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作为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以后“七七级”的一员，我是在“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声中进入大学校门的。与三十年前以“富强”为中心的“四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相比，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也可以说是“四个现代化”，但它不仅包括属于经济现代化范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包括分别属于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范畴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不妨把三十余年中国社会及其指导思想的变化概括为从“老四化”到“新四化”的变化过程。

　　在现代化目标从“老四化”转变为“新四化”的同时，有关“现代化”的讨论本身在学界话语(以及受此影响的公共话语)中则逐步向有关“现代性”的讨论靠拢。“现代化”讲的是朝向某个目标的过程，“现代性”讲的是拥有某种特性的状态，前者是后者逐步从设想变为现状的过程。相比之下，“现代化”话语的乐观色彩更浓一些，而“现代性”话语的反省意识更强一些。当“现代性”还只是一个“化”的目标的时候，“现代化”话语更多地是对现代性进行设想，为现代化提供辩护。随着现代化努力的种种结果—不管是否曾被预料—逐一呈现，随着名曰“现代性”(以及所谓“后现代性”)的种种现象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迅速成为日常现实，对现代性的设想和对现代化的辩护非但不那么必要，而且越来越成了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江泽民在2001年提出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此后的一些中央重要文件中一再重申。在2008年12月18日举行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一连用三个“前所未有”强调了我们肩负任务之重、面临问题之难、应对风险之大。200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更是提出如下清醒而坦率的告诫：“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以“新四化”目标和反省意识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从社会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角度去理解，而且可以从社会理论领域之内的两种互动去加以理解。

　　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体制内”或体制核心的“理论界”，与“体制外”或体制边缘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发生着总体上日益紧密而积极的互动和交流。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高度关联的一些问题，比如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以及分配正义和权利平等的关系、物质富裕和生活幸福的关系，更不用说有关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生态保护、全球秩序等等方面的大量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成为许多学人和报人的关注话题。从一个角度来说，“理论界”与“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这种互动和交流或许正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奇迹”的谜底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代性问题的中国版本的根本解决，大概也离不开这种互动和交流的渠道更加畅通、质量持续提升。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谈论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时候，大多只关注中西对话而无暇顾及更广范围的中外交流，这也是理解当今中国思想的重要背景。就中西之间在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地区平衡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这个现状而言，就中国现代性的民族特色越来越明显或自觉、中国道路的全球影响日益扩大或受到关注这个趋势而言，这种把中西对话当作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之当然的主要语境的思路，当然是相当片面的。但考虑到历史现象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和作为思想活动的有关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讨论，毕竟最初都是在西方开展的;考虑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外部环境，毕竟主要是西方各国以及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也考虑到过去三十余年间发生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等因素，我们还得承认，西方人和中国人在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和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同时代性”。不仅如“风险社会”、“返身现代性”等社会学概念，而且如“存在vs本质”、“普遍性vs特殊性”等哲学概念、“本质主义vs反本质主义”、“普遍主义vs特殊主义”等哲学命题，都可以在中国的语境中找到重要的解读参考。前面提到的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有关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全球秩序等等问题的讨论，更是直接受到差不多同时期发生于西方的许多讨论的重要影响，当然也渐渐开始对后者发生影响。

　　我在1978年进入大学校门，在1984年走上高校讲台，在1989年至1994年奔波于国门内外撰写有关中国现代化讨论之哲学反思的博士论文，此后一直同时进行西方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4年从华东师大调任上海社科院以后，又同时从事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这样的经历，使我有幸直接经历了上文所述的那两个互动，亲身参与了以这两个互动为特征的集体学习过程。收入本书的各章，既记录了我的一些学习收获，也汇集了今后继续探索的许多问题。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视野中的西方思潮”，很大程度上把西方思潮当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代思想背景和思想资源来介绍和讨论。第二部分是“西方影响下的中国思想”，讨论现代中国至关重要的“体用”范畴、“民主”概念、道德理想和精神价值。第三部分是“中西对话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与外围的基础上，着重讨论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的三大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最后两章分别讨论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讨论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度，讨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民族特色和世界意义。

　　以上文字的形成和发表，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前辈、朋友和学生的启发，尤其是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许多老师、同事和同学们的帮助，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童世骏

　　2010年虎年春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