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泱

在轮椅和病榻上，与病魔抗争了四年多，陈梦熊先生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段时间来，不见报章有片言只语。我想，世俗一点的说法是，他的名头不够大。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生前就无所求，何况去世。但我总觉得犹如冬天的降临，稍感寒凉。可以称梦熊为藏书家、鲁迅研究专家、现代文学史家等。但我以为，他终日耐得寂寞，在故纸堆中苦读，是“板凳要坐一世冷”的史料考证家，这个“家”，是我杜撰的，其实是如同昔年的阿英、魏绍昌那样，默默做着钩沉考释之类的活计。

早时，知道陈梦熊先生藏书甚多，我需要查一些资料，不去“百度”一下，也不去图书馆办繁琐的手续，偏喜欢到梦熊家查阅。常去常来，就自然会生出不少感慨，梦熊是我见到为数不多的真正爱书之人。我粗略估算，他的藏书在万册上下。这些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每本书均用牛皮纸包装，像小学生包教科书那样，包得整齐、严实、干净，还在包装的书皮及书脊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书名及作者；二是每册书的扉页下端，都钤上一枚“熊融藏书”（笔名）的藏书印。近二三十年中，他搬了六七次家，可珍藏的书籍、友朋的信札都完好保存了下来。这甚为不易。翻阅着这些新若未触、保护完好的旧籍，不能不令人陡生敬意，心中叹道：每本书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哪！

梦熊193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家住城西狭窄弄堂里的旧工房，也就读于弄堂内的小学。由于学校大多是贫寒子弟，老师通情达理，为了减轻家长负担，开学之初，就写出课本名称，编者及出版书局等，学生可以自己去旧书摊廉价淘得，不必购买新书。这样，他就在下午放学后，与几位家境困难的同学，结伴去附近的旧书摊找课本。所幸校门对面就是旧书摊集中的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交汇处。在旧书摊上寻寻觅觅，他与同学们很快就淘到了所需的旧课本，皆大欢喜。

由此，在课堂之外，梦熊又多了一个去处，那就是淘旧书，这是由淘课本引发出来的淘书兴趣。每天放学以后，甚至中午课间，他就与同学三三两两去旧书摊闲逛，尤其是五颜六色的文艺杂志，更吸引他，只要想看，就可以随便翻阅，如不损坏杂志，摊主是不会责怪的。有时见到内容喜欢、价钱低廉的杂志，也会买几本回家慢慢看。这由淘书而衍生出的阅读兴趣，就一直伴随着他一生。

一年后，梦熊转学到静安寺附近的一所中学，这里又是旧书摊成堆的地方，让他犹如“老鼠掉进大米缸”，从文学杂志到新文艺书籍，淘书的范围更大了。记得，一次他淘得开明版的巴金小说《家》，欣喜不已，晚上躺在灯光暗淡的二层阁楼上，通宵读完了这部书。第二天在学校里，还与同学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书中的人物故事。之后，他对文艺的爱好由阅读而开始试笔写作。他后来回忆说：“巴金是我走上文艺领域的领路人。”他还与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利用寒暑假，到颇有名气的四马路（今福州路）、城隍庙一带淘旧书，那里不但摊位多，品种杂，旧书的档次也更高一些。由此，开阔了他的知识视野。

在淘旧书的过程中，梦熊还遇到不少人物呢！抗战胜利后，地下党翁逸之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就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开了一家旧书店，以书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当年梦熊也去这家书店淘过旧书，却不知翁的真实身份。后来有人告诉他，翁是画家，又会写作与编辑，与另一地下党沈子復等还编辑出版《月刊》杂志，解放后一直在美术出版社任编辑。可惜陈梦熊与他没能联系上。

还有一位许和先生，也是由书结缘。梦熊在1948年的某期《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此人需补配这一杂志的缺期，正巧手头有几册复本，就转赠许先生。这样，他和许和相识了。许先生是美孚洋行的高级职员，却是新文学的“发烧友”，两人相见恨晚，成了忘年交。许先生住在南市一幢老式洋房内，家有妻儿，儿子比陈梦熊略小些。他常邀梦熊去他家玩，这让梦熊大开眼界。许先生家里书柜、写字台上，满是新文学书刊，不少属珍稀版本，还有成套的《逸经》《宇宙风》等杂志。谈起文坛，许先生滔滔不绝，对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如数家珍，十分熟悉，似乎他不在洋行工作，倒像一位文学家。他与梦熊有时一起去淘旧书，有时抄几本书名，就托梦熊帮他去找找。两人曾有开办一家旧书店的打算，终因找不到合适门面而作罢。

对旧书的嗜好，一直延绵不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梦熊仍是旧书店常客，每见旧书店，必进无疑。一次，他去看望亲戚，见弄堂口有一家旧书店，就进去转转，配到久觅不得的《民国人物传》第五集，大喜过望。遂与店中一位长者闲聊，得知他是上海旧书店的退休职工，因女儿残疾，申请开办了一家旧书店，让女儿能自食其力，做父亲的给予业务指导。谈兴正浓时，长者说起，“文革”前曾借用过陈梦熊的一本书，至今还存放家中，说完取来递给梦熊，果然上面有陈梦熊一位同学的签名。由于在旧书店浸淫甚多，梦熊熟悉不少摊主，时过境迁，偶然碰到，便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除了去旧书店，梦熊还常常去图书馆查阅各种文艺书刊。抗战胜利后，他常去设在四马路上、与工部局交响乐团相邻的上海市立图书馆。以后图书馆迁到逸园，复迁南京西路人民公园旁，又迁到现在的淮海中路，陈梦熊就一直紧随不舍，是“铁杆”的读者。在那里他有幸结识了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版本学专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建造了新中国第一家人物博物馆鲁迅纪念馆，梦熊就从研究鲁迅着手，进而入手现代文学的考证与研究。六十年代初，他在研究中有疑问，就写信向周作人先生请教，周作人先后函复有十一次之多。不少关于鲁迅和周作人生平及著作上的悬念，经当事人周作人的点拨，他豁然开朗。半个多世纪来，梦熊埋头耕耘，不问收获。直到2004年，终于“双喜临门”，出版了两本专著，即《﹤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和《文幕与文墓》。他参与《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八卷）、《上海抗战文学丛书》（39种）、《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下）等大型丛书的编辑工作。他的《鲁迅杂文四篇发现时的考证》《鲁迅残简三则》等一系列鲁迅佚文佚诗的考据文章，在学界颇有影响。黄源先生评价说：“这些年来，陈梦熊同志就在业余时间，从事这艰难的工作。经他发现和考证的佚文，有十篇，证实确切可靠，大都收入十六卷新版的《鲁迅全集》中”。梦熊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些考释成果，大都得益于他千辛万苦淘来的丰富藏书，以及到各图书馆的寻觅摘抄。

多年前他患了髋骨症，动了手术后，就离不开轮椅了，从此与旧书店、与图书馆渐行渐远。后又两度突发脑梗，不得不中断学术研究与写作。然而，作为一个学人，他仍每天阅读不辍，了解文坛信息，着实让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