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艺术品中，竹刻是很特别的一路。说它特别，是因为其材质野贱，山前屋后，随处可见，生不择时，长不择地。它不像紫檀黄花梨沉香那么珍贵，也不若象牙犀角那么稀有。与翡翠白玉黄金精铜相比，似乎更不值得一提。但是，明清以降，及至当代，上档次的竹刻艺术品，在收藏界受到的重视，却是令人感到诧异的。嘉定三松，以及吴鲁珍、周芷岩、张希黄的作品，说它们是国宝，一点也不过分。清代顾珏所刻的一只竹笔筒，许多年前在香港的一个拍卖会上，就已经拍出了两千多万港元的天价。而当代竹刻家安之的一只竹刻笔筒，也在北京嘉德的拍卖会上，以二十多万元落槌。并且，这件当代人的竹刻作品，还入选了那本并不太厚的《嘉德20年精品图录》。可见竹刻在藏界的地位，实在非同一般。

这是因为，竹子虽然材料并不名贵，但是，经由艺术家雕刻，便点石成金，脱胎换骨。中国人利用竹子的历史很悠久，在竹子上刻字，几乎是在文字出现之初。竹简嘛，是不是？但是，真正沾上艺术两字，也就是说，以竹为材，以刀代笔，刻一些文人趣味的诗文图画，还是始于明代。这与古人的写诗作画一样，并非职业，无关生计，只是寄情于竹，为书斋增添雅趣而已。或者就是朋友之间往来唱和，投桃报李。这就决定了竹刻从一开始，便是高雅脱俗之物。它与书画金石诗文简直就是一回事，只是书写刻画的载体不同罢了。同样的一张纸，苏东坡写了字，或者齐白石作了画，跟普通人在上面涂鸦，价值当然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样来看，文人竹刻贵过黄金，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书画同理，其实许许多多的竹刻，不管是笔筒还是臂搁，还是香筒、扇骨，真正好的、有价值的，也毕竟少数。即使是在明代晚期，以及清朝康雍乾三代，真正优秀的竹刻艺术品，也只是出于性孤格高、学养深厚、能诗善画，并且对竹子有特别的理解，而用刀又有过人之处的那一小部分文人之手。尤其到了清中以后，坊间工匠开始大量制作竹雕，粗制滥造之风日甚。时至今日，文玩兴盛，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竹刻看似繁荣，其实到处都是心浮气躁品格低下的产品，离竹刻清高雅逸的精神越来越远。令真正爱竹懂竹的人士大倒胃口。

那年西安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他们要在长安塔搞一个竹刻展，邀请我当策展人。我想正好利用这样的机会向世人展示一下什么样的竹刻，才是真正的艺术品，才是倾注了竹人心血的旷世绝活。古人的作品，都在博物馆，或者藏家秘阁，借展不易。于是只有着眼于当代。征集来的三十多件作品中，有徐秉方、徐秉言兄弟的留青刻。两兄弟的父亲，是民国著名竹刻家徐素白先生。他们秉承家风，醉心于竹，几十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从少年到白头，一心要将留青竹刻的细腻和丰富，推到巅峰和极致。秉方的刀下，有山林之气，云烟雾霭，缥缈错综，疏密有致。秉言的花鸟静物，线条讲究，墨分五色，文气十足。而沪上安之的作品，则出奇制胜，境界高远。安之这个人，几乎已成竹精。他形容瘦削，骨似竹节，起居言谈，让你就像是看到了窗外一竿听风拂云的雅竹。他的生活，已经和竹子完全融合在一起。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窗外的那一竿竹，白天斜侧在那里，竹叶沙沙，倔强而秀雅。晚上呢，则会幻化成一名飘然雅士，或盘腿诵经，或焚香抚琴。因此他的作品，山坡独立，高人一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苏州张泰中的浅刻作品，让人们见识了刻刀在竹材上是如何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而浙江俞田的竹根圆雕，造型生动准确，不管村妇还是顽童，都可亲可感，仿佛可闻其乡野质朴的笑声。三十多件当代竹刻精品，与芸芸俗手拉开了距离，似乎能够无愧古人，还竹刻以清雅孤傲的尊严。

其实，说竹子野贱材料易得，也不尽然。竹子到处都有，确实不假，但真正能够用来制成文房艺术品的，却少之又少。竹人取竹，可是每年的大事。我曾随安之一起去浙江山中采竹。大雪初霁，山道崎岖，尘嚣甚远，竹林静穆。虽满眼修竹，却皆不可用。可用者总是众里寻它千百度。竹龄亦有长幼，甚至枝分雌雄。竹段的长短、圆扁、厚薄，竹节的平整倾斜，竹子生长的阴阳向背，都大有讲究。有时候，辛苦一天竟也一无所获。竹材取回之后，或晒或煮，经过特殊处理，往往要好几个年头后方能正式使用。而在曝晒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竹子都裂了，只能弃之不用。能够用的，都是经过了严峻考验的。安之手制的竹如意，形态优美典雅，是文玩中的逸品。许多玩家都求之而不得。但这么多年来，他总共只做过三五个。选一百多件这样的材料，最后能够成品的，不过一二。那可是真正的百里挑一。

爱石如米芾者，雅号“石痴”。而迷恋竹子的安之，则称自己为“竹虫”。他提出了一个“竹器”的概念，将竹制艺术品的内涵外延加深拓宽了。竹艺术品，不光是在竹子上刻字刻画，而是懂竹性，得其神，还其魂，将竹子的灵性和竹人的情感与思考融于一物一器。比如他制作的竹如意，是将竹子挺拔流畅、舒展清逸的精神表现了出来。而他亲制的裁纸竹刀、理茶水勺、茶则、香筒等雅器，则无一不是取之天然得之偶然的神品。有竹不俗，有竹真好！古往今来有如安之一般的“竹虫”给我们以如此赏心悦目之大雅竹器，真好真好！

□荆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