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时分，我们十来个小学时的同学外加三位老师--德语老师吕淑芳、生活老师顾文权和班主任孙桂珍，聚坐在一张大大的圆餐桌前。

　　40多年不相见，老同学都已经年逾半百，两鬓斑白;但见面时却还依稀能够辨认，大呼小叫地互相招呼着：

　　“海涅，你没啥变化”;“伊娜，能认得出”;“尤金，老了，老了”;“克劳思来了没有”……

　　其实全都是中国人，只是当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小读书时，都有各自的外语名字。

　　激动，嗓音都有些打颤。然而相挨着坐定，却又立时陷入了一阵沉默。

　　当年那些无比美好的东西，一股脑儿涌到了眼前。张开嘴，反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还是在1965年春季。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面向全市招收二年级学生，准备在秋天进入学校三年级学习外语。于是，各小学校都推荐出一两个优秀学生，集中在淮海路光明中学内，进行了一整天的入学考核。

　　那一天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可真是“过五关，斩六将”。考完数学考语文，还要进行从相貌、牙齿到内科外科的全方位体检。随后又被带到几个老师跟前学说外语，从英文、德文，到法文、西班牙文，让老师辨别语音的模仿和发音能力……

　　那年暑假，我收到了上外附小三年级德语班的入学通知。

　　地处虹口的上外附小，宽敞明亮的大教室里玻璃黑板大得像一堵墙，新课桌椅散发着油漆的馨香;集体宿舍里的单人铁架子床整齐地排列着;大礼堂少说也可以坐上几百个学生，那儿平时就是我们的食堂。

　　学校食堂每星期六都供应一顿大荤，大块肉或者大狮子头，那个过瘾!学校澡堂每周有澡洗。每个星期四晚上，我们都要排队来到马路对面的外语学院大礼堂，看上一场电影。

　　周末，校门口停来一红一蓝两辆大校车，车头“上外附属小学”几个大字，看着就让我们自豪!坐上车，朝市区回家的路上奔驶，一路从车里飘着嘹亮的歌声。

　　学校的教学条件即使用现在的眼光评判也是让人羡慕的：老师都是从全市学校抽调的优秀教师，除上各种文化课之外，多数还会外语。就连我们班的生活老师，都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德语系。我们的德语老师中有来自瑞士的布鲁默夫妇，也有华侨资深语言教师。

　　德语课热烈而活泼。每次，不等老师的课堂提问声音落地，我们立刻把手直直举到了老师的脸面前，一面嘴里急不可耐“嗨嗨”地哼着。等到被老师叫起，回答不出，在一阵嬉笑中悻悻落座。下一次，照样迫不及待地举手抢答。

　　教学楼四楼有一间录音房，里面排放着录音机。我们常在这里一丝不苟地训练听力和口语。而下午课后，我们则像出笼的小鸟，在操场上打球、追逐，或是参加兴趣小组排演德语节目，或者去同外籍老师的孩子们一道玩捉迷藏。

　　这是一段充满着五彩光晕的生活经历。我们沐浴阳光和春风，无忧无虑。

　　但是1966年，“文革”开始了。学校的外籍教师被当作“外国特务”，统统赶回了国，而许多华侨和国内教师，则不是“派遣”就是“雇佣”的，一大堆罪名加身，转瞬之间都成了罪人。学校里乱成一团。课是再没得上了。附小关上了校门，学生被打发回家，另候通知。

　　一段时间过后，通知来了：上外附小关门停办，所有学生回原来学校。

　　那时我才十岁，只觉得有一片硕大的阴霾压进心里，从心底感受到了阴冷，我感觉了失望和孤独……

　　大圆餐桌上摆满了菜，可是动筷子的却不多。老同学们的目光都转向身边的三位老师，期待老师再多讲一些与我们上外附小相关的人和事。老师们关心的则是：“几十年过去，同学们后来的生活都还好?”

　　大家七嘴八舌，纷纷讲述起各自的生活经历来：有人出了国，有人做了官;有人当过农民、工人……

　　同学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努力生活着，只是再没有人能够继续学习德语了。

　　过去那一段异常精彩的学习生活，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擦出一道闪亮的光芒，瞬间就把生活的前景照得通亮。然而这光焰太过短暂，短得来不及捕捉与追逐，在划出一道七彩的光耀之后，就熄灭了，仅留给我们一份满是细节的回想，一份充满想象的憧憬，和一份深深埋进心底的惆怅。

　　但是--“请把酒杯都举起来!”班主任孙桂珍老师说道：“几十年一路过来，你们证明过你们的优秀，也表现过你们的顽强;你们理解了乐观，你们懂得了珍惜。其实，这是你们的财富，你们是充实的!”

　　泪水刹那间涌上眼眶。伴随清脆的酒杯碰击声，所有人一仰头，喝干了杯中浓浓的酒，为了把今后的生活过得依旧充满憧憬，闪烁火花。

　　文/小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