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念头，萌发于2012年10月9日在《文汇报》“笔会”副刊读到智效民先生的《寻找张慰慈》一文。作者在文中说到他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中国政治学的先驱者——张慰慈》后，与旅居澳大利亚的张慰慈孙女张悦旦取得联系，得知张慰慈生前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为了解张慰慈晚年景况，他曾打电话向上海文史馆询问，“没想到被该馆一位工作人员拒绝，这让我非常失望”。智先生的这段话引起我这个文史馆工作人员的兴趣，也使我想起几年前张慰慈留美同学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先生在看到台北《传记文学》上智先生的文章后，给我寄来他写父执张慰慈一文的复印件，还希望我抽空去察看一下他以为长期空关着的位于绍兴路的张慰慈旧居。去年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建馆60周年，馆内组织人员重新编写馆员名录和馆务大事记，我就根据所见的馆员材料，介绍一下张慰慈在文史馆的点滴情况，以弥补智先生向文史馆了解张慰慈晚年情况未果的些许缺憾。

　　一

　　新中国建立初自中央到地方各省、市、自治区成立文史馆的初衷，是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敬老崇文”的精神，具体则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即知识分子中还有一批具有相当学识，在地方上具有相当声望的人士，但年老体弱不能担任辛劳工作者，应采取适当的办法，吸收他们参加适当工作。上海市文史馆成立于1953年6月，是政府领导下的具有荣誉性的统战工作机构。当年由上海市市长陈毅主持筹建，他亲自敦请海上名宿、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出任首任馆长，江庸、李青崖、陈虞孙为副馆长，周善培、沈尹默、江恒源、蒋维乔、秉志、丰子恺、周予同、颜福庆、徐森玉、余云岫、吴蕴初等11人为馆务委员。同年7月9日，经市政府批准，聘任丁元普等36人为第一批馆员。

　　张慰慈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先驱，大名鼎鼎。但他进文史馆稍有周折。早在上海市文史馆筹备期间，他就被列为聘请入馆的考察对象，但直到两年后才被聘为馆员。究其原因，在于他起初并不符合入馆条件。文史馆成立初的入馆三条件是“文、老、穷”，即“凡居住本市，取得户籍，年龄在六十岁以上，历史清楚，在文化上有一定修养，并有一定人望，而家境清寒，生活困难”。馆员标准应是“文可崇”、“老可敬”、“穷无靠”三者兼备。除此之外，最主要是政治历史问题。张元济先生曾表示：进文史馆的，首先应该是正派人。严格地说，张慰慈首先不太符合“文、老、穷”中的“穷”。从1953年3月的“调查报告表”显示，他有妻子、三个儿子，“生活依靠其长子张泽群在大可化工厂任工程师300单位，次子在粮食局工作收入100多单位，其本人薪金100多单位，维持生活很好”;张慰慈“解放后一年失业，至52年12月才到中国科学社工作，最近每月收入100单位，生活很好”。除此外，张慰慈在国民党政府铁道部、资源委员会和经济部等担任过职务，在那时算是历史并不光彩的污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该人十足资产阶级派头，里弄中从不参加工作，无丝毫表现。群众反映不好”。同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根据无锡《苏南日报》来沪同志反映，张慰慈曾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工作，有枪两支。显然，张慰慈的“生活很好”和政治表现，使他没能如愿跨进文史馆的大门。但他毕竟见多识广，并没由此而却步。

　　那时馆员大都由某位或两位有地位有影响的名人推荐。张慰慈想到了中国科学社的老朋友、时任中央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张奚若，函请张为他介绍工作。1954年11月，张奚若通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介绍张慰慈入上海市文史馆。徐冰把张奚若的推荐信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吴克坚。这一办法很奏效。1955年1月13日，上海市委统战部函询文史馆陈虞孙副馆长，并派人对张慰慈作了了解，再报请市人民委员会，于5月6日批准延聘张慰慈为上海市文史馆员，薪资自5月份起支，标准是50元。同时进馆的还有谢侠逊、李兴亚。上海市文史馆迄今为止共聘任馆员1172名，张慰慈是第131名，也是1955年延聘的第五位馆员。

　　二

　　从中央统战部转来的材料显示，张慰慈在1950年以后失业，后到中国科学社所属的明复图书馆，稍有津贴，但该馆将改归国有，津贴也将随之取消。他早年留学美国，通英文，但由于年老力衰，已难胜任翻译工作。家有一妻、三子、一媳、一孙，第三子无业，长子、次子有业，均将去外埠工作，这样生活便显得有困难了。

　　1956年5月5日张慰慈自填的“馆员情况调查表”，有关家庭人员的收入与中央统战部转来材料稍有出入：妻孙令兰，家务，居住上海绍兴路;长子张泽群，工程师，每月收入100元，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次子张泽民，工程师，每月收入120元，居住上海绍兴路;三子张泽华，从事音乐，每月收入40元，居住上海绍兴路。张慰慈本人在中国科学社和文史馆的收入情况都没有填写。

　　严格地说，那时张慰慈以家庭经济状况而言，生活仍旧算不上困难。他在抗战时期买进一家厂的股票，该厂在解放后改名五一电机厂，他从这家厂拿定息一直到“文革”前为止。他住房宽敞，是三层独立的公寓，地段又好，家里装有电话。他是留美出身，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很深，在离家不远的陕西南路上海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担任秘书，虽无薪金，但每月支取交通费100单位。这在当时也算一笔不菲的收入。文史馆起先对他兼职的情况并不知情，后经人反映，认为他在两处拿报酬不妥，不符合有关规定，经征得他本人同意，自1955年11月起停发馆员薪资。但到年底，文史馆奉送他年终临时补助费100元。当时以临时补助费方式，年终给予馆员一次性照顾。根据馆员生活状况，分为甲、乙、丙、丁四级，甲级不予补助，其余三级分别补助50元、70元、100元。1956年4月，张慰慈不再担任上海中国科学社理事会秘书，文史馆也就恢复他的原薪(丁级)，此时每月改为55元。

　　三

　　张慰慈被聘为文史馆馆员，使他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成为他的晚年之幸。但遗憾的是，原本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美好家庭，却被突如其来的反右派运动彻底打破了。张慰慈的家庭遭遇“子散妻死”的人生惨剧，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他的次子张泽民、三子张泽华先后被划为右派，令他难以理解，觉得冤枉了。张泽民毕业于大同大学，为土木工程师，1958年戴右派分子帽子，送安徽省劳动教养，期满留当地工作。最令张慰慈痛心疾首的是，三子张泽华继哥哥之后于1958年8月1日也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将送劳教。张泽华第二天一早离家出走，竟一去不返，不知所终。张慰慈向公安局报案，没能查到下落，估计是投黄浦江自杀了。张慰慈曾向文史馆工作人员介绍，他的三子张泽华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解放后曾在天津外贸局工作，嫌工资少辞职回沪，先在家教授小提琴，后到一家补习学校教历史、生物，却因与教育局派来的领导闹矛盾，结果成了右派。虽然张慰慈再三劝说两个儿子要忍耐，但三子还是怕受不了劳教之苦走上了绝路。那年10月13日，苦等三子回家无望的张慰慈到文史馆反映情况，说两个儿子都被划为右派，其中次子张泽民赴外埠劳动，三子张泽华不辞而别，不知去向。1961年，张慰慈妻子去世后，家中只存他孤寡老人，他曾向文史馆写报告，要求把右派摘帽留在安徽改造的儿子调回上海，但没有成功。

　　张慰慈对两个儿子被划为右派分子是想不通的，但他没有拼着老命去为儿子申诉，或许他意识到那是根本没用的。不过，他对自己的单位文史馆始终没有隐瞒心中的苦恼。1965年9月30日，文史馆有工作人员登门访问张慰慈，他一开口就谈儿子的右派问题，说次子被送安徽劳动教养，留在那里不能回上海。三子怕劳动教养受不了苦走上了绝路。还讲到老妻于1961年病故。现在家中就只有他一个人。他每天早上出门散步，早餐吃面包，中午到外面吃，晚上自己烧些粥吃。原来独门独户的房子，此时住进了六家人家。老先生向来访者谈对越南形势的看法，说打仗靠人心，没有人心再好的武器也是纸老虎，美帝是一盘散沙一定要失败的。一个有留美经历的人说出一番蔑视美国的话，是真情流露的肺腑之言，还是为应付“交心”的虚与委蛇，我辈就不得而知了。张慰慈进文史馆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的罗威尔的《英国政府》(两大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稿蒲莱斯的《现代民主政治》(两大册)在1963年交北京商务印书馆。他还为《文汇报》写过一篇有关埃及与苏伊士运河的长文，前后连载了20多天。1956年11月13日，文史馆馆员茶话会在上海市文化俱乐部隆重举行，副市长刘述周等领导出席，李青崖副馆长主持，先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仪式，然后由馆员张慰慈作“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历史概况”的专题演讲。这一天，可能是他晚年进文史馆后最志得意满的时光。

　　“文革”中，文史馆成为所谓“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许多馆员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据统计，有190位馆员遭抄家，占馆员总数的70﹪。张慰慈的家被长子张泽群(已调回上海自动化仪表研究所)的单位抄家。对张慰慈在“文革”中的遭遇，曾同他一起生活，如今已旅居澳大利亚的孙女张旦悦写的《忆爷爷——张慰慈》一文中有所披露：“在动荡年代，他虽然已经是75岁的人了，还是要写检查，斗私批修。我爷爷曾与傅雷全家是非常好的朋友，当他听到傅雷夫妇自杀的消息，对他的打击很大。那一天我爷爷什么东西都不吃，静静地一个人闷在房里，默默地为他们致哀，那种悲伤的情景我都看在眼里，永远不会忘记。”

　　张慰慈在1972年7月19日自填的馆员“情况登记表”，其中“重要社会关系”一栏，写有胡适、陶孟和、张奚若、竺可桢。这可能是他在文史馆留下的最后文字。

　　1976年3月26日，张慰慈病逝于上海。

　　文/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