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读叶圣陶先生的散文。少年时代在教科书中读过他的《小蚬的回家》。晚年的前辈冰心还赞许它，我感到非常亲切。

　　抗战爆发，叶先生全家随着逃难的人群，流亡到遥远的大西南，一住八年。为了思念上海开明书店的旧友，他常写信报告近况，作战时的生活素描。当时徐调孚先生正为开明书店编辑《文学集林》丛刊，即以《乐山通信》为题公开发表了，人们才有机会看到日军轰炸乐山平民的罪行。

　　抗战胜利后，作家们纷纷复员回家。飞机、轮船没有他们的份儿，因为都被国民党军政要员强占，无力者只好滞留重庆，或走旱路，入贵州、广西、湖南，最后到汉口。还有的万般无奈，冒着生命危险乘坐木船出峡。叶圣陶先生带着母亲、妻子、儿女等，走的就是这条路，既慢又不安全。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一共走了一个半月才到上海。回想起来，叶先生也有点后怕。过去我读过他复员后写的两篇散文《我坐了木船》和《驾长》，以为他在江中木船上的经历，充分反映了战时特色，很有价值，想多读几篇，因此便向先生求教。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叶先生挂号寄我一册横格笔记本，封面题为《东归江行日记》。内文以墨笔书写，字颇工整，标点清楚，个别处有改动，文末附记：“一九七六年十月弟平校读”，并有印章“平伯经眼”，说明这个抄本曾经俞平伯先生过目校读。叶先生在信中对我说：

　　询我那年长江里下水之作，记得还有一篇叫《川行里的挠夫子》，登在《周报》或《民主》上，记不真切了。因足下爱看这类东西，今将《东归江行日记》奉上，请观览。此是日记，绝非有意为文，更见其真。请观后掷还，为盼。……四月二十夜。

　　叶先生还告诉我这个抄本的来历。原来在“文革”中，有一次老友王伯祥先生跟他说，当年朋友们听说他们全家乘木船走长江都吓坏了，太危险了，并问到一些细节。为此，叶先生专门摘抄了这册《东归江行日记》，供老友们闲时一读。我归还这册抄本时，便向先生建议公开发表，先生不依。后经多次动员，直到两年后的一九八一年一月，在《大地》增刊上才得以发表。叶先生还补写了“前言”，其中说：

　　我有这么个日记抄本让姜德明同志知道了，他一定要借去看，看过后一定要在刊物上发表。我老是犹豫。……我主张公开发表的文字必须写普通话，写日记不避文言，因为日记本来不打算给别人看，用文言却可以少写几个字。现在把这半文不白的文字发表在刊物上，我总觉得有点不负责任。

　　谦虚为怀的叶先生有些过虑了。

　　幸好这次江上的旅行有惊无险，同行的木船有触礁覆没者，也有与轮船相撞落水者，叶先生的木船只是几次漏水，先生与叶至诚的藏书有不少浸水受损，有的土纸书已变得像一块砖头了，有些“即晒干可看，书品已不存矣”。又听说前行的木船遇险，“人落水中，无人援救。川行船之险如此，我辈初不之知，若早知如此，决不敢冒此大险。”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投降，收复的土地上依然是一片劫后的惨状，人民仍处在流离失所中。这当中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广东花城出版社的苏晨同志来京组稿，邀我同访叶先生。我又劝先生不妨把《东归江行日记》印出来。这就是一九八二年一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日记三抄》。作者另补了《北上日记》和《内蒙日记》两部分，由曹辛之先生设计封面，是一本很精致的散文集。叶先生钤印后赠我一册，让我感到特别温暖的是，他在书的扉页上还有题字：

　　德明同志，选印日记出于您的倡议，记之于此。

　　短短十几个字，却显示了先生宽厚为人的品格。我觉得这本小书愈加可爱了。

　　二○一四年一月

　　文/姜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