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曾经长期生活在中国，1980年代初中期，他们回到韩国，是归国韩侨。如今，他们或留在了韩国， 或又重新回到了中国，但无论在哪里，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他们，我或多或少有些了解。今天，写下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为了给中韩交往的 历史留下一份记录。

记得在我少年时候，家弄堂口，住着一户韩国人——那时叫朝鲜人，而且以为他们是北朝鲜的。他们住在两连体的别 墅中，和周围邻居很少来往，所以虽然几乎天天都碰得到，但对于他们一无所知。这户韩国人为什么能在上海住这么好的房子，而且“文革”时候也没有受到冲击， 至今也是一个谜。

真正比较了解的，是我太太的朝鲜邻居。他家姓权，住我太太家楼上，那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上下两家，只隔一层地板，上面 走路声稍稍响一点，底楼就听得清清楚楚。权家有祖母、父母和两个女儿，大女儿和我太太同龄，一起长大。这个大女儿，长得一张典型的朝鲜人脸，很漂亮，性格 像其祖母，开朗乐观，大大咧咧的。上幼儿园的时候，两个女孩夏天会一起在我太太家的浴缸里洗澡、玩耍；上小学时，星期天也常常一起出门逛街看电影，用上海 话说，是姊妹淘里。她们刚上高中的时候，中国恢复了高考，由于各自的成绩不同，她们被学校分到了不同的班级。中学毕业后，她直接被分配到了一家文具店工 作，不久就和商店附近一家菜场的小头头结了婚。那时候，菜场的小头头可是吃香得很。

权家父母关系一直不好，权父是学校体育老师，权母也是朝鲜 人，长得很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演员，大家一直很奇怪漂亮美丽的权母怎么会嫁给权父的。权母嫁到权家，只生了两个丫头，所以婆婆一直不喜欢，而权父极听母亲 的话，所以夫妻俩早早就分居（权母住亭子间），后来终于离了婚。

权祖母，当时大家都叫她“赫玛尼”，来到韩国后才知道，是韩语“海尔莫尼”的 发音，意即奶奶。赫玛尼长得高高大大的，一年四季都穿韩式长裙，的确像是大家庭出来的，性格达观。家里揭不开锅时，就下楼问我岳母借米，有了钱，先还债， 接着就大吃大喝起来（那时的大吃大喝，也就是吃点肉而已）。冬天权家腌制了泡菜，一定会送给我太太家，同样，我岳母有什么好吃的，也会送给她家。他们家有 一个磨糯米粉的石磨子，过春节时，中国人都要吃汤圆，她家的这个工具就成为邻居们的稀罕物了。赫玛尼一点也不小气，只要是认识的，她都借。而且石磨子用多 了，里面的石槽就会磨平，她还得自己花钱请人凿呢。所以赫玛尼当时在周边邻居中很有名气的，这个名气就是由石磨子建立起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的中国政府对在华韩人完全视如国人，给的是国民待遇啊。他们和中国人一样求学，就业，没有任何区别。计划经济那会儿，上海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权家一 样不少，孩子毕业，国家同样包分配，和中国学生一样待遇，可是他们真真确确拿着的是北朝鲜护照（那时没有南朝鲜护照），而且政府当然知道他们是来自南朝 鲜。蹊跷的是，“文革”时代，对他们的保护很严实，周边邻居，包括居委会，没人知道他们是南朝鲜人，如果知道的话，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次大 战结束后，不少韩侨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留在了上海，他们中不少人信奉基督教。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管制开始松动，韩侨们就经常借礼拜日聚 会，互相传递消息。这个时候，韩国对华的短波广播开始了寻人启事。许多在华韩侨就是通过这个广播，和在韩国的亲人取得了联系。信基督教的权家也就这样和在 韩国的亲友联系上了。那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低，而韩国已经开始经济起飞，因此，1984年他们全家离开上海，回韩国定居，而权母则一人留在了上海。

回韩国后的前两年，权父曾经回中国两次，后来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国。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因为他懂体育，又通中韩两种语言，就积极报名成为志愿者，热 情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服务。为此，上海的报纸还专门介绍过他。后来他得了重病，两个女儿又忙于工作和学习，就把权母接到韩国照料。善良的权母用了大半年时间 尽心伺候并送走了这个和自己相处了二十多年的熟悉的陌生人。

2006年我来到韩国工作，太太就想找这个已经失联20多年的姊妹淘里，可是，在 韩国，人海茫茫，哪里去找呢？说来真是机缘巧合，应了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一次我和韩国一家报社的中文翻译韩女士见面，无意 中得知她是来自上海的韩侨，年龄和权家姐妹相仿，我就随便问了她一下认不认识权家姐妹，谁料，她和权家小女儿竟是好朋友，还一起在淑明女子大学同过学。不 过，她说姐妹俩已经都嫁到台湾了。她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后，当天夜里，我太太就接到了来自台湾的权家姐妹的电话。

两个月后，权家姐妹俩专门来韩国探望我太太一次。老友相见，当然很激动，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可以深深感觉到，一个从小出生并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人，无论他（她）的国籍如何，她已经和这块土地不可分割了。

权家来到韩国后，韩国政府照顾到了这一特殊族群，给他们提供了廉租房，但是地处首尔边缘的安山。上个世纪80年代，安山非常落后凄凉，就是农村，从90 年代起，大量来自中国的朝鲜族人聚集在这里，安山才开始有点规模，但这使权家感觉很不好。在上海时，她们好歹住在市中心，虽然是老式石库门房子，可比起当 时许多上海人来，算是住得好的，每天进出弄堂，面子是有的。可是现在住在安山，都不好意思说。

来韩国前，她们以为回到韩国，会受到特别热烈的 欢迎，可是来到韩国才发现，权父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和权祖母拿政府提供的低保，那是很低的。韩国亲人的热情招待也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长期供养他 们。姐妹俩虽然会说韩语，但毕竟没有汉语好，所以得重新去语言学院学习韩语。在上海时，她们家和周围邻居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都一样清贫。而且中国政府也没 有把他们当外人，中国人能有的，他们全都有。韩国虽然是她们的祖国，可是对她们来说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这种生活上的落差，使她们心理上和韩国产生距 离。她们感觉自己处在孤岛上，特别孤独无助。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可以说话的人，韩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跟权家毫无关系。正是因为心情的糟糕，权父得了肺 癌。

在权家，最后悔来到韩国的，当属权父了，因为在中国，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受人尊敬的老师。可是来到韩国，五十岁不到、还是壮年的他却 失业了，什么也不是了，一下子沦落到社会最低层，这种生活、工作的失意对权父的心理打击是致命的。这也就是他刚开始来韩国的两年为什么每年都要千山万水地 回上海去，因为他太想念上海。尽管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在上海就呆几天，但这几天却能填满他因思念、因失落而空洞的心。后来之所以不再回去，首先是经济原 因，因为那时首尔到上海的机票费非常贵，他们实在是没有富余的钱。其次是路途太远，因为中韩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必须先从首尔到香港，然后从香港转机再到上 海。再一个，就是每次都要进行政治审查。由于那时中韩两国处于敌对状态，而韩国那时还是军人政府，所以权父每次从中国回韩国，都必须到家附近的派出所说明 在上海逗留的情况。凡此种种，消磨了权父的热情，于是他情绪长期低落。唯有1988年汉城奥运会，那一个月是他来韩国最高兴的时间段，因为他真的觉得是家 乡来人了，他全身心地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服务。

来到韩国，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在困扰权家，就是饮食。由于权父和两个女儿都出生在上海，又 一直生活在上海，饮食习惯完全上海化，唯一保留的韩国传统就是吃泡菜和大酱汤（而且口味都已经上海本地化了）。上海菜清淡，蔬菜种类远超过韩国，水果也很 便宜。可是到了韩国，天天吃韩国菜，无法适应了。这种不是异乡却胜似异乡的生活使姐妹俩越来越不喜欢韩国了。可是她们又无法再回到中国大陆工作和生活，因 为她们在上海的关系已经全没有了，连房子都交给房管所了。

更糟糕的是，权家大女儿的婚姻在这时也进入到了战争时期。她的上海夫婿，长得卖相老 好，穿着也极时髦，没花什么钱就娶了比他小好多岁的朝鲜美女，而且新家还落户在女方家（那时真是可怜，就是在一个16平米的房间里拿木板隔一个6平米的小 房间出来，算是新房了），羡煞了他不少同事朋友。可是到了韩国后，这个上海男人傻眼了。在上海时，他还能靠手中的权力，利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肉票、鱼票等 等，赚了不少外快。到了韩国，他既不会韩语，又无一技之长，而韩国政府是不给年轻力壮的他生活费的。于是他只得待在家里天天吃岳父岳祖母的低保费，可想而 知，这个家庭不一团糟才怪呢。

正当权家为生活焦头烂额的时候，大女儿在首尔遇到了一个台湾男人，当时台湾的经济情况和韩国差不多，都是四小 龙。一来二往的，老大很快就和丈夫离了婚，和台湾男人结婚，并一起到了台湾定居，前夫则一人形单影只回到上海。人生虽是一场梦，但上帝也很公平，他又回到 了原点。

权家大女儿来到台湾，等于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环境，无论语言、饮食还是人文，都是她熟悉的，也是她喜欢的。她性格好，为人又大方，所以 很快就融入进了台北人的生活圈子。最让她开心的莫过于又可以天天吃大饼油条豆浆了，可以吃到许多自小在上海时吃的时鲜蔬菜了，而且还有好几个麻友可以经常 聚在一起打麻将。这才是她血液里流淌着的东西啊。

她妹妹很羡慕姐姐在台北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姐姐就给她介绍了一个台 湾男人，权家小女儿就这样也嫁到了台湾。如今姐妹两家住台北同一栋楼的楼上和楼下，常常聚餐，也常常一起打麻将。最有意思的是，由于权家姐妹仍然拿的是韩 国护照，所以在台湾没有投票权，但这不妨碍她们跟不同立场的老公争吵。两个老公都觉得这对姐妹脑子有病，说关你们韩国人屁事。可是这姐妹俩硬是把自己看做 是中国人，只要到了台湾大选的时候，她们基本是和老公分床睡的，以此惩罚不听话的两个男人。

几年前，我和太太去台湾旅游，又和她们见了面。我 们坐在台湾大学对面的咖啡馆慢慢聊着天，当我听到她们讲述自己和丈夫的争吵时，真是百感交集。这对姐妹，她们的身份认同之路走得是那么艰难曲折。在上海， 她们是朝鲜人，拿的是北朝鲜护照；在韩国，她们是来自中国的归属同胞，是韩国社会的陌生人；如今在台湾，她们却是自认中国人的韩国人，依然拿着韩国护照。 她们作为韩侨在上海，是上帝替她们做的选择；如今她们到台湾做韩侨，却是她们自己主动的选择。而这第二个选择，包含了她们多么复杂、沉重和心酸的心路历 程。

上海，首尔，台北，这三地似乎都不是她们的家，但又似乎都是她们的家。首尔，她们不想回去；台北，她们不愿说自己是台湾人。她们自己都搞不明白究竟是哪国人，她们苦笑着说，我们是国际人。国际人，看似自嘲，却是她们内心无根、无奈的真实写照。

权母，仍然一人留在上海生活。她在上海退休，享受和上海退休职工一样的退休金，对她来说，上海才是家，即便是一个人。

2014年7月于首尔

文/李安东（作者为韩国成均馆大学终身教授，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