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

2007年出版的《北大史学》第12辑登载了余大钧和何芳川两位先生的著述系年。一起做编辑的郭润涛和我商议后决定，以后历史学系任何一位教师，不论声望大小，故去之后都要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他或者她的学术成果目录，以志纪念。不过君子之善，君子之德，又岂止在文章。古代文人的理想，是不论穷困还是通达，都希望本着仁义做人。文人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无论是他们的文章还是他们的精神，都能够流传下去，所谓“一世之短，万世之长”。古话说文人“独留文章，照耀后世”，其实留下来为后人怀念和长久记忆的不仅是他们的著述，还有他们的品德和人格魅力，对家人、同事和朋友还有他们音容笑貌和无数的细节。

浦江教授于今年1月6日去世了。他是79级北大历史学系本科，我是77级的，一起在38楼宿舍住过。我看到他毕业后在中央党校工作时伏案读书的照片，样子好像还是一个在图书馆自习的学生。我们这些懵懂同时好学的青年，都是在历史学系的四年训练之后，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他与邓广铭先生的师生情谊，最近常常被提到。这让我想起在静园二院遇见邓先生打招呼的时候，他老是笑眯眯的眼神。浦江折服在先生的魅力之下是多么自然的事情！我和浦江再度相见和开始有比较多的交往，是在1998年我回到历史学系工作之后，他在1988年就从中央党校调回系里。我记不清我们是如何见面的，但是记得世界史专业许多学生向我赞扬他在上古代史课程时候犀利到位的言论和追求学术纯粹的风格。

历史学系多数同事的风格是含蓄寡言。我和他虽然都算得上行文细密，却是话很多的人，所以在系里撞见时，互相的调侃和揶揄是经常有的，互相都告诫对方要“管住嘴巴”。当然下次见面还是老样子。因为静园二院靠近勺园，离学生食堂也不远，所以一旦在二院门口撞见，如果他是准备去吃饭，会问我是否可以请客，或者我会这么问他。如果我请他到康博思吃饺子，他会说，“哇，这次给你省钱了。”如果是在稍贵一点的勺园七号楼餐厅，他有时会争着买单，一般是说，“下次到贵的地方你再请。”他对系里的同事很关心，譬如他知道哪几个老师有体育锻炼习惯，知道我跑步，总是鼓励和表扬说，“小瑜是天天跑步的，有好习惯。”我向他抱怨，在燕北园小路上有很多人吐痰，跑步很不愉快，而到学校操场又很麻烦。浦江于是透露给我他在家使用跑步机的秘密，并告诉我买什么价格的机器才好用，并把他买的机器品牌告诉我。这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跑步机的由来。我把这个建议告诉自己几个已经毕业工作、经常觉得锻炼没有时间的学生，他们也都买了，并经常使用。

2006年起，浦江和我担任过几年历史学系副主任，他负责教学工作。之后在世界史专业有过两次大的教学改革。其一是多年制世界通史课程被取消了，代之以欧洲史、亚洲史、古代东方史和古希腊罗马史等多门专业课，增加了多门专业外语的课程。浦江协助我们重新设计课程，安排和引进任课老师。每当遇到困难，他都会焦急地来协调。我曾经与元培学院和外语学院老师一起建议在北大设立外国语言和外国历史专业，目前这已经是在教育部备案的跨学科专业。每当我们需要提交计划或者修改方案的时候，浦江总是来指导和帮忙，编写教学计划，生怕耽误了申报和工作，当然同时也会调侃和催促我几句。这两项世界史专业的重要工作，背后有浦江很大的付出和勤劳，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和记住。

大家都知道浦江勤勉于学，有多部精深专著和百篇学术专论发表。写作、培养学生和教学管理是他喜欢做的事情；他对夫人和孩子也无微不至地关心，事无巨细都亲自操心办理。他很辛苦，但是也很快乐，因为他从来都是出于爱心才勤勉和欢快地做这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他为人刚直，有原则和立场，说话不客气。他会批评学生，顶撞领导，会和意见不同的同事争辩，内心却温柔细腻，希望把事情做好做妥当。他这位辽金宋史的专家，不正是苏东坡所推崇的那种，因为刚毅而懂得贯彻仁道的君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