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周有光先生时，他已经99岁。他过虚百岁生日，小范围请朋友吃饭，请了我们夫妇。记得那天，我将自己刚出版的口述史《往事回声》恭送周老。文化人交流，送书，就是个名片。不久，周老请别人带一本书给我们，书中加一条子，请我们夫妇“来一叙”，称我为“小群大姐”。我一看周老的笔迹，心想，周老这是什么礼节？为什么称我为大姐呢？总之，称兄、姐，涵养着一种老派。

可是，周老的思想，可太不老派了。我们后来多次聊天，他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孕育不了现代文化的。又说：“我们不能从中国看世界，而应该从世界看中国。”“世界发展到今天的格局，世界历史应该重新研究。”他提醒我们今天看问题的视角和至高点，也蕴含着他长久以来著文、交流的思考。最近阅读他的百年口述，感触良多。他的漫长人生道路，无党无派，以专业服务社会，偏偏在公共事务方面，更引起我的兴趣。

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光华大学是怎么诞生的？周老亲历了这个过程：原来，“五卅惨案”发生后，圣约翰大学内，发生了一起“离校运动”。学生坚持挂国旗哀悼被日本人杀死的工人顾正红，学校当局自恃是教会学校加以阻挠，部分学生不想在此校读书了。该校的中国教授表示：“我们支持学生，如果学生离开学校，我们也离开学校。”迫使圣约翰大学停办。从圣约翰大学辞职的19位中国教师在教授头头孟宪承的带领下，决定重新办一个大学，取名光华大学。办学的钱一是来自上海一个大地主，他捐出了近百亩良田做校舍；二是来自募集，造了三座大楼，其中一座是菲律宾一个华侨捐的；三是在江苏和上海政府中管财政的一位旧知识分子，想办法搞来资金。开学后陆续请来的教授是国内一流的。有资料介绍：校长是张寿镛，文学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主任是潘光旦。胡适、徐志摩、吴梅、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钱锺书、杨宽等都曾在光华大学任教。周有光先是从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学生，后成为光华大学的教师。这是靠中国民间自己办起的一所私立大学。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

周有光年轻时，一度得了忧郁症。是他的老师帮助他治好的。如何帮助呢？请他参与民众教育。孟宪承来找他，说自己不做大学教授了，要去办一个普及教育的实验学校，这个学校办在无锡乡下。孟宪承办学，要找以前在圣约翰读书的两个人，一个是周有光，一个是学生物的同学。为什么要带一个搞生物学的呢？因为当时欧洲流行的教育思想，认为生物学中包括进化论，是每一个人需要有的知识，是基础知识。孟宪承觉得要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重要的就是群众教育，而最大的群众在农村。这种启蒙教育工作使周有光感觉到非常有意义。江苏教育学院培养的是教育农民的教师。后来孟宪承在杭州又办了一个民众教育学校。在孟宪承的带领之下，周有光知道了更多社会、历史、世界的情况。在不知不觉当中忧郁症治好了。

抗战开始，周有光就想，不是军人，怎么能参加抗战？他们夫妇向四川转移时，遇到救国会一老朋友。他告诉周有光，在长沙认识一个报馆，叫做《力报》，这个报纸需要人写文章，是每天一篇社论，对怎样抗战有一种指导性。写这样的文章跟抗日战争比较接近，是一种在前线做的工作。周有光立即答应，他把家人送上去重庆的船，自己就去了长沙。

《力报》在当时的长沙是比较重要的报。周有光收集其他报纸及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以社论形式发表意见。每天写一两千字的文章。“这种文章的主要目标就是唤起同胞共同抗战，要说清楚，非抗战不可。这个抗战是艰苦的、长期的，但是有希望的。我的确自己也是这么想。”

周有光到了重庆，去了农本局。他说，跟日本人打仗要有经济的后方。这个经济的后方要保证两件大事情：第一，有粮食吃，要依靠四川的粮食来支持西南，支持整个抗日战争的军队和人民的吃饭问题；第二，要保证穿衣，要有棉花，要纺纱织布。从这两项需求看，四川条件特别好。但是当时的四川种粮食和棉花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帮助农民的机构。所以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一个金融机构来支持粮食和棉花生产及运输，这三件大事情，是后方的经济工作最最重要的事情。

农本局是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设计的合作银行的办法，叫做合作金库，实际是一种银行。这个机构根据当地农业的需要把钱借给农民，买种子买肥料以及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资金。同时农本局聘任了农业技术专家指导他们。农本局副局长蔡承新介绍周有光当农本局四川专员办事处的副主任，管四川几十个合作金库的工作。周有光决定到农本局，他觉得农本局是国家机构，它后面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对抗日战争做重要的后勤工作。

此前，我们了解较多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如何走向宣传抗战的最前沿，不清楚经济学及其它方面的知识分子如何离抗战最近，如何以高度的爱国激情辛勤工作在战争背后的经济战线。周有光做的工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离抗战越近越好。让我看到一个文弱的知识分子内心的坚强。他说：“农本局在各地办事处的人、在重要位子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毕业生。”

周有光先生生于1906年，现已近109岁。他勤奋一生，思考一生；前半生是经济学家、教授、银行高级管理者；后半生是语言文字学家、文化史专家，有这样经历的人并不多。读他的文字学著作，是把我们带进世界文明史中遨游；读《周有光百年口述》，则让我们知道他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怎么形成的，又何以有当今的世界眼光。

文/邢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