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之真义，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近几十年来，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人民体质得到了很大增强。但仍有不少人片面强调体育之“用”而忽略体育之“体”，对于体育之真义没有理解，诸如重竞技体育而轻群众体育，在竞技体育中，重成绩而轻参与。

体育之真义是什么？这在已经成为体育大国的中国，似乎早已不是问题。

体育之真义，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早在1917年，毛泽东在所著《体育之研究》中，就极其正确且富含学理地阐述了体育之真义：“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 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并认为在德智体中，“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1952年，他为中华体育总会成立 大会的著名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在学理层面上，人们对于体育之真义完全理解。

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如何践行体育之真义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正确地处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并不那么理想。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体育之为事，对于全世界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来说，均品类繁多而历史悠久。中国古人强调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前四艺都或多或少地与体育有关，特别是射、御，射箭与驾车，就是体育活动。但从总体上说，在儒学主导的传统社会，没有体育的地位。

体育之为学，在西方，是古已有之，在中国，则是近代以后的事，鸦片战争以后才传入中国。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体育在近代中国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近代中国人主要是由两条途径开始体育自觉的。一是留学西洋发现中西差距，二是通过通商口岸西人的体育运动看到中西差距。

前者以严复为代表。严复留英期间，曾与中国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有一段对话。严复说，西洋人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共同练习挖筑工 事，一个钟点下来，中国学生所挖最少，远远不及西洋学生，而精力已衰竭极矣。这段经历对他日后重视体育有重要影响。甲午战争以后，他在著名的论文《原强》 中表示，中国自强之道，莫不统于以下三端，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三方面实即西人所说的德、智、体。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将体置于首位。他认为，人的 身体不仅是体力的载体，也是智力与德行的载体。他对于国人在儿童教育中重智轻体的现象极不为然，认为“须知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为此转致体力受伤，便是 愚事。”(严复：《与四女严顼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821页。)

后者以张焕纶为代表。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西人络绎东 来，同时将西方体育运动带了进来，跑马、赛艇、板球、高尔夫球、足球、网球、棒球、板球、篮球、游泳等项目，都开展起来，各色体育运动队、俱乐部亦建立起 来。这些体育活动的开展，对上海华人社会了解、引进西方的体育项目，有重要影响。上海著名教育家张焕纶在光绪初年，就从中西差距中看到中国在体育方面的缺 陷，因而在所办学校正蒙书院中，一改私塾或书院学生好静恶动的传统，提倡体育，内容有投壶、习射、击球、超距、习武等。稍后于张焕纶，上海南洋公学、三等 公学、育才书塾等都将体操列为正课。

在西人影响下，上海一些有识之士相当注意体育强身。郑观应是个典型。他曾将中外卫生方面的知识，汇编为 《中外卫生要旨》一书，认为西人在卫生方面有许多可采之处。他要求子弟，注意锻炼身体，“如早起体操，或行易筋经，或十二段锦，均不可断间，余暇缓步草铺 上或海边上，吸受新风，”晚饭后，复散步、体操，静坐片刻后就寝。(郑观应：《训长男润林并录寄月岩弟》，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181页。)

在西方的刺激下，体育的重要性在清末已经被人们所认识。清政府在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正式确立了体育在新式学校中的地位。这个学制规定体操科 目为各级各类学校所必修，小学堂每周3学时，中学堂每周2学时，大学堂除个别学科外均为3学时，还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旨、体操科目的内容和要求作了规 定。

近代中国在倡导体育锻炼的过程中，有一突出的现象，即将体育强身与救亡图存紧密联系起来。前述严复、张焕纶已有这方面的议论。庚子事变以 后，众多志士仁人，如蔡锷、蔡元培、钮永建、蒋百里、邹容等，更直接将体育与救亡直接挂起钩来，倡导军国民教育。蔡锷从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 器、音乐、国势等八个方面总结汉族堕落腐坏而成为“病夫”的原因，称柔性文化是导致中国被动挨打的原因。

这方面，议论最集中的是梁启超。他在 著名的《新民说》中，专有一节《论尚武》。他认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 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在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时代，柔脆无骨之人，是无法生存的。1919年孙中山为《精武 本纪》作序，也强调习武强身对于强种保国的重要意义。

这类关于体育与救亡之间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体育救亡论，在近代史上很有影响。在这种 思想影响下，各种体育活动、体育赛事都被赋予爱国的意义，经久不衰。这种思想，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也有其一定的道理。首先，由体育而强身而强国，三者之 间确有内在关联。其次，被侵略的国家，经济落后的国家，国力弱小的国家，需要通过一切可以激励民气的方式、途径来鼓舞国民的士气，文学、艺术、体育，都是 可以激励民气的合适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弱小国家、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渴望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渴望奥运会金牌和一切国际赛事的奖牌。但是，一味地、 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体育的救亡意义，看上去是赋予体育在政治上很高的价值，实际上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体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真义。因为，在这种思想影 响下，人们一旦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受不到体育与救亡的直接关联，就会失去对体育的兴趣。

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获得了独立，党和政府在竞技体 育和群众体育方面，制订了正确的方针与政策。六十多年来，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人民体质得到了很大增强。但是，毋庸讳言，仍有不少人片面强调体育之 “用”而忽略体育之“体”，对于体育之真义没有理解，诸如重竞技体育而轻群众体育，在竞技体育中，重成绩而轻参与。

遍检近代以来论述体育的论 文，我以为阐述体育意义最为全面、最为辩证、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毛泽东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体育之研究》，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载 1917年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2号。)时间过去将近一个世纪，重读此文，仍然感到熠熠生辉，一点没有过时。文中提出体育是人卫生的需要，养生的需要， 长寿的需要，体育自觉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是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通观全文，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将笔墨落在体育救亡上面，而是落在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上 面，这是特别深刻之处。

文/熊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