10年，中国也往前走了10年，或许成书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一论点，他的信心更加坚定。

　　尽管给这部论著起了一个耸动的标题，马丁•雅克对中国的看好也并非是无条件的，“中国必须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他认为当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过渡到发达国家”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给儿子找了一位中国老师

　　在谈到中国的发展模式时，马丁经常提到文化因素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和文化，哪一个会对世界带来更大的影响?对此，马丁表示，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基础，那么一个国家不会富强起来。“我很赞成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阐述的观点：如果想成为大国的话，首先经济要强盛。经济能力是施展其他方面能力的基础。中国只有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后，我们才开始谈论中国的文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与日俱增。”

　　“现在全球都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中国也开始越来越熟悉。这就像全世界都关心美国发生了什么事一样，同样的情况也将会发生在中国身上。”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也体现在马丁身上和他的家庭中。这十几年来，他来中国不下30次，甚至还给自己正在学小提琴的11岁的儿子找了一位中国老师。

　　“挺中派”的现代化思考

　　马丁说自己早已厌倦了西方文明，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曾担任英国共产党理论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他也是个有着足够学识和理论积淀的学者，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并且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学习数学、经济，曾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卫报》撰写专栏。目前，除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外，他还在日本爱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访问教授。

　　或许这样的政治背景和学识背景让他更容易站到“挺中”的一方，让他在开始思考“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够用一种独特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现代化和“崛起”。

　　“现代化是否就等同于西化?”这是马丁在书中提出的疑问，他在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西方如何主导现代化进程，他只是想说明，中国及亚洲具有文明上的特殊性，并且将在不断的发展中走上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有关“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马丁则成为坚定的“中国模式”拥护者。作为一个西方人。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他成为了自己国家的“反对派”，然而无论如何，他都已经上路了。

　　而对读者来说，如何看待老外的“吹捧”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是在虚荣心得到满足之后沾沾自喜，还是怀着十分的警惕拒绝观看?马丁又是站在何种立场发出这样的言论?无论如何，这一现象已经开始提醒我们，正确认识自己是多么的重要。

　　对话马丁

　　西方国家的影响将越来越小

　　■记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马丁：1993年，我到中国和东南亚旅行。两周半的旅行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脑中有很多困惑，但是我不知道答案。在广东，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拥有巨大的活力，变化就在你眼前。香港和新加坡的现代化程度出人意料。我在脑海中问自己，这里很现代化，但这是西方吗?还是别的什么?

　　尽管某种程度上我算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派，但仍然还有很多问题我从没有思考过。现在我必须要面对它们，我得面对我的肤色、文化和历史所带给我的惯性思维。

　　我决定写这本书是在1997年，而直到1998年11月当我和妻子哈林德移居到香港时我才开始动笔。

　　■记者：十年前你开始写这本书时就十分肯定中国崛起和西方衰落的趋势了吗?做此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马丁：我对中国的崛起有很大的信心，这是有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经历做证明的。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然就未来而言一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相信中国在未来的20年里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西方国家不会终结。只是在过去200年里，西方世界一直主导世界经济，以后西方国家在世界构建中的影响一定会越来越小。

　　■记者：你曾因为妻子去世中断写作。这几年中，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重新拿起笔，思路有什么变化吗?

　　■马丁：在2000年1月份我妻子去世我就停止了这本书的写作，5年之后我才有足够的情绪和能力再来写这本书。重新开始写作，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明显了，越来越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感知。因此我就重新调整了书第二部分的结构，更为关注中国。

　　因为医院的歧视，我妻子不幸去世了。这个经历让我更为认真地思考中国对种族、民族的态度。

　　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

　　■记者：中国社会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如何做到你所说的“统治”世界?

　　■马丁：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远远比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如果中国一直面临这些问题的话，中国就不可能成长为世界的主导国家。

　　■记者：有人提到，你在书中引用的论据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一些对支持论点不利的事实干脆视而不见。

　　■马丁：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忽略这种反对声音，我在书中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这些观点。我在书中探讨了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西方式的现代化，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不意味着就变成西方国家。

　　■记者：你希望中国的读者如何看待你这本书和观点，把它当做一个预言吗?

　　■马丁：我不认为我的书是一种预言，结论都是以历史研究以及对现代发展形势的分析为基础的。我们不可能来预测未来。

　　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不同

　　■记者：你认为中国最有可能以何种方式崛起?

　　■马丁：在我看来，很令人吃惊的一点就是人们对于中国的崛起并没有伴随着越来越多西方化这样一个现象的不理解。通常一种假设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就是西方化。这种假设是不对的。中国具有与众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这就会决定中国这种现代性的本质。中国的现代化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立足本国的国情。

　　我不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认为历史肯定会塑造一个国家崛起的本质以及之后现代性的本质。

　　■记者：何谓“崛起”，何为“统治”?

　　■马丁：崛起的含义是说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的过程。题目当中这个统治的意思是说，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也最强大的国家。

　　■记者：你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你眼中的中国现代性是什么?

　　■马丁：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将采用西方的“现代性”。当然，西方国家之间也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现代性”不但是由市场、竞争和科技形成的，它也是由历史和文化形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流行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在这个理论下，经济被置于了中心和主导的位置，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则被忽略了。

　　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这带来了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与西方极大的差异。另外，中国人的现代性是1949年之后才被共产党引入中国。这也和西方的情况大不相同。■文/本报记者赵丽肖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