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结识的师辈中，《红楼梦》研究专家、诗人吴世昌先生的经历比较特殊。他少年失学，当过学徒，后来考上北平燕京大学，苦学成才。1947年远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回国时已是1962年秋天了。我清楚记得，那年9月26日，《文汇报》有醒目的专文报道——《结束在牛津大学的十五年讲学生活，吴世昌教授携眷返回祖国》。其中有这样的叙述：

　　

　　廿六日凌晨，从莫斯科开来的国际列车，刚刚在北京站停下，吴世昌教授同他的夫人严伯升、女儿就跳下车梯，跑过去拉住迎候在月台上的诗人卞之琳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的手，紧紧地握着。——浪迹英伦，在牛津大学教了十五年书，他和他的家人回到祖国来了。

　　

　　“看看吧，看看咱们的首都——北京。”

　　

　　当老朋友们提起了这句话，不等吴世昌回答，他的夫人就在一边轻轻地深情地说：

　　

　　“要看的，要看的。这一路上，祖国河山原野，哪一幢楼舍，哪一株野花，不是看过了千遍万遍的呢!”

　　

　　吴世昌一家人，临时下榻华侨大厦一个临街的房间。还是清晨时分，一应起居诸事略为收拾停当后，他就从旅行提包里翻出他的英文版的《红楼梦探源》来。这时候，何其芳、周汝昌、吴恩裕等朋友接踵来访，大家问起他归国后的工作计划，他说：第一项就是整理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著作;此外，如有时间，还要写一本《词学导论》的书。

　　

　　这篇名家归国的报道当时很希罕，很新鲜，很抢眼。

　　

　　我对吴世昌先生归国新闻感兴趣，因为我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老师孙望、吴奔星等教授是他的朋友。吴奔星先生夸他的英语出色，孙望先生夸他的考证功夫扎实。所以，我把《文汇报》的这篇报道剪存了下来，一直保存到今天。

　　

　　吴世昌归国时三年困难时期甫过，还没有完全走出农业连年歉收、农村饥饿、市场萧条的阴影。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城镇人口凭着粮票、油票、布票、肉票、豆腐百叶票、橘子苹果票过活(除布票外农民是不发给票证的)。尽管高中级干部和统战对象可以多领几种副食品票证，但是跟伦敦超级市场丰盈的货品供应相比，是无法同日而语的。朋友们私下议论，吴先生国外有好日子不过，跑回国内，能否过惯这种要啥缺啥的生活?不免替他担心。再者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国内尚无吴先生的用武之地。《红楼梦》研究，经1954年炮轰胡适、批判俞平伯之后，已经沾满了政治灰尘，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百家争鸣已经变为一家独鸣，根本不存在务实、平等，实事求是的学术争鸣园地了。吴先生归来不会感到寂寞无聊吗?

　　

　　但是，吴先生愉快地踏上了北京月台，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不以祖国的暂时困难为意，诚如他当年在去国飞欧途中吟的一首词中所说：“过眼方惊乡国远，回头便是重洋隔。待他时拭目展舆图，新颜色。”他相信国家会变好，会升起“新颜色”。

　　

　　记得1976年7月26日，我到北京干面胡同十一号1301室拜谒那天，他对我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他的去国与归国的问题。他当年远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有人以为这是中英政府间文化交流计划之一，他是找门路后被政府当局派遣出国讲学的得宠的学者。他严肃地对我说这是误传，他是英国教育部门直接聘请的，没有经过中国教育部，而是由英国驻华使馆找到了他，知道他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1948年1月他携家眷到达牛津大学。事情的原委当时同在南京高校任教的孙望先生、唐圭璋先生都知道。

　　

　　吴先生寓所墙上挂有一字幅，内容是吴先生自拟，请中山大学容庚先生书写的，我清楚记得是两句：“学问只如此，真理极平常。”含义深邃，值得涵泳。

　　

　　二

　　

　　我与吴先生的交往，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我接受了讲解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的教务。我发现学员很喜欢阅读此文，不时发出低微的感叹，被民族英雄要力挽狂澜的拼命精神所感动。我就利用寒暑假时间，将《指南录》全书作了注释，后将书稿寄请吴世昌先生教正。他在书稿中写下订正意见，是一小张一小张的签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文山先生全集》中。

　　

　　这些签条，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有的指出典故所在，例如“……当引《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以明其用典”。有的指出注释宽泛而不当，例如“①《赴阙》一诗，题已点明所写。岂能包括‘赴独松关守卫’‘知临安府’等内容”。有的指出我的注释错误，与史书相悖，例如“占城，《宋史》卷四八九有传，乃今越南中部地。稿注云今四川茂县，乃唐置占州，与占城全然无涉。《宋史·陈宜中传》：‘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原注‘丢下益王先走占城’稍有出入。暹，即暹罗，今泰国。”有的指出臆想之误，例如“23榷木教场，《初学记》七引《广志》：‘独木之桥曰榷。’由此义而引申出‘专利’‘专卖’之义，如官府食盐专卖曰‘榷盐’，专卖茶叶曰‘榷茶’。《说郛》十九引《因话录》：‘榷，独木舟也，乃专利而不许他往之义。’榷木教场当即宋辽金元各在边境所设的交易市场，时称‘榷场’者是。教场系军队练兵场所。‘乾道元年，襄阳邓城镇、寿春花靥镇、光州光山县中渡市皆置榷场，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辖。’稿注‘榷木教场’之‘榷木’为地名，乃臆想之误。”吴世昌先生归国后是忙人，但他拨冗为我的《指南录》注释稿认真审读，写下了数十条宝贵意见，使我的书稿减少了贻笑大方的错误，提升了出版质量，我衷心感激他。人生诤友，学问恩师，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的《指南录》校注本出版后反响不错，北京大学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苏州大学古典文学专家钱仲联师都给过好评，这应该说与吴世昌先生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的。让我抱憾的是，当这本《指南录》校注本在1993年公开出版的时候，吴世昌先生已经作古。

　　

　　三

　　

　　吴世昌先生是《红楼梦》研究大家。不能否认，国内红学研究有的较为精深，有的较为细致，有的则偏于繁琐。这就不便于走出红学圈子，不便于走出国门，因此这“红学”在异域显得冷清。吴先生在英伦时用英文写作，为红学走向世界写了不少文章，扩大红学在英语国度的影响。在上文提到的那次拜访中，我坐在吴府红皮长沙发上听他娓娓而谈，并获观其大著《红楼梦探源》。这是本硬封皮的精装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厚厚的，印象中有《联共(布)党史》那么厚(比喻灰旧，不伦不类，但是那时印象就是如此)，或许是中国学者的第一部以英文写作的红学研究专著吧。我建议他译成中文出版，他有此愿望。但是苦于没有时间，只是说待以后得暇再译述。他曾在信上见告，他写有一长文，题《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这是一篇了解他学术工作的重要文章。

　　

　　为写作本文，我将吴世昌先生四十年前的赐函翻检出来重读，眼下只找到六通，可能还有，一时记不起置放何处了。1972年8月28日的赐书，或可为红学研究增补些鲜活的轶闻。全信抄录于下。

　　

　　海发同志：

　　

　　来信敬悉，深感厚意。

　　

　　一九六二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两个片段，是我回国以前，该报从拙作《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中摘录(我的全文最先在一华侨刊物发表)。主席在《光明》读到拙文后，对康老说，此二段既是“摘录”，该报必有全文，要康老设法弄来一看，因此报社重新排了全文送给主席。后来旧文化部又把它打印多份，交文艺界讨论。《新华月报》一九六二年六月号刊载拙作全文(118-127页)，您如有兴趣，可向图书馆借来阅，并请批评。

　　

　　我回国后，又曾根据新出现的材料写过一些文章，刊在上海的《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北京《文史》第四期，香港《文艺世纪》(中国新闻社组稿)等刊物，前两种有单印本，日内检出寄上请教。

　　

　　至于《红楼梦探源》一书，回国后本想把它写成中文本，因忙于搞新出的材料及其他事务，没有来得及搞完，不久又有文化大革命，一切暂停，故目下尚无中文本。目下我又有别的任务，研究《红楼梦》的工作又暂时放下，至早要到明年才有可能重理旧业。敬复。

　　

　　此致敬礼

　　

　　吴世昌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北京

　　

　　一篇见解独到的论文，引起了国家首脑的瞩目与牵挂，作为当事人，作为学者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自会产生一种莫大的荣誉感、成就感，在那个百家不鸣的时势下，他心底会涌起莫名的知遇之感。吴先生叙说此事，尽管笔调从容淡定，也难以掩饰他的感恩心情。但是，“文化大革命”敲起的阶级斗争锣鼓，到他为我写此信时已经持续六年之久，作为一位珍惜寸阴、热爱学术的学者，不能不感到厌烦了。“一切暂停”，区区四字，透露了他内心的微词与无奈。这种情况，怕是1962年9月26日踏上宽敞新型的北京车站月台时，长于学术、短于政治的吴先生想不到的。

　　

　　四

　　

　　1976年1月，吴先生回复我一封信，内容也很丰富：

　　

　　海发同志：

　　

　　来函早悉，事冗未能早复为歉。您所问各点，简答如下：

　　

　　1、您说曹雪芹“诗格高古”这话很对，但您又问为何与《石头记》中的诗迥异。这不奇怪，因《石头记》中诗的“作者”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其情调岂能与中年男子相同?小说中人物的诗应该和他们或她们的对话相应，小孩子作“格调高古”的诗就不真实了，这正是曹在第一回中批评了的“环婢开口，之乎者也”的坏习惯，作者当然要避免，其实一个作者要描绘小说中小儿女的口气比直写自己的话(例如为朋友题诗)困难得多。

　　

　　2、发现曹逸诗的人把此诗抄去给周汝昌，周不在家，他留下了诗，却没有留下姓名地址，所以无法查核是谁。

　　

　　3、吴奔星先生四十年代也在桂林教书，我那时是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因此相识。湘桂失守(1944年)后他去贵州，我到重庆，以后即没有相见，如见请代问好。

　　

　　4、《红楼梦探源》的中文本屡译屡辍，我初回国时因忙于整理新发现的红楼材料，搁置译事。最近有人催我，现正继续此事，但我同时兼任文化部的《红楼梦》版本整理小组顾问及外文出版局的《红楼梦》英文译本顾问，再加本单位的工作，所以较忙;不能全力从事译书，进行甚慢。以后若能译成出版，当再奉闻。

　　

　　5、关于宋江词(不是诗)中的“爪牙”，因上句说到“猛虎卧荒丘”，所以照文字本身讲是对的。“爪牙”作武臣解，来源甚古，最初见于《诗经·小雅·祁父》：祁父，予王之爪牙。因上文为“王”，则“王之爪牙”当然是武臣了。与宋江词意不同。

　　

　　6、我以前写过旧诗词，最早的在三十年代，和现在的情调不同了。六十年代在香港印过一个诗词存稿。回国后不常作。一九六四年《诗刊》五月号发表过我两首诗。现附寄近作词一首，请批评。匆匆，即致

　　

　　敬礼

　　

　　世昌手复

　　

　　1976年1月9日

　　

　　信中提到的“曹雪芹逸诗”即《题琵琶行传奇》，最早出现于一九七三年，是一首七律：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

　　

　　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这是不是曹雪芹的佚诗，发现之日即生争论。诗中尾联确是曹诗的佚句，但全诗已不复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吴世昌在第一时间撰文肯定此诗为曹雪芹之作。不久周汝昌先生撰文说，诗是他凑合而成的，引起一片哗然。吴世昌认为周汝昌在撒谎，认为周做不出这么老到、成熟、天衣无缝的好诗，论作者则非曹雪芹莫属;不信的话，请周汝昌再做一首给大家看看。此后周汝昌先生没有续诗的下文，这首所谓曹氏逸诗成为红学界的一桩悬案。我关心此道，请益吴先生，他谈了上述意见。

　　

　　五

　　

　　吴世昌先生不仅是红学家，还是诗词作家，如果说前者反映了他学术砥砺的一个层面，那么后者则记录了他的风雨人生，审美理想，时代感怀，道德性情。他谈起诗词创作经验时说，一要多读(古人诗词)，二要多写多加推敲，三是尽量少用典故。他常有诗情涌动，即使在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生活中，诗神缪斯也会在午夜梦回之际敲他的门，有时他笔不在手，就用燃烧后的火柴头写诗。1963年他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罗音室诗词存稿》一册，其中《玉楼春》(明珠难系流光住)小序有此记载。1976年7月我到北京造访吴府时，吴先生将这本诗词集赠我，书名用篆体字，吴先生自署。这部《存稿》收录他三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书中包括《自序》一篇，诗作三十九题，词作四十五题，《词跋》一篇，附录散文三章以及《文跋》一篇。全书竖行排印，不用标点符号。散文篇章不作分段，行文系通俗文言，不算古奥，阅览不难。

　　

　　我拜访吴先生时已着手写作一部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获赠《罗音室诗词存稿》，无疑让我发现了一位出色的学者诗人。我因唐山大地震匆匆离京，回去后向吴世昌先生索要有助于理解他的诗词作品的笔记、文稿、日记之类。他回我一信如下：

　　

　　海发同志：

　　

　　此次您来京，得和您相识，深以为幸，可惜因地震您匆匆回去，未能多谈为憾。

　　

　　卅一日尊函，系由北京转到。我们因北京有续震，经组织同意，迁地避震，因有亲戚在此，故于二日晚离京，次早九时许到郑州，来时只携换洗衣服，轻装上车。希望不久北京情况好转，即可回去。

　　

　　我在牛津因一切生活、工作、“交通工具”是英语，所以不大有心情写诗词，也因忙，无暇及此，也没有留下随笔日记之类。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计算分秒的工作效率，非农业社会人民所能想象，绝无余暇作随笔日记，除非退休了写回忆录之类。

　　

　　您问起《红楼梦》十二回末“赠银”应否作“赙”，我手头无参考书可查，大概是长辈送小辈丧礼，只能说“赠”，“赙”字太客气了。匆匆。致

　　

　　敬礼

　　

　　世昌手复

　　

　　1976年8月9日

　　

　　虽然缺少参考资料，我还是认真讽诵了他的罗音室诗词之作，包括他归国后在报刊发表的新作。吴先生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历经艰难，气节不移。谈到自己的诗词时，他这样说：“值国势之危殆，宜有怆恻之音，留陈迹于鸿爪，未删闲情之赋……抑在当时，亦唯直抒胸臆，自写郁陶，初无意于流传。”他还说明了抗战期间诗词所作无多的原因：“湘桂之败，旅巢再覆，挈妇担雏，裹粮徒步，跋山涉水，数百余里，图书长物，委弃道路。八年困战，不遑宁处，生计既劣，此事渐废。”尽管如此，他还是留下了《对月一首，有感而赋》、《咏史》、《沁园春》(开卷长吟)、《减字木兰花》(文章误我)、《鹧鸪天》(谋国年年)等诗词作品，从浩歌中寄托金瓯破缺之忧怀，燕巢危幕之伤心，哀鸿遍野之无奈。除此之外，他的诗词还有另一面，记录他在战时颠沛流离生活中的乐观情怀，而且出语不失自嘲、幽默趣味，例如《戏题小照》等。可惜这另一面在归国之后的诗词中已经淡出了。

　　

　　我根据自己的肤浅体会，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中，为吴世昌先生写一专节，题《长城脚下放歌》，论述了他对故国的感情，对民主自由新中国的憧憬。吴先生虽不是诗歌的大家，但可以算是二十世纪诗词名家。

　　

　　吴世昌先生1986年8月31日病逝，享年七十八岁。当时我写有一文发表，不足以表达我痛失恩师之情于万一。吴先生在《千秋岁》(七十自述)中说：“半生劳碌，不解知难退”，他一生勤谨，知难而上，这词句很能反映他道德与事业的特点，让我就以此句当本文的题目。

　　

文/吴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