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夏志清先生于2013年12月29日在纽约过世了,享年九十二岁,不禁让我想到和他相处的点点滴滴。他于 1921年生在上海,1947年负笈留美,到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从此羁留在美国。一直到逝世,大半生的时间都生活在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到退 休,终其身没受到管治,是他经常感慨庆幸的。余生也晚,到了1980年代初,到纽约教书之后,才真正认识了夏先生,有一段时期交往还相当频密,时常受邀参 加各种学术与文艺活动。偶尔有朋友自远方来,也会借机安排饭局,天南地北的,闲聊一个晚上。
最早见到夏志清先生,我是坐在台下的听众, 仰望着从美国来台湾讲学的教授。那是1968那个学年,我在台大外文系读大四,上学期还是下学期,记不清楚了。那时我对台大外文系的教学方向不满,转而攻 读历史,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选读历史系的课程,对本系的活动不太热心。但是,听说夏济安教授的弟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夏志清造访台湾,要到文学院来演 讲,由外文系主办,还是感到很兴奋,兴冲冲地去听演讲。夏先生那时四十多岁,举止却年轻得多,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好动,坐不住。讲话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 喜欢左顾右盼,好像孩童进了游乐园那样,觉得一切都新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他说话的口音很重,一口上海腔,连英文发音都像上海话。事后就有同学表示失 望,说夏先生的演讲听不懂,不知所云,不但英文发音不正,而且思绪跳跃,一句话还没讲完,就讲到别的议题上,连句完整的句子都没有。同学的抱怨还算含蓄, 但言下之意很清楚,没明白说出来就是了,以台大外文系的要求而言,夏先生讲的英文是broken English。
现在回想起来,那位 同学的抱怨虽然只是皮相之见,却观察得没错,点到夏先生说话的特色。我后来跟他熟了,发现他讲话的习惯,时常是前言不搭后语,但是那“前言”与那“后语” 之间,却隐藏着逻辑的联系,只是跳过了一大段平常人话语沟通的方式,以传统小说的“草蛇灰线”手法,三级跳似的,从一个语境跳到另一个语境,又再跳到似乎 完全不相干的语境。别看他跳啊跳的,你得学着知道他跳跃语言的所指,经常是在追寻一个深层的概念,在他脑子里刚成型,感觉到自己想讲的意念,然而思绪飞奔 向前,语言还跟不上,只好不顾语法的规则与惯例,一迳跳上前去。习惯了他说话的方式,跟他聊天还蛮有趣的,其中充满了自由联想的挑战,要学会让思绪在云端 翱翔,同时还得博闻强记,广涉中外文学的知识与典故,才能举一反三,知道他陈述的旨意,可以听到一些深刻而精辟的见解。
其实,他一旦撰 文写书,就在书写叙述时,以逻辑严密的论证,把跳跃的思绪,有根有据地连起来,好像用一根坚实的丝线,串起了一颗颗耀眼的珍珠。有的人觉得夏先生不可思 议,文章写得如此理据分明,清晰条畅,怎么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呢?我推想,他的思绪转动得太快,嘴巴不肯停下,却又跟不上,就出现了“前言”与“后语”抢闸 的现象。拿香港人熟悉的赛马作比方,就是有十来匹“前言”与“后语”同场比赛,同时飞奔向前,有时“后语”跑到了“前言”的前面,讲出来的话就前后颠倒, 甚至颠三倒四,让人一头雾水。我后来跟他熟了,有时一同出席演讲或座谈的场合,总是他作为头号嘉宾先讲,然后我接着讲。一般的情况总是,他讲得激昂慷慨, 甚至手舞足蹈,满口上海口音的国语,如连珠炮射出,其中还夹杂着些英文炮弹。他讲完之后,你可以从听众满脸迷惑的表情得知,人人如坠五里雾中,的确是听到 一些高深的文学词语满天飞翔,却不知他在讲什么。夏先生讲完坐下,环顾左右,看看没有反应,有点落寞。我接着讲之前,总会花个三五分钟,简单扼要地重述夏 先生所谈的重点,就看见他坐在那里频频点头,有时还伸手指点,说就是,就是。会后他经常拉着我说,你看,我这个脑子转得太快,太灵光,嘴巴跟不上的。我就 安抚他说,你是天才型的脑子,语言当然跟不上,没关系的。他就拍拍我肩膀,咧开大嘴,哈哈连声大笑,像孩子一样天真可爱。
我和夏先生熟 识,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是在1983年。这之前,我读过他的《近代中国小说史》及《中国古典小说》,对他的学问十分倾仰,尤其感到他评论古典小说的思 路,从文学艺术的本质出发,别出心裁,凌驾了过去的考据式研究,是大手笔。然而,对他在讨论中国近代小说时流露的强烈意识形态,却不以为然,觉得讨论文 学,应该以书中主脉标榜的文字艺术为评论基调,不必随时掺入意识形态化的评论。全书贬低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突出张爱玲、钱锺书的文学成就。一方面让 我觉得有其特识;另方面却又让我感到以左翼右翼的立场来划分文学成就的高低,未免充斥了过度的意识形态考量。最让我不满的,是他对吴组缃短篇小说的评价, 既然承认了文字技巧与故事结构都属上乘,又说人物的刻画与象征的运用都恰到好处,怎么评论《天下太平》那篇小说的时候,因为结尾写了当地农民暴动,就说算 不上好作品呢?我当时还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初生之犊不畏虎,放下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写了一篇很长的学术论文,驳斥夏先生论述逻辑自相抵牾之处。
1983年,我参加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从纽约飞往印第安纳波里斯机场,和夏先生同机。到达印第安纳波里斯机场,会议主办者 是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R,亲自开车来接,对夏先生毕恭毕敬,我也因此沾光,乘坐R的新车,开了四十分钟,把我们送到大学所在的Bloomington。一 路上聊天,只是平常寒暄,说到他去年刚拿到博士学位,得到印第安纳大学的教职,是系里最年轻的助理教授,讲授中国小说戏曲课程。夏先生说R年轻,问他结婚 没有?回答是在台湾留学时娶的中国女子,非常漂亮的。夏先生开始刨根问底,问人家几岁,发现中国太太年纪比R大九岁,就说,这样不好,女人年纪大,很快就 老了。R立刻反驳,说你没看过我太太,不知道她有多么美,多么优雅,多么年轻,我今年三十岁,她三十九,却看起来像二十岁的模样。夏先生居然给他顶回去, 说女人会打扮的,你现在看不出来,很快她就变成老太婆(他用的字是oldwoman),你就不要她了。R脸色发青,不再回答,一路闷声开车。夏先生没事人 似的,跟我闲聊起来。我才认识到,夏先生是如此的口无遮拦,而且直不笼统的,像五六岁的小孩东问西问,不分轻重,似乎完全不通人情世故。
在研讨会上,R发表了一篇长达三四十页的论文,特别安排夏先生作为这篇论文的讲评,一看就知道,是想借着夏志清这阵东风,把他吹上学术的云霄,让他奠定 在学校的学术地位。我读了他的文章,觉得论点支离破碎,论据又不足,根本没有掌握《金瓶梅》的文字风格,却大言不惭,上升到理论层次,探讨中国传统章回小 说的普世意义。R给夏先生留了二十分钟的评论时间,好让他尽情发挥,没想到夏先生毫不留情面,从论文的观点、结构、论据,一一作出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的 漏洞与论述的谬误,是篇站不住脚的研究。他的论析清楚明白,鞭辟入里,与平常讲话的颠三倒四大异其趣,倒是像外科医生手里拿着手术刀,在那里进行手术,一 丝不苟,程序分明。他的讲评显示了渊博的学识,让所有人为之折服。我还感到他对学术的执著与专注,就事论事,就学问谈学问,为了捍卫学术的严肃性,完全不 考虑人情与面子。R从此就像打了霜的菜叶,眼神都回避我们,不再殷勤地跟随夏先生左右。
在研讨会期间,夏先生把孙述宇和我叫到一块, 说,我们是老中青三代,“耶鲁三剑客”,以后要多聚在一起,跟大仲马笔下的三剑客一样。我说,人家是兄弟论交,我们是三代论交,长幼有序的。夏先生说,管 他的,我们喜欢就好。孙述宇听了,不停地笑。从此,我和夏先生成了好朋友,关系在师友之间。他视我为小友,我视他为前辈,但是他总是要提起耶鲁学风,喜欢 说我们是前后同学。我得时常提醒他,我们入学的时间相隔二十多年,他是属于老师辈的,我是后生小子,望尘莫及的。他就会哈哈大笑,说,一样的,一样的。我 到今天还没弄明白,“一样的”是什么意思。
愿夏先生在天国,跟他推崇的文学家聚首,见了面,都是一样的。
文/郑培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