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继平

印家金满叔，实在是个太陌生的名字。我最先读到这一名字，是在台静农先生的一篇《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兼怀庄慕陵先生二三事》的回忆文章中，说一九二八年他们成立的“圆台印社”，社员仅五人，分别是庄慕陵（尚严）、台静农、常维钧、魏建功、金满叔。

五人中除了金满叔外，几乎都是学界赫赫有名的专家。其中，庄慕陵、常维钧、魏建功都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台静农虽非北大毕业，但他中学后来到北京，即于北大国文系旁听，后又转北大研究所半工半读。“旁听生”那时在北大也是一道特别的“风景”，许多著名人物如毛泽东、沈从文、丁玲、冯雪峰等，都曾有过北大旁听的经历。当年老北大在蔡元培校长的倡导下，主张“无人不当学，亦无时不当学”，只要不影响课堂的正常教学，蔡先生希望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来旁听，所谓“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金满叔应该也是那时的旁听生，所以他才有机会加入“圆台印社”。

那时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是主任。国学门下设考古、方言、歌谣、风俗四个研究室，马衡则是考古学研究室主任。至一九二六年前后，几位年轻学子如庄、常、台、魏等都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职并学习，庄尚严、董作宾、常维钧、台静农还分别是考古、方言、歌谣、风俗四个研究室的管理员。魏建功则被聘为研究所国学门助教，跟随刘半农研究语音学。几位有着相同兴趣的年轻人，时常在一起切磋技艺、探究学问。导师如沈兼士、马衡等都是金石学家，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无非是汉魏石经、秦汉古印等等，年轻人听得起劲，心血来潮的庄尚严遂提议成立一个印社。起先唤“团城印社”，后听从马衡建议不妨以北海团城的旧称而更名为“圆台印社”。社员除上述几位外，还多出了一位金满叔。估计金满叔当时也在北大研究所旁听或打杂，而年龄更小，故排在最末。其时几位社员热情高涨，台静农、常维钧、魏建功、金满叔皆纷纷奏刀临摹创作，唯有发起人庄尚严，虽精于印学，热衷于古印收藏鉴赏，然而光说不练，从未自己捉刀刻过印。台静农的回忆文章说，其实所谓的“圆台印社”，成立后是否真正有过几次活动，也很值得怀疑，后因刘半农一篇《北旧》的文章提及，于是便“名以文传”了。我想，不光是刘半农，台静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所写的这篇文章似乎影响更大，圆台印社本来仅仅只是“灵光一闪”，集会了一次便成绝响，但经“二农”文章一写，反倒“永载史册”了。

台静农先生的文章，对金满叔的身份未作一点描述，他只是说“圆台”几位社友，皆以篆刻为业余之爱好，“惟有金满叔笃守福庵先生法度，抗战时期在江南以此为生……”可见，金满叔先生是他们几人中唯一一位始终保持“印人”状态的人，而且其篆刻生涯并不短。然而，我阅读了《近代印人传》《民国篆刻艺术》，查阅了收录民国书画篆刻家甚夥的《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以及多种关于书法篆刻乃至美术或文学方面的人物词典甚至网络百度等，均找不到关于金满叔的片言只字。这令我十分纳闷：一位年轻时就有北大研究所师从马衡的经历，也有和台静农、魏建功等一起办印社的故事，后又长期治印并以鬻印为生的人，为何如此名不见经传，甚至没有他人的文字提及呢？

这个疑惑在我的脑海里存了好多年，不想近日与印家舒文扬先生一次偶然对话，居然有了“戏剧性”的突破。

在最近一次“海上篆刻学术会”上，我与文扬先生不仅会上相遇，会下还同住一室，于是与之联榻并话、漏夜谈天。当我偶然提到了一句“金满叔”时，文扬立马对我说：“你刚提到的金曼叔，我认识！他晚年就住在上海，和我还有过一段不浅的交往。”我诧异万分，也有点兴奋，感觉困扰多年的疑惑一下子就要被破解了。原来文扬上世纪七十年代刚到莘庄中学教书时，有一位退休返聘、擅刻印章的金仲坚先生，引起了同样爱好书法、篆刻的青年舒文扬的兴趣，于是两人不仅做了同事，而且还成了忘年之交。

这位金仲坚先生，就是金满叔，后也署金曼叔。大约自一九七八年起一直到一九九八年金先生辞世，文扬与金曼叔先生整整交往了二十年。尽管这二十年中频繁往还，但谈得最多的还是书法印章方面的艺事，至于身世及其他经历则问之不多（金先生似乎也不愿多说），仅知道金先生一九〇八年出生于北京，早年在北大研究所曾从沈兼士和马衡学习《文字训诂》《金石学概论》，并与台静农等组建“圆台印社”等。金曼叔进入北大研究所的“圈子”时，才十八九岁，年齿最小，可能又是来旁听“打酱油”的，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属情理之中。

非常欣喜的是舒文扬先生在一九九八年，也就是金曼叔先生人生的最后一年，将金先生留存的计一百三十四方印拓，利用双色扫描仪手工编制了一册《金曼叔印存》，并写了一篇序文介绍金曼叔先生的印章艺术。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册手制的印谱似乎非常简陋，复印的册数和传播的影响也极其有限，然而它却是弥足珍贵的，填补了印人金曼叔资料上的空白，是读者了解金曼叔其人其印的最全面的也是唯一的材料。

《金曼叔印存》中，金先生有个二三十字的短跋，说“本册所收印稿选自一九二六年以来为师长亲友所刻”，这恰是他在北大研究所随沈、马学习并加入“圆台印社”的时间。印谱中有多方为沈兼士、马衡、刘半农以及常惠、庄尚严、台静农等师友所刻的印鉴，其中庄尚严有五方，沈兼士和台静农各有四方，可知彼此交往之频。印谱中还有两方是为国民党元老李煜瀛（石曾）所刻，分别是朱文“石曾长寿”和满白文“李煜瀛印”。李煜瀛那时是故宫博物院的首任院长，马衡也在故宫博物院任职，金曼叔师从马衡，由此与李院长交结并获青睐也是很有可能的。

金曼叔的印章，大体走的是工整端庄一路，规矩整饬，浑朴自然，这和他师从王福庵、马衡两位先生自然有很大的关联。早年在先生的指导下，摹秦仿汉，用力至勤。“印存”中颇多姓名小章，也许是金先生那一段鬻印生涯所留下的印迹，小印以古玺风格刻之甚多，也不乏蕴藉可喜之作。另外，我还读到了两方金先生的自用闲章，一是“生于燕北寄迹江南”的白文小印，诉说了金先生的身世，也露出了一丝无奈；另有一方是苏东坡的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带有界格的细白文，婉约清丽，雅逸动人。读了金曼叔的篆刻艺术，我认为在民国印坛他至少是一位不应被完全忘记的文人印家，然而，大半个世纪以来，金先生却“大隐隐于市”，藏于万人之海，若无印家舒文扬的这一段神奇交往，谁还能记着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