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读书有时要碰运气。运气好，就能够在茫茫书海之中邂逅好书;运气不好，即使好书近在眼前，也会因某种机缘而失之交臂。所以，趁着寒假，我“雪夜闭户读藏书”，东翻西翻，将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各种各样的书，客厅、厕所、卧室、阳台、床头，扔得到处都是，希望有幸能够寻觅到几本以前没有看过的好书。但有的书，翻几页，就不想看，丢之一旁;有的书，看着看着，有点意思，但权衡再三觉得可以放在随手可及之处，留着慢慢读。因为是寒假，难得有闲，可以翻翻报纸，见有新书，值得购买，便上网上书店订购，有时当天新书就可到手。如此看书，不管新书旧书，几乎是一网打尽，的确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当然，闭户读书不是真的将自己封锁在家，伏案苦读。读书生活需要调节，舒展身体，四处走访，是必须的功课。走访书店，走访出版社，朋友之间聚会小酌，交流心得，都在应有之列。

　　一日，我去出版社走访，朋友书桌上有一本书，印象深刻，因为书名只有一个繁体字——《触》，不知道什么意思，感觉奇怪，便问：现在可以用繁体字出书了?朋友答非所问含含糊糊地说：一个台湾人写的。他还加一句：你不会喜欢的。经他这么一说，我挑了几本书，独独留下台湾作者的那本。两周之后，开会遇见王安忆，她送我一本书，一看正是那台湾人写的书。安忆一边递书过来，一边说：一个台湾媒体人写的，在大陆做慈善，很不容易。此书与我有缘，要不怎么两次相遇?将书带回家看了几页，觉得有点意思，当晚一口气将它读完，心有所动。作者叫张平宜，曾是台湾《中国时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因为偶然的机会到四川凉山采访，接触到那里的麻风村。2000年，她又来到四川凉山越西县麻风村，这次她不再是匆匆过客，而在那里安营扎寨，帮助当地建立起希望小学——大营盘小学。张平宜的慈善事业是一项了不起的义举，但我读完书后，心里有一种难以拂去的抑郁。张平宜依靠自己的力量，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这十年时间对于一个正当年的职业女性来说，放弃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来一个偏僻的山区做慈善，这种果敢的人生态度实在让人敬佩。

　　两年前，我曾在台湾的电视上见到大陆企业家在台湾做慈善。那些台湾的穷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慈善家手中的红包。张平宜财力有限，她做慈善想到的不是撒钱，而是办一所学校，让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有学上，学好了文化知识，慢慢地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我感叹不同身份的人在慈善事业上想象力之间的高低落差，也感叹因为想象力的差异而使得做慈善的方向大相径庭。有的人财大气粗，选择撒钱;而张平宜做的是办一所学校，惠及穷人家的后代，让他们有可能永远摆脱贫困。

　　张平宜的书让我注意到文字的力量。张平宜因为是媒体人出身，对文字的表达有一种职业的敏感，她懂得文字的力量，所以，她做慈善，但更重要的是让文字见证她的慈善事业。就像文学家切·米沃什所说的，诗有时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有什么样的诗，就有什么样的时代面貌。同样，文字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有什么样的文字表达，时代的方向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转向。与那些只知道靠撒钱来做慈善事业的举动相比，张平宜办教育的慈善选择犹如拔地而起的坐标，显示着不同教育背景之下人的价值取向。助教的慈善在当今不能说没有，但在一般人心目中，似乎给钱脱贫更直接更有效。张平宜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教育对脱贫更持久更彻底。因为张平宜懂得文字是媒体的心脏，她做慈善，不想默默奉献，而是希望像领头羊那样，站出来，做出示范，然后大家努力持续做改变历史的事情。

　　无独有偶，我在台湾的随笔作家邱常梵的《生命之旅》中，知道北京有一位留法女艺术家李兵，出家之后在云南迪庆藏区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森吉梅朵慈善学校”，2008年开始招收八十多位穷苦人家的孩子。李兵的慈善学校就像是高山森林中的河流，虽然存在多年，但那些没有到过那里的人们，无缘见识美丽的风景。张平宜的大营盘小学因为有文字见证，犹如雪山上飘扬的经幡，远方的路人都能见到。所以，读书明智，文字给人以力量。因为有这样的文字存在，我们知道时代变了。在这样的慈善形式下，社会努力的方向也在悄悄变化，应该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奉献爱心，不单单是掏出钱财，还应该在教育上给贫穷地区的孩子以帮助。

　　文/杨扬 2014年2月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