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周庄的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但是，中国也需要李庄的青灯黄卷苦读，热血挚情坚忍。

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有两个院所是当初从大陆原班人马和全套图书文献搬来的，那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和数学所。去年赴台任东吴大学客座教授，在史语所，我总是会想到抗战时期重庆郊外的李庄--当时的李庄是国家各大研究院所的内迁之地，名家云集，文人辐辏，其中就包括史语所。

对着史语所文献中留存的当年在重庆时的资料图片，我们可能深深地困惑：那么多的图书、图纸、卡片、甲骨，还有那么多的人头骨和腿骨的标本，在那样的炮火连天之中，这批学人拖家带口、辗转流离数千公里，火车、汽车、轮渡、竹筏、轿子、滑竿、徒步--或者明白地说就是一种流亡吧--丢掉了西装革履，损失了金银细软，甚至失去了年迈的亲人、虚弱的幼儿……但他们竟然燕子衔泥般长途押运着这么多的宝贝文献到了大后方。更让人感叹的是，他们竟然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利用这些资料开展了那么多研究工作，这是多么让人震撼的一个奇迹！

这是一批读书的种子，也是一批惜书如金的人，或者说是书籍和学术支撑了他们落难的生命。这里有一些关于“书”的细节值得交代。设在李庄镇板栗坳的史语所图书馆是战时中国最完备的文科图书馆。史语所在北平期间对于图书借阅就有严格的管理规定，例如只有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方可进入图书室，在图书室绝对不能会客，将图书放错位置者须公函劝告之，借阅书籍被卷角、圈画、污损等更要致函警告等。这些近乎严苛的规定被带到了昆明，又被带到了李庄，因为千辛万苦运来的文献更需要大家的惜重。1942年12月24日，中国营造学社收到史语所专信警告：“贵所还回敝所一批书籍中一册被鼠啮甚剧，恳念藏书不易，转请贵同人惠予爱护。”1943年10月9日，史语所图书馆致函技佐张洪夔：“关于兄所遗徐文长故事一册，傅所长决定请兄照原书定价之百倍赔偿，此法前未作函通知，良用歉仄，如兄日后找到此书寄下，此款仍当奉还。”

我们为什么会一次次叩访李庄？仅仅是为了那片山清水秀吗？2014年10月，我怀着“朝圣”的心情一路飞机、火车、大巴、出租车跋山涉水来到李庄，身临其境才设身处地明白当初那一批文人生活的环境是多么恶劣，怪不得那些大学问家们曾经摩登的妻子都要跑到街头去卖掉自己的衣物和孩子的玩具。这个千百年来长江边上的古老小镇，这个文化和历史遗迹沉淀的边远之地，交通阻塞，物资匮乏，雾霭重重。在李庄街头，踏访同济大学当年租赁的旧址，走访那些学者当年的老街坊，走进一家餐馆点一份这里的名菜“白肉”，站在江边想象一下当初这批人提着柳条箱踏上小小码头的情景，真是心酸！更何况，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营造学社其实还在李庄远远的田地里，史语所更是在离李庄十多里的板栗坳山沟里。我借了旅馆老板一辆摩托车，沿着蜿蜒的小路骑行几十分钟才找到它--山路高低起伏，坡陡崖险，当年恐怕连这崎岖的石子路也没有，不可想象当初瘫痪在床、失去数根肋骨的梁思永是怎么躺在简易担架上由哥哥和同事抬到了江边码头？

1941年，辞去了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傅斯年由重庆赶赴李庄，当他发现梁家兄弟身陷危难，便于4月18日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请他将此事“上闻于介公”：“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蒋介石从自己的特殊经费中拨出两万元相赠。在这件事上，傅斯年的热血热肠固然可敬，但蒋某人的所作所为也当可感，梁启超当年可是痛骂过国民党的！当林徽因得知消息，在感激朋友热血热肠的同时，其回信更彰显了那代知识者的风骨、良知、尊严以及敢于共担时艰的品质：“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是啊，比起那些为国牺牲的将士，在大后方即便苦难也已经是天堂了；况且，李济的两个女儿都已养到十几岁，一个死于昆明，一个损于李庄，哪一家又没有难处呢？就是梁家自己的亲人，林徽因的三弟，那个北平西总布胡同老宅家人呼为“三爷”的林恒，不也已经殉难于战场？

反过来说，这个傅斯年找到的“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这些民国时代最可宝贵的一群精英人士的到来，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变得举足轻重了--难道它千年的沉默、万年的期待就是为了给这一群落魄之人提供最后的庇护？据说，当年的海外邮件，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就能够寄达，它的国际辐射力该有多大啊！这个古老的小镇折射着中国文化、涵养着民族精神，至今漫步在古风犹存的李庄，它长长短短的街巷、粉墙黛瓦的建筑还似乎在诉说着抗战的猎猎风云，我们一驻足，那些人物似乎就会从其曲折的小巷、低矮的屋檐间走过来，他们的憔悴容颜和那憔悴下的坚韧达观就会再现，让生活在消费主义时尚下的我们有点汗颜呢？所以，李庄人言语话头从不掩饰内心里那份荣耀感。

我们为什么会一次次重叙李庄？有一本书，叫《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它以纪实的手法，描述了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等文化精英与同济大学师生在艰难困苦中，不甘屈服、立志为学的精神风骨；有一本书，叫《发现李庄》，它以翔实的资料、大量珍贵的图片，全面介绍了“李庄”在抗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景观；有一本书，叫《天下第一庄--李庄诗词集》，它以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及诗词等史料向世人再现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单位在李庄那段鲜活的历史；有一本书，叫《南渡北归》，它的笔墨纵横一个世纪，对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尤其对抗战时期那一批民国知识分子“分流”后的命运予以深切关照，读来欷歔浩叹……

不知是谁说的一句话--中国需要周庄的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但是，中国也需要李庄的青灯黄卷苦读，热血挚情坚忍。是啊，李庄，那是抗战时期昆明西南联大外的另一个学术之城，李庄的书桌是中国文人抗战的鲜明象征。我们忘不了李庄，忘不了那些高贵不屈的灵魂。我们怀念它，绝不是对那种苦难的浪漫怀旧，是怀念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是怀念那片土地上那些不屈的文化精魂，是感动于大难岁月他们依然健在的尊严和自信。他们中有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吴定良、凌纯声、劳榦、周均时、丁文渊、李霖灿、罗尔纲、高去寻、石璋如、林徽因、梁思永……在中华民族最为艰难的岁月，她的一批优秀儿女在湖南的长沙和衡山、在云南的蒙自和昆明、在四川荒江僻野的李庄却迎来了自己智慧喷发的人生，他们似乎以这种绚烂的绽放来告慰满目疮痍的祖国。那些后来又播迁去台的学者，与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吴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的创办都关系密切，他们支撑了台湾地区中国文化的大半江山。之后一些在海内外有巨大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如考古学家张光直和宋文薰、社会学家许倬云、语言学家梅祖麟、人类学家李亦园、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镛、“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李庄”一代学者的传薪人。

王船山先生曾以“衣冠之亡”指代“文明的消亡”，他说：“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读此言，我们更应该感恩李庄、感恩“西南联大”、感恩“史语所”，这些学富五车、蛰居边野的落难者让我们的“衣冠文物”得以幸存，更将一份读书人在艰难年代的自信尊严和责任担当流播广布……

文/黄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