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去北海公园，专程去看了快雪堂。自从对梁启超和蔡锷有了一些了解，知道这里曾是松坡图书馆的旧址，我就对这里多了一份惦念。

沿北岸向西，快到五龙亭的时候，路的右侧偏东方向有个院落，就是快雪堂了。院分三进，第一进四面回廊，北面正房为澂观堂，是皇帝读书的地方；第二进也有 回廊，但东西建有配房，正房为浴兰轩。明末清初，这一带是帝后消暑游乐的场所，只有这两进方形院落。乾隆四十四年（1779），为了保存《快雪堂法书》石 刻，才仿照圆明园三园之长春园内淳化轩的规制，在浴兰轩之后同一轴线上建了快雪堂。

门敞开着。进门时，我抬头看了一眼门额上的墨迹，是溥杰先 生题写的“快雪堂书法博物馆”。院内人很少，几乎见不到游客，和门外五龙亭一带喧闹的“大妈歌舞”形成了鲜明对照。这里的精华一是镶嵌在第三进院落东西两 廊的四十八块刻石，二是此地曾为松坡图书馆的历史，使人想到梁启超、蔡锷一班人再造民国的伟业和情怀。刻石还在，游人可以观赏、浏览，而蔡锷与松坡图书馆 却踪迹杳然，无处寻觅，有一点寻而不获的失落。我就想，立一块牌子在院内，写几行字，把这段历史做个简介，很难吗？

1916年11月8日，讨 袁名将蔡锷病逝于日本。12月13日，梁启超致电各位当道，发起设立蔡松坡纪念图书馆。但松坡图书馆当年未成，梁启超解释其中的原因：“顾以时事多故，集 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他甚至有鬻字筹款之举，可惜也未见成效。1920年3月，自欧洲考察归国的梁启超旧事重提，在 北京筹办松坡图书馆。两年后，北洋政府将北海的快雪堂和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官方拨给松坡图书馆作为馆舍，以前者为第一馆，后者为第二馆。由于北海一时不 能开放，于是，第二馆先于1924年6月开馆，第一馆迟至第二年10月才开馆。诗人徐志摩还曾担任过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的英文秘书。松坡图书馆的藏书，一部 分来自朋友们的捐赠，还有一部分由馆内自购，比如第二馆的各国新书，而最重要的，却是著名藏书家杨守敬的藏书。北洋政府曾于1915年以七万余大洋购得杨 守敬藏书，根据梁启超1925年3月写给段祺瑞的签呈，可知这些藏书1918年已由国务院特拨给了松坡图书馆。但由于“院员偶尔失检，未及全数领取”。梁 启超这次签呈的目的，就是想索回当年未取的那部分图书。然而，这些藏书早已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而且，一直与故宫文物同行，直至渡海运抵台湾，至今还保存在 台湾“故宫”的善本书库中。至于松坡图书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并入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并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向松坡图书馆干事会 同人颁发了奖状，与蔡锷和松坡图书馆有关的一段历史遂告结束。

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不会是没有选择的，而选择记住什么不记住什么，背后是价值观在 起作用。价值观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我们的记忆筛选功能。而价值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社会赋予我们的……我漫步在两侧的 回廊中，就这样胡思乱想着。眼前的这些刻石，又何尝不是记忆的选择呢？以石的坚固，再加上皇帝的喜爱，它们才得以至今还留存于我们的记忆中，其间也不是没 有缺损和流失啊。

要说《快雪堂法书》刻石，还真是有些来历的。当初修建快雪堂时，乾隆写了《快雪堂记》，就讲到他的理由，“因石刻非因雪” 也。其实，有人很早就“以觅快雪堂原刻为请”，被他制止了。在他看来，已经有了《淳化阁帖》和《三希堂法帖》，再刻意搜寻《快雪堂法书》，就有奢侈的嫌疑 了，“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但如今闽浙总督杨景素“以快雪石刻来献，且云：快雪堂石刻本，故臣冯铨所集，其子孙不能守，鬻于闽之黄氏，兹黄氏复不能守。 臣曾督闽，知其事，故贳之以献。”皇帝对于臣子的好意，有时是不好拒绝的，“欲却之则事已成，且举关翰墨，非贡谀逢，恶之为，因受之，并筑堂为廊，以嵌石 版，从淳化轩之例也”。不过，这些刻石长短宽窄不一，有三块还是木版，嵌在墙上并不好看。于是，乾隆特命内府善手重摹，换成石刻，并将原来的三块木版存放 在快雪堂的西室。可惜，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这些木版就已经不知去向了，只有《快雪堂法书》刻石尚完好无缺地嵌在廊壁上。

《快雪堂法 书》是流行于明末清初的一部名帖，人称“天下法书第一”，绝非过誉，因以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为首帖，故以“快雪”名之。它的编者冯铨，先以明天启年间谄 附魏忠贤出名，后于清顺治初以大学士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后因屡次索贿、行贿、纳贿被劾，但他对书法作品的鉴赏力却是第一流的。而且，它的摹刻者刘光暘也非 泛泛之辈，他的精湛技艺当时就受到众多书法名家的称赞，有人说，明清间镌刻的书帖很多，“以快雪最为精美，嗜帖者得快雪涿榻，宝之不啻宋刻”。这是说得不 错的，《快雪堂法书》刻成以后三百多年，时至今日，它的魅力仍然是不可抗拒的。我徜徉在嵌满石刻的回廊中，笔墨的酣畅淋漓，刀锋的遒劲有力，还是穿透了历 史的重峦叠嶂，直达我的内心。

文/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