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惊喜地拜读了文汇报“笔会”发表的作家庄新儒的《杂忆林教授》,叶扬的《培成名师——林举岱》,心海久久不能平静。当年林先生收我为“徒”时年仅五十余,我是他“文革”前末届研究生,今天作文追思恩师时,自己也已是“古稀”之人了。
俗话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名师总是用他们的道德文章赢得学生尊重、追慕与怀念的。林先生年轻时参加爱国抗日运动,反独裁求进步;师大建校后,他长期任历史系主管教学副系主任,独当一面,身体力行,倡导重教尊师风气和优良学风、教风;在学术上他独具匠心,为我校乃至全国世界近代史学科拓荒奠基,又独辟蹊径,开历史系国别史研究之先河,所编著的《世界近代史》与《英国工业革命史》可说是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当时全国不少学子就是奔着这些慕名而来。
记得与林举岱先生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是在1964年金秋。我与北大毕业的杨占江通过全国考试被录取为华东师大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准备一起去见导师林先生。记得那天秋风吹拂,师大林荫大道上的梧桐叶纷纷飘落,丽娃河泛起圈圈涟漪。我俩到了师大一村林先生的住所——一所显得陈旧的两层楼房的二楼。沿着木梯上了二楼的一间书房,就看到了林先生,虽然我在系里曾多次见过他,但如此“近”距离面对面谈话还是第一遭。那时已年过半百的林先生,体态较胖的身上穿着一套灰色中山装,方正的脸上戴着一副圆形的老式眼镜,目光和霭可亲。他用那带有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让我们坐下,亲切地询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情况(当时全校研究生集中居住在第四宿舍)。此外还讲了不少话,现大都淡忘,但如下教导却记忆犹新:他说研究世界近现代历史要具备两个必要的学术素养:一是外语,不懂外语如何把握第一手资料?搞欧洲或英国近代史当然英语最重要;二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要我们认真阅读当时两卷本的《马恩文集》。这两点教诲对我一生有着重大影响。林先生要求弟子重视外语,因为他本人就是翻译大家,是新中国1950年成立的第一个翻译协会的成员,巴金、曹未风、金仲华、陈虞孙、冯雪峰、刘佛年等等都是会员。协会虽名为“上海翻译协会”,其实是全国性的。后来我还知道林先生不仅精通英文,而且能熟练使用俄语,编译了若干著作介绍苏联的文教事业。
令我难以忘却的另一次会面发生在教室里。“文革”后,林举岱先生继续担任历史系的教学领导工作。我于1978年回系任教,根据规定青年教师在本系开课前必须在外系上三年基础课。现在看来这项规定很有道理,体现了对青年教师的严格与关心,也保证了本系基础课的质量。我本人得益匪浅,1979年到1981年间我一直在政教系上世界近代史课。林先生不仅关注本系基础课,对外系历史课程也同样十分重视。1979年初夏的一天,我在师大地理馆的一间大教室里为一百五十多位学生上“十九世纪德意志统一”课,林先生带着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十多位老师前来听课。这是我教书生涯中第一次接受那么多同行的听课与检查,心情不免有些紧张,但在前辈与同行们期待与热情的目光支持下,我终于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课后同行们进行点评,许多具体的评价现在已难忆起,唯独林先生的几句话至今言犹在耳,他说:“那么大教室,那么多学生,你已经用了麦克风,就不要用太大的力讲课,要不然身体吃不消的。”或许他看到我瘦弱的身体中气不足,或许他察觉到我在上第三节课时喉咙已有点嘶哑的缘故,总之我听了以后,感到特别亲切。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林先生是带“瘤”工作,抱病听课,次年他竟离世而去,每次思及心中酸楚之情油然而生。
1979年林先生再版了《英国工业革命史》,在书中作了删改与增补,新增了第四章——“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与影响”,其中有如下内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后果与社会后果,英国工业世界优势的建立,等等。他当时在此书的后记中说:“正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大举进军之间,回顾英国当年具有典型性的工业革命的历程,当能益增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信心。”对祖国前景充满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特有的满腔希望与憧憬。有天我去林先生家拜访,讨教有关欧洲1848年革命的若干问题。当我告辞时,林先生特意从书橱中拿出再版的《英国工业革命史》送我,还谦逊地说:“请多提意见啦!”
最后一次会面是1980年的一天下午,听说林先生大出血住院了,我与学兄尤天然下课后匆匆赶去六院探望。林先生躺在病床上,虽脸色憔悴但目光有神,深情地望着我们,轻轻地带着喘息声,说:“你们还年轻,要注意身体健康……不要拼得太厉害……时间不早了,快回去吧!”这就成了我与林先生的最后诀别,回忆至此,不禁眼中湿润,内心悲伤……如果林先生执着于事业的同时能善待自己身体的话,也许不会那么早就离我们而去的。林先生最终带着梦想走完了他追求进步、潜心学问、执着教育、睿智坦荡的人生,但他那正直耿介的浩然正气永远留在我们心间。
文/余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