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玉
朋友中有个会看手相的。都说他看得很准。多年前曾让他“男左女右”地看了一番,听他说了一大篇过去和未来。因为向来对这类奇术半信半疑,所以大多忘了,只有一句总结性的:“你一路有贵人相助”,跟几十年的生涯甚相吻合,也就始终记得了。
小学里的老师,是我记忆中最早的贵人。她姓张,在我就读的一所私立小学里教语文,做了我整六年小学的班主任。五岁时我过早被入学,糊里糊涂,一个学期后除“个人清洁卫生”之外,没一门及格,张班主任让我“试读”下去,同时给了我一句评定语:“该生年幼,头脑不清”。这张报告单,至今我还珍藏着。据我妈说,从那以后,张老师就给了我格外的关照。关照的具体内容,“头脑不清”的我无以记得,只知道连续三年,张老师都在下课后留我下来,在她的办公室里做作业,然后再送我过马路回家。那软软的手掌捏住了我,总是要到我家弄堂口才松开。家门口那条路车水马龙,常有撞伤了轧坏了的事发生,真是拜张老师那温暖而柔软的手掌才得以平安。到了我四年级时,经了她的辅导,由她陪着,去参加区里的作文和演讲比赛,居然得了第一名,并因此而成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小通讯员。现在想起来,我这辈子终以站讲堂和趴书案为业,那根子,其实还正是张老师于我幼小时便种下了的。
小时就读的那所学校,小而差,在一个剃头店的楼上,教室破旧阴暗,每个年级就一个班,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被区里并归撤销了。张老师不在名校,也算不上名师,但对我来说,她是我终生难忘的贵人。“贵人”之贵,不在其地位、名声、权势、财力,而在于其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黑龙江工作,与丈夫两地分居。1968年初秋,怀孕四个多月的我突然发作了阑尾炎。弯腰捂肚捱到医院,接诊医生说是你那根阑尾有穿孔危险,按常规应立即开刀。可是临上手术台,当值的外科医生却改了主意。那是个很年轻的医生,后来知道他姓胡,刚从医学院毕业,还在实习期,却如一位慈祥的长者一样征求我的意见道:腹部手术,有可能危及胎儿,你是第一胎,能保还是尽量保一保吧,如果你同意,我看不妨先以保守疗法治之,用抗菌素,观察一天,如不见效,再开刀也不迟。独居异乡无人可商量的我,立即听从。因了他的仁者之心,我的炎症消除,我的儿子保住。这儿子,就是如今总在上海电视台的“新老娘舅”栏目里参与为人排忧解难的“老娘舅”之一黄飞珏。黄飞珏未出娘胎就遇见了他的“贵人”。
贵人相助,常在一道大坎一堵高墙横亘于前,单凭自身之力难以逾越之时。坎深,过不去或许就跌了下去;墙危,上不了倒还是小事,就怕在断垣乱石倾倒之际被压入了废墟。听过好几位经过风雨历过厄运的长者说往事,让他们切齿痛恨始终不能释怀的,总是那些卑劣之徒的落井下石,而让他们感恩终生的,则是患难之际予以援手的相助贵人。我的一位朋友说,五七年时他被冤枉,发配到农村去劳动。他有哮喘病,天寒地冻之际被安排去挖沟担粪,几次濒死,全仗一位当地的农民大嫂,看着他可怜,总让他走过门前时进屋里歇歇,喝口热水,缓过那口气来。那朋友后来平反,事业有成。担粪时幸遇的那位乡下大嫂,不正是他的贵人吗?
我至今还记得助我解决了分居之苦、得以全家团聚的那个贵人。七十年代上半叶了,“文革”还没结束,我因远在他乡而日渐陷入了困境:家里老人已卧床不起,而我两孩子却还幼小。儿子想必是因为在娘胎中为了那根发炎的阑尾而受多了抗菌素,从小体弱多病,只能我带着,在外地住宿舍;丈夫则一星期上着二十多节的课还兼管着老人和一个小女儿。我们在精力上和经济上都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我开始谋求调回上海。那时候的许多事,如今的年轻人不了解,调动个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最有成功把握的是“对调”,即找到一个愿与你“换岗”的人,而我,经了千辛万苦,还真的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我急忙向领导提出申请。所在学校同意了。而上级人事部门却卡住了。听说的理由是,有人说,这个上海女子,追求享受,一心想调回大城市,不可迁就姑息;后来知道的实际情况是,我那个“对调”的名额,被某位权贵看上了,意欲偷梁换柱赐予他人。一个穷教员,只能走上了死皮赖脸苦苦哀求的历程:只要一有空,我就去那个卡住了我的上级领导部门,去找一位分管人事的“领导”同志。我知道他职位虽然不高,只是一名干事,但是,他的抽屉里,不但存放着我的申请表格,还有一枚沉甸甸的公章,只要那章盖上了那表,我的万里长征,就算是实实在在地迈出了第一步了。
去了N次。他对付我的方法是,不理我。我说我的,他做他的事。他还进进出出办公室显得他挺忙。他姓熊,长着一张苍白的瘦削的脸,没表情,很威严。我申请的理由和哀求的内容早已在申请表格中写了,在最初的几次上访中唠叨过了,以至于到了后来,非但他不要听,我自己都很泄气地说不出口了。每次走进他二楼的办公室,他都视我为无物,常常是眼皮也不抬一下,该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由我坐在角落的椅上直到无趣无望地离开。可是有一天,他走出那办公室不一会儿,猛地推开了门又返了回来。他的身后,牵着我的儿子。儿子在抽泣着,扑到我的怀里。儿子说,妈妈你怎么这么久了还不下来,我要尿尿,是叔叔带我去的。而他,这位威严的干事同志,则站到我的面前,厉声问:这么小的孩子,你为什么让他一个人,站在这院子里面?我说我不能带进您办公室啊,带进来您会误解我的啊。他更生气地问道,你每次来,都这样让他一个人在楼下?我说是,我说我儿子很乖的。他回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又问,为什么不送幼儿园,拖来拖去干什么?我答道,他有病,幼儿园是不让进的,我申请表上都写上了啊。我看到他迟疑地拉开了抽屉。我看到他抽出了一张表格。我看到他取出了公章。我看到他往我的表格上盖下了那红色的印记。我摆脱困境的日子,就从那一天开始了……
我与这位助我逾越高墙的熊干事后来又见过一面。那时我已拿到了接受单位的调令,去他那里办理离职手续。在他那人员众多的办公室里,他依然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等他又取出抽屉里的公章往我的调令上按下时,他突然拉着长脸,并不看我,甩过一句话来:“有人说我跟你认得,你说说,我跟你认得不认得?”我猝不及防,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过后方才明白,这位完全是出于同情心而违抗了权贵指令的干事同志,因为他的善举,一定是承受了极大的误解、压力、甚至诬陷。
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历程中行走,有幸得贵人之助,于逆境中可克艰解难、逢凶化吉,在奋发图强时则可借力加速,登山攀峰,进入一片更为灿烂的境地。上世纪末,我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写一部后来题名为《凡尘·赛金花》的长篇小说。因为需要切实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生活细节、包括服饰起居民风民俗等诸多知识,我除了攻读典籍之外,还非常偷懒地总向一位从事古典文学教学的张先生求教,得到了他无私的帮助。小说出版时,他还为我写了序。张先生现已故世,前不久我整理书案,找出了他当年给我答疑的信件,数了一数,竟有14封之多。他是活在以我署名却有着他的心血的这部小说中的贵人。
那位看手相的朋友说得没错,我一路有贵人相助,是个幸运儿。不过仔细想想,人于一生,不都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吗,其中,也总会有许多不求你回报却对你不吝相助的人。每个人记忆的碑石上,应该刻下的,不正是这样的一些贵人和他们所做的善事吗?
201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