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这样年龄和资历的人来写荒煤同志实在是有点儿远,但我跟他之间因为有我爷爷夏衍这层特殊的关系,又使他离我如此之近,以至于两位老人家相继去世十几年了,依然常有人在我耳边提起。在荒煤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不想写一篇应景的颂文,还是遵循一贯的原则写出我眼中见过的“荒煤”,以此表达对他真挚的怀念。
我对荒煤同志的印象不是完全统一的,这如同是被爷爷“四合院”的围墙和大门分隔开了。在我家院子里出现的“荒煤”与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楼里听说的“荒煤”并不一致,这可能跟我在两个空间身份的转换有关。我知道“荒煤”的名字是在我爷爷复出后的1978年前后,那一段时间他为老朋友们的平反问题积极奔走探路,这其中就包括瞿白音、陈荒煤等。8年的牢狱之灾使爷爷“损目折肢”,白内障用眼困难,写信时常常需要家人代笔,而与远在重庆的荒煤通信频繁,有时用的称谓是“梅兄”,那时候我不过十岁上下,既没见过荒煤本人,也没读过他的作品,只是隐约感觉这个人可能与梅花有关系。不久以后的某一天,果然有一位叫“陈荒煤”的老头儿从外地来,举着两枝蜡梅走进了我们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他的到来让我爷爷高兴,这两枝北方罕见的蜡梅也让大家惊喜。蜡梅的清雅代表着我爷爷一生欣赏的文人气,由此可以看出荒煤对他细腻的理解和柔情。
我爷爷说过,他的朋友是“三教九流”,伴随着“文艺的春天”,枯木逢春的老友们又使他的周围热闹了起来,荒煤同志当然也活跃在这中间。“文革”以后我们搬过两次家,院子越换越大,人气也越换越旺:我爷爷和冰心是同年同月生的“老姐弟”,又同为猫友,再加上巴金的生日也在金秋,所以每年的这个季节京沪两地互为拜寿,蛋糕、鲜花不断,好不热闹;一场“浩劫”使“四条汉子”剩了三条,情谊厚重。晚年周扬缠绵于病榻,我爷爷去北京医院看望时,两人对视,周扬情绪激动,双目流泪。“二流堂”的聚会更多,但重阳节我爷爷阴历的生日那天是固定相聚的日子。“一流人物二流堂”,这是一群才华横溢的人,我爷爷喜欢他们,他们一来,嘻笑怒骂,我们的院子立刻喧哗起来。钱锺书、杨绛夫妇是单独上门的,从不呼朋引类,进了我爷爷的房间,夫妇俩便开始争先恐后讲话,气氛很热烈。我爷爷尊重钱杨,他说过:“别人捧钱锺书,我却偏要捧杨绛。”电影界的人更是常来常往,其中以汪洋和谢晋的大嗓门最突出,只要他们中来上一位,声音就充斥了客厅的每个角落。而荒煤的风格是独树一帜的,他跟谁都不一样。我们家他经常来,不分节假,电话预约有空就来。他来时基本都是一个人,一般会是下午或临近傍晚到,坐的时间不会太长,离开则多半是到我爷爷要小憩吸氧的时候了,一般来说那是在晚饭前一小时。所以在我的印象里,荒煤的身影常会和夕阳黄昏重叠在一起。他来时神情都很严肃,若有所思。李子云曾经形象地说他“脸上像挂了一层霜”,每次总像是与我爷爷有事儿要说,可是房间里又没什么说话的声音传出来。荒煤同志的听力不太好,声调又低缓。在这种几近凝固的氛围中,我爷爷的情绪也愈发沉静了,话少,语气也简单,两人多数时候是在缄默中对坐。有人分析说,这是他们的一种真情互动,我想说是习惯性的默契更准确。
虽然是专业对口,但我能到《当代电影》杂志上班,直接是得益于陈荒煤和田聪明两位。然而,这大树底下的荫凉却让我尝够了“树大招风”滋味,我人还没到,风言风语就在单位里传开了。为此,荒煤同志在有一次离开我家前,特地避开我爷爷的视线,把我叫到大门外谈了话,他的警告与后来李子云写给我的信,宗旨是一致的:要夹起尾巴来做人!这让刚大学毕业的我感到不寒而栗,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武装到牙齿的坚强。1992年,搞过一个纪念荒煤同志文艺生涯60年的活动,那时我是刚工作的小巴拉子,这类盛事轮不上我。活动的前一天,我姑姑听说我不去,立即质问:“荒煤帮过你,你怎么可以没有表示?!”当时我逆反的情绪很大,这层光环已经让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言一行都被有色眼镜放大、变形,我正刻意地敬而远之,不愿意走近。我姑姑瞅了一眼倔犟的我,沉着脸“告状”去了。我任性地跑出去玩儿了一天,晚上10点多回家,爷爷已经睡下。姑姑让我赶紧去接李子云的电话,李子云教训了我一顿:“你这么晚才回来,我都吃下安眠药准备睡啦!爷爷要我告诉你,明天荒煤的活动你必须去。”我刚一张嘴声辩“我没有请柬”,她不由分说地打断:“爷爷说了,让你拿他的请柬去,代表他去!要听话,不许胡来!”第二天,我只得乖乖地跟着姑姑、李子云和林缦坐上爷爷的车子,替他到政协礼堂为荒煤同志庆生。“从书生到作家,从小说家到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领导者,荒煤同志在文艺界辛勤工作了六十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年逾古稀,仍笔耕不已,谨向我风雨同舟的老友致以由衷的敬意。夏衍一九九二年、十、三〇”(上图)。这份印有爷爷题字的请柬,我还保留着。
“政声人去后”。我对荒煤同志的认识始终是间接的,而且多半是在他去世以后。在我办公的那座资料馆的楼里,随着新老交替节奏的加快,这里见过及知道“陈荒煤”的人已经不多了。这家两块牌子一个单位的机构是荒煤同志一手促成的“捆绑式婚姻”,过程中“脚和鞋”的种种磨合,只有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得到个中滋味。但凡是跟荒煤同志接触过的人,尤其是与他开过会、写过书、共过事的研究人员们,对荒煤有着众口一词的称赞,大家共同感慨:他是一位懂文艺、懂电影,可以与之做推心置腹交流的好领导,这样待人平等、作风质朴的文化官员现在不多见了。
李子云写了一篇《书生荒煤》,貌似是她说过,在荒煤冷若冰霜的表情后面包裹着一颗滚烫的心灵。而我爷爷则是热情和理性相互交织着,老而弥坚。荒煤爱开会、爱发言,我爷爷曾托李子云给他带话:“不要逢会必到,逢言必发。”我问李子云:荒煤做何反应?她说,他只是笑笑。这是他们之间的“和而不同”。
1964年,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下达后,张春桥在上海传达“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电影系统,在北京有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夏陈路线,在上海,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就是这条路线的理论纲领。”“文革”中扣在我爷爷头上的大帽子,诸如“四条汉子”、“30年代的文艺黑线”、“电影界的祖师爷”等,顶顶都大得能压死人。他在1965年1月19日“文化部整风”的“检查”中对上述几条“罪状”逐一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和批评。但对于张春桥“夏陈路线”的提法,我爷爷既不看重也不认同,他认为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夏陈路线’,这是批判我的不实之词,我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文艺政策”。这话他跟我私下说过不止一次,而且对李子云也讲过,所以,后来我在做《夏衍年表》的时候,秉承他老人家的意思未将此条列入。而荒煤在1965年1月22日的“检查”中则对与“夏”的“老头子”关系作出了很长一段的解释:“对夏衍,总认为他是我的老领导。到了电影方面来之后,本来与阑西的关系搞得不好;后来夏衍管电影,就合作很好。对他,在业务上我是很佩服的,也对旁人讲,他能改分镜头剧本,我就不行。夏衍对我的工作也是很信任的,完全放手,所以少有分歧。夏衍说的话,他要做的事情,我总是深信不疑。所以,刚提出批评三十年代的问题,批评老头子的问题……思想上有抵触。现在,我认识到,我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思想,和左翼的所谓老关系,老朋友,老上司,有庸俗的关系,在文艺思想上又是气味相投,要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不能不捧老头子。”在这类非常时期的“另类”文字中,有言不由衷的违心之言,也有心照不宣的权宜之计,总之,只有经历那段峥嵘岁月的人,才能真正理解“风雨同舟”的艰难和珍贵。因此,对于深受“夏陈路线”冲击的荒煤,我爷爷也会安慰地说上一句:“最近放的那些片子,都是‘夏陈路线’的产物嘛。”
18年前,我爷爷去世的时候,荒煤的难过不逊于我们亲人,他悲伤到不愿与人交谈。一年以后,他也走了。在天堂里,他们或许依然在默默地对坐着,荒煤晓得我爷爷喜爱什么样的小礼物,而我爷爷也惦记着荒煤最爱吃的是花生米。
2013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