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半年前得知纪弦辞世的消息，看了网上一些报道，还看到一张他的百岁生日的照片，在家中拍的，他坐在中间，两旁是儿子和儿媳。纪老头戴一顶皇冠，银色的像是彩纸做的。这正是我印象里的老顽童的调皮，毕竟是纪弦——王者临走前一个“孤狼”的手势。

　　心头掠过一丝丝思绪，漾了开来，虽然细，质地却韧，夹杂着记忆中不褪色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亭子间文人的哀愁和近年来越拖越长的麻木和愧疚。

　　从故纸堆里找出纪老给我的信，共五件，从历经河山逶迤幸存的几个塑料袋里，一封信一张纸地翻着，能找到的只有这些了。那时我在大洋彼岸游荡，还生活在和亲朋好友用手书传递信息倾诉情愫的时代，好似一个“旧”时代无可挽留地离去了。

　　初到美国落脚在加州伯克莱分校，如果说身上还带着些八十年代大学里培养的愤青式的感时忧国，也在遍地灿烂的阳光里渐渐消融了。一般所谓“文化震荡”在我身上没起多大作用，就像这所蜚声遐迩的伯克莱大学，洋溢着青春，自由无围墙，一过马路就到电报街，不经意的在街角踩上了诗意。

　　也常去左近的旧金山，仿佛一跨步即至，认识了陈雪、刘荒田等。这一带叫“湾区”，风水为北美之冠，在渔人码头、金门桥上，回望故园，抒情传统又回来了。

　　作为访问学者，也有一份日常菜单：在校园里听课，去东亚图书馆借书，去中国研究中心复印资料，然后去图书馆还掉，那时候述而不作，没有压力。闲暇写点诗，投投稿，倒倾注了更多的欢喜。然而过了一阵发现没有围墙似乎缺少安全感，于是在1991年去了洛杉矶加大，在东亚系注册读书，又回到了学术轨道上。

　　在洛杉矶读书，写诗也没有断，写得更勤些，投给顾晓阳办的一份报纸，另外是认识了《新大陆》诗刊的一批朋友，那是由于纪弦的介绍。先是在九二年夏天，陈雪告诉我纪弦住在离洛杉矶不远的密尔伯瑞，并给了地址，于是我毛遂自荐，很快得到了回信：

　　建华兄：

　　(一)你寄来的大批诗作和陈雪带回来的一首，我都看了。(二)我认为，本质上，也和我一样，你是一个抒情诗人。你的那些情诗，我看了很喜欢。而也有一些是对现代人生之讽刺的，也相当有力。但我觉得你的文字，有些地方，似乎“现代”得过分了一点。而总之，诗要写得“自然”一点才好。像“沙滩的断忆”之6：

　　“远处一个侧影

　　又化为岩石

　　长发垂地

　　双手伸向蓝天”

　　这四行，就写得很美，也很自然。而意象之精营，除非万不得已，我以为，还是尽可能地不要“切断联想”为宜。(三)我也许会在不久之后到LA看我的孙辈，到时候会通知你，一同喝一杯。

　　纪弦 (19)92年7月29日

　　读着信，欣喜之情难以言表。直呼我为“诗人”，且把我看做同道，而句句话那么直接、率真，我感到温暖、亲近。“也和我一样”这几个字是加在字行旁边的，特别让我震动。对我的诗有赞有弹，且具体点评，并非泛泛之词。信写得简洁明了，归结为三点，后来的信也是这样。当时纪老已经八十岁了，思路十分清晰。信笺是一张绿色的文稿纸，上面是“以文会友”的粗体隶书，下边一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左下角有“中央日报敬赠”的字样。纪老的行文一如其惯常的行书体，有时按格子，有时不按格子，别有一种自由流畅的风格。

　　到年尾给纪老寄去一张圣诞卡，也附了几首发表在报纸上的诗。他的回信仍是一纸为限。照样给我点评：“《秦时关山汉时月》和《月亮的爱情》这二首，你都写得很美很抒情，我很喜欢。但是《首日封》我不太了解。”“不太了解”是一种委婉的批评，如上一封信说的，不够“自然”，或“现代”得“过分了一点”。这封信里提到了陈铭华和陈本铭，他们在洛杉矶主编一份叫《新大陆》的诗刊，并给了我他们的地址，嘱我同他们联系。

　　没想到很快收到了陈本铭的信，也给我寄来了《新大陆》。原来纪老也给他们写了信，把我介绍了给他们。二陈是越南华侨，和洛杉矶的几位朋友热心提倡现代诗，从九○年办了《新大陆》，经常刊登来自国内的诗作。我异常兴奋，寄去了两首诗，随即见刊于下一期上。

　　看到《新大陆》的预告，要为纪老八十庆生出专号。我也写了一首《诗运织进一九三四年的秋空——为纪弦八十寿辰作》，其中有这些句子：“几经甲子的风雨了/这一片秋空，哦，秋空/依旧这么蓝/蓝得心醉/蓝得钻石心碎//我却有过苍白的秋空/像菜场卖剩一块豆腐/酸酸的压住亭子间/一方痴望的窗/和伤感的歌//如今秋空里挂满了诗铃/金灿灿像冠冕/却不似冠冕/童男女八个九个喧嘻而来//彼岸的诗涛轻拍/倾听你依旧狂歌如斯/热泪盈眶。”

　　从前人写诗祝寿也是一体，容易流于矫揉造作。说实在，他早年以“路易士”闻名于诗坛，但几乎被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遮蔽了。我也可以算作六十年代的文学“叛青”吧，那时尽管对二三十年代的诗觅求搜索不遗余力，能见到的毕竟有限，记不起是否见到过路易士。到八十年代“现代诗”重见天日，最受追捧的是穆旦。五十年代纪老在台湾为现代诗开创新纪元，我是到海外才知道的。他那种叱咤风云，睥睨一世的传奇，听了令人神往。然而像我的诗里“亭子间”、“痴望的窗”云云，似乎不怎么妥当。那也是出自个人的感性，或许不无放大了的，为自己造一个能与“上海连接”，和纪老共享，大约我的内心状态仍然停留在三十年代的上海。

　　确实这也是我和纪老接触的实际感受，对我这样一个后辈，奖掖、鼓励和鞭策，完全出于诗的率真，让我觉得温暖，觉得自信。而“童男女八个九个喧嘻而来”，指他儿孙成群，其实是暗用了“春风舞雩”的典故，即《论语》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是学古典文学出身，趁机掉了个书袋子。

　　纪弦有大气，虽然在诗里不见得要讲大儒气象。现在看来“冠冕”和纪老的百岁加冕有可喜的巧合，他是诗坛的无冕之王，至少在海外。而这首诗里当年的“孤狼”似乎淡出，化为和煦春风，也是当时我对纪弦的观感。他在信里说要来洛杉矶，没来成，托人带给我一本新出版的《半岛之歌》。他住的密尔布瑞也叫“中半岛”，诗集因此取名，收入他在美国的作品，凡日常起居，自然风景、亲情友谊、触处皆成诗，所谓“狂歌如斯”，纵情歌颂生活，一派天真烂漫，然而一扫从前狼嚎喧嚣或超现实之风，尤其在语言方面极其口语，几乎不加修饰。

　　其余三封信，都在九三年。严格说来像批改学生作业，即把我寄去的诗寄回来，在空白处写上批注，有的用红笔，也字字珠玉，非常精彩。那时我正好发表了回忆六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写诗遭遇的《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一文，给纪老寄去，他说：“首先，我对‘老朱’十分钦佩，也很欣赏，如果他还活着，那多好。其次，我十分惊异于你散文的能力，除了诗才，也同时能写这么好的散文。最后一点，我对你的过去，有了更多的了解。好自为之吧，朋友!”然后我翻到最后一页，发现他又用红笔写的：“如果‘老朱’没死，当然也和陈建华一样，成为我的‘忘年’之交”。“老朱”即朱育琳，一位翻译波特莱尔的奇才，我那篇文章主要是为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写，讲了他如何屈死的事情。纪老这些话不啻是一种“诗的正义”的表达，正所谓人同此心，心有灵犀，使我特别感动和安慰。

　　他仍然批读我的诗，如对《猎场里的黑猫》这一首批道：“此诗甚美。但是我的‘猫诗’意象皆甚单纯，不同于你的繁复。希望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别问我喜欢不喜欢。而你的才华，我早就肯定了。”(见左图)另对《何苦中秋》一首批道：“此诗较差”。其实写诗的往往冷暖自知，这首诗本来就觉得不踏实。纪老目光如炬，感觉尖锐，一下子就点破了。更有意思的是在《为死亡过滤的小曲》一诗里，有这几句：“我依旧踯躅在黑色的路上/经过艾略特荒原/给世纪末夕阳/抹一把黑色的记忆”。“艾略特”三个字被画了个圈，纪老批道：“这三字可取消，因为他的那首长诗，不合用于此处。他那十九世纪的感叹，我们可以理解。但他做梦也想不到吾人今日之悲痛。”

　　这“艾略特”确实大而无当，显得勉强，我当时正情迷“现代诗”，硬是把这个现代鼻祖扯进来，很有象征意味。有趣的是，对于曾经沧海的纪老来说，这正显得幼稚。事实上我在揣摩着，这几封信里一再告诫我诗要写得“自然”、“单纯”，且指出十九世纪艾略特的局限，涉及中西不同语境和本土主体的问题，尤其警辟，但那时的我一下子难以领悟，而他的纯粹的语言却令我联想到五四初期的大白话，那时在海外的一些知识分子正处于巨大思想震荡中，对五四传统另有一番切肤之痛。有一回与阿城闲聊，他对五四以来的白话乃至普通话对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很有一番精彩的见解，这见诸数年后出版的《闲话闲说》中，一本可喜的小书，那时我在哈佛读书，他寄了一本给我。

　　我们知道纪老以“常青树”著称，风格多变，这《半岛之歌》代表了大师的晚期风格，返璞归真，达到浑然天籁的境界。我的联想是一种可笑可怕的误读，有自己的心理问题。有趣的是，落差也出现在课堂里，那时李欧梵和苏源熙两位老师合开一门中国现代诗的课，讲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与鲁迅的《野草》，把我听得如醍醐灌顶，灵魂出窍。课上专门讨论到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我们视之为某种现代技巧的经典展示，对于诗中一连串脱节的时空——实即纪老说的“切断联想”的手法——我们像猜谜一样细细推敲，尽管结果是一头雾水。

　　真正见到纪老是在九四年，和陈雪一起去密尔布瑞拜望他。和那天明媚阳光一样，我们特别开怀。他果然瘦长个子，没有烟斗和手杖，步履矫健。头戴红色棒球帽，身穿一件宽落落的纺绸衬衫，整个是玫瑰红的，间有蓝色花纹。乍一见他浑身散发着诗，我拘谨起来，穿一身深色西服，给套住了。我们在附近一家粤式酒楼喝茶，拍了不少照片。有一张我特喜欢，他一手抄背搭着我的肩膀，身子略歪着，显得特别潇洒和调皮。

　　这一年我随李老师去了哈佛，进了学问的高墙大院，一呆就是七八年，诗写得越来越少，也没有什么长进，至今想起与纪老的交往，徒生愧疚。

　　2014年1月3日于上海海斯寓所

　　文/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