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其中一个排队买书的情节，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三十多年前。在这个信息爆炸、几乎 “书满为患”的时代，遥想那个常常一书难求的日子，不觉有些微沧桑之感。

而真正让人感到时移世易的是，不仅那个如饥似渴、发愤读书的年代似已恍然离我们远去，而且我们的读书风气也在悄然发生另一种不可忽视的变易。

就是说，尽管人们还在阅读，甚至比30年前读得更多、更快，但快餐式的、蜻蜓点水式的阅读，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风尚。认真而完整地读一本书，读一本完整 的书，如今甚至已是一种奢侈。BBS、微博、微信这些新的媒介，在给我们带来崭新阅读经验的同时，也把我们的时间和生命体验切割得零散而琐碎。而我们自 己，也不自觉地开始主动适应乃至沉湎于这样的零散与琐碎。

于是我想，这是需要我们提倡“读好一部书”的时候了！

提倡读“一部书”，而不是提倡所谓的“博览群书”，这看起来是与开卷有益精神相牾的。但连一本书也不能从头到尾全部读完，那样的“博”，又有何益？那至多是使人增加了自我炫耀的“资本”而已，哪里能达到通过读书慎思明辨、砥砺精神的作用呢？

清代学问家陈澧曾说过一番发人深省的话：“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这位东塾先生，直接把读书人“不肯读一部书”，与“能 使天下乱”联系起来，或许会有人以为是危言耸听。但，他以主张切切实实“读一部书”，来作为回应世风--特别是士风--败坏的方法，虽然难免有几分“书呆 子气”，却丝毫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所谓“读一部书”，无非是将一部书“自首至尾读之”，而不停留在“随意翻阅，随意驳难”而已。如此 平易的读书法，难道有什么错吗？难道不是对我们的“懒而躁”一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疗救吗？

其实，朱子也早就说过一系列差不多意思的话。比如，他说过：“读书不要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余。须看得一书彻，方再看一书”；又说，“读书不贵多，只贵熟”，“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等等。

朱熹和陈澧他们当然不可能预料到我们这个快餐文化的时代，但我们在今天这个尼采所谓的“工作时代”--也即一次想干掉无数本书的时代，重读他们的话，却 依然能感到那些朴素话语超越时空的穿透力。说到底，不但“泛观”与“熟读”这样的不同读书取向，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根本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心或 人性的不同类型，也仍旧可以从读书的取向中，得以窥见端倪。

很显然，我们提倡“读好一部书”，当然不是要简单放弃鲁迅先生所说的“随便翻翻” 的自由，我们当然不会。“泛观”自然也是一种读书的方式，它无疑也有利于精神的自如舒展。只是，无庸讳言的是，我们与朱子所说的“熟读”也暌违过久了些。 我们的“泛观”已经接近泛滥的地步，再这样下去，难免会使得我们的精神涣散，而无法真正集中到认认真真思考一个深入的问题上了。正因为此，我们必须重新从 “读好一部书”开始。

是的，从今日始，从一部书始。

而“读好一部书”，事实上至少建立在下面两个前提之上。首先，所谓“读好一部 书”，这里的“一”，意味着“整一”。意味着我们要把某部书看成一个有机整体，意味着我们并不被动接受现代世界所强加给我们的碎片和分裂的现实，而坚信并 努力接近世界的“一”与“完整”。只有这样，只有在生命意志和生活世界中，我们有这种信心乃至信仰，我们才能在知识论层面，把一部书，看成一个整体，而不 是把它看成一本“文摘”或“段子”合集，仅仅从书中挑选“对我们有用”的词语、段落、故事和观点。或像某些学者所为，用“己见”或已有的知识将一本完整的 书肢解，拼合为自己的“学问”。这就好比，不能看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急于总结孔子的“经济学”思想；看到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就说《红楼梦》里也 有“管理学”；也不能看到《道德的谱系》就马上试图从中寻找尼采的“伦理学”金句那样。

换言之，要把我们所读的某部书真正当成一部（！）完整的书来看，把我们自己首先置于该书作者所设定的语境和问题之中，跟随这部书自身的起承转合、谋篇布局，从中聆听并明白作者的意图。这也就是朱熹所说“只要虚心以求其义，不要执己见”的意思。

其次，“读好一部书”，如前文所说，意味着不刻意求多求全，而是戮力向某一个问题领域的纵深挖掘，以祈求达到“惟精惟一”的境界。用曾国藩所引述的比喻来说就是：“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当然，正像曾文正公在这里不是要我们“一条路走到黑”那样，我们提倡心不旁骛地“读好一部书”，也当然不是要让自己画地为牢。如果前面所说的“一”乃是 一本书的“整一”特性，那么，这里的“一”，事实上意味着专心致志，意味着集中注意力。而这不仅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注意力，也应该与生命状态的“精一”相 联系。

曾国藩下面这段家书，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问题。他是在讨论如何读一部书，但很明显，他的这段“读书法”，也与“正心诚意”的伟大古典精神传统密切相关：

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若经史之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 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读经读史读专 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书》）。

曾国藩固然是在经史子集的知识系统中讨论问题， 或有他的局限性；但是无论读经读史还是读集，在他那里，都明显是与义理无法分开的。引申说来，无论我们是读四书五经，还是读司马迁、韩愈、朱熹、王阳明， 或柏拉图、修昔底德，读书这个非常个人化的行为，其实并非小事，因为它是与世界的“一”，也即世界的道与理息息相关的。一部书，自身是一个整体，它也是对 道之“大一”的探究与表达。专心致志从一部书出发，才能开启从小一通向大一的可能。如果我们连一部书的整体都不愿或不能把握，如何还能期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克服时代精神的支离破碎？如何还能期望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了解并加入世界的整一？

读书，请从一部书始，请从今日始。

2014年8月再改于京西燕园

文/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