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香还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年轻时为大学博士论文写就的《江村经济》，就曾被推举为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到了晚年，1990年12月，已经八十高龄的他，在一次“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演讲中，就文化之世界性、多样性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勤奋与智慧似乎始终陪伴着他，这实在是很值得敬佩的。

费孝通的名字，是好几十年以前就听到过了的。关于这，不能不提到我年轻时那一位写诗的朋友。当时，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所居住的江南大城，旋即陷入敌手。一时之间，生活的艰辛是前所未有的。失学失业，备受煎熬。平日唯一的去处，就是冷街僻巷深处，设在破旧祠堂一角的阅报处。我们这几个十四五岁的小青年，命运相同，很快走到了一块，并且熟悉起来了。其中个子瘦长，脸色苍白异常，平日和他母亲相依为命的，就是那位写诗的朋友。吴江人，喜欢谈说他的乡贤，对“南社”一辈人，金鹤望、陈去病、柳亚子，侃侃而谈。也提到了他们松陵镇上的才子费璞安和他的儿子费孝通，尤其是费孝通，上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一个小男生在这座古城的振华女校读书的事。男学生进了女学校读书，当然是闻所未闻的新闻。加上说的人有声有色，大概临场还添加了一些情节，作了一些通常难免的发挥。一时，竟把大家逗乐了。费孝通的名字，也就这样被记住了。

过了几年，抗战胜利，我才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半月刊读到了费孝通撰写的抨击国是的文章。激昂慷慨，鞭辟入里。同时，“观察社”又出版了他的新书《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两本书。显然，他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一心一意关注于国计民生的一位边著作边力行的实践者。他的著作是和他的实践紧密相通的。到了五十年代，他在《人民日报》刊出的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面对现实从大局出发，自然也是他顺理成章的事。一时被批得“臭名昭著”，并被戴上了“大右派”的帽子。不过是在“引蛇出洞”的“阴谋”、“阳谋”之下，黑白颠倒，一时掩盖了这篇文章原有的光彩罢了。

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演出了一系列血腥而灭绝人性的残酷斗争之后，中国人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七十年代后期，为了写作一部书稿，有一个时期，我常常在徐家汇藏书楼阅书。在浩如烟海的书库中，查到了创刊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先后由孙毓修、杨润田、殷佩斯担任主编的《少年杂志》。清末民初，这确是一个西风东渐、意味深长的重要时期，也正是为不久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修桥铺路的一个时期。《少年杂志》这样的刊物，顺乎潮流，既为当时广大饥渴的小读者及时提供了精神食粮，也为未来培育了大量人才。这些耕耘者的功绩，是无法估量的。从这本薄薄的刊物上，仅从它有限的部分刊物，我就发现了早年丰子恺（当时用名丰仁）、赵景深、楼适夷、顾均正等人的作品。同时，在殷佩斯接编后的《少年杂志》，又发现了费孝通这位未来著名学者写的《一根红缎带》等两篇作品。一时兴起，就在1980年元月3日写信给费孝通，想了解他在《少年杂志》写作的一些情况。没想到仅几天时间，就收到了一封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信笺写的回信。他如遇故知，倾心而谈，字里行间不时洋溢出一种愉悦的感情。兹抄录全信如下：

香还先生:

接到二月三日来信，提到我早年给“少年”投稿的事，甚感。

我确曾在“少年杂志”上发表过不少习作。但是我所说的那本“少年”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编辑是殷佩斯先生。我没有见过他，但问过叶圣陶老先生，他说他认得这位编辑先生的，但不知道后来怎样了，可能已归道山。我常记念他和感激他。带领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就是这位先生。

已记不清是那（哪）年的事，我有一位姑夫去上海，给我订了一份《少年杂志》。我每期都从头看到底。接着就开始投稿。有一年的新春，收到这年第一期的“少年”，看到少年文艺的一栏里，突然发现我有一篇寄去的稿子，《秀才先生的恶作剧》，被采用了。我那时的喜悦，到今天还能记得。我仿佛记得这一期的封面上是画着几头肥猪。所以应该是亥年。可能是1923年，初中二年。

从那时起我就来劲了，时常向“少年”投稿，逐步从这杂志的末后，升到了前面，直到第一篇，那篇的题目是《童心》。可是我想不起有你所提到的那两篇。我当时用的是笔名，“费北”，因为我不愿意同学们知道我这些事，为什么原因，我已不大清楚，是我自己的“童心”吧。

前年北京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来约稿，我曾把这段我个人的历史讲过给他们听。还开玩笑说，我第一篇发来的作品就有点不祥之兆，这一辈子惹下多少是非，不知道谁给谁搞成的“恶作剧”。我也表示了一个愿望，今后如果有退休的机会，还能写作，应当再找本“少年”杂志来作我最后一片笔耕的园地。

此致

敬礼

费孝通 二月七日

信一开始就提到了《少年杂志》的第三任主编殷佩斯。经过了漫长岁月，他仍然忘不掉有生第一次发表他文字的编辑和那本刊物。他有一种感恩戴德的感情，辗转打听主编殷佩斯的消息，实令人感动。遗憾的是有关殷佩斯的资料似并不多。人海茫茫，不少人事都在天灾人祸中湮没了。就我所知，殷佩斯先生生前除主编《少年杂志》，用“倍思”的笔名，发表过一些诗歌、故事、童话外，另编有《中国短篇故事选》《英国童话》《巴西童话》，并翻译有来斯著《算学的性质》，萨力凡的《宇宙的物理本性》等作品。看来是一位颇为勤奋的编辑。一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似尚在人世。其他，确实很难找到了。连这一点信息，当时也不知为了什么，未能及时告诉费老，让他聊胜于无，得到一点慰安。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费孝通是个至情至性的人，他对他人的这种感情是经得起天长地久的考验的，是作为“人”的品格的一种体现。在这里也不禁想起他和他的老师，同是著名社会学家的潘光旦的一段往事。在同遭五十年代“灭顶之灾”后的艰难岁月，他面对缠绵病榻的潘光旦，相伴有一年之久。在潘光旦病危咽气之前，他不顾一切，将潘紧抱怀中。这种场面，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是难能忘却的。事后，费孝通又咏诗记之：

日夕傍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这首短短十六字的小诗，几乎把当年人世的寒冷、绝望……全写出来了。

在这一封不到千字的信中，费孝通除了怀念殷佩斯，还提到了那一位在上海为他订阅《少年杂志》的姑夫，以及过去生活中的种种，对一些重大事件，他当然无法忘记。回忆有时又是苦涩的。在这里，他灵机一动，借用他旧作题名中的“恶作剧”三字，幽了一默，想说而没有说的千言万语，也尽在其中了。正如他在1983年《江村偶读》中写的一首诗：

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

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

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

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

这就是费孝通。这就是费孝通的诗。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的旷达，他的勤奋，他的虚怀若谷，几乎都在这里了。

写到这里，也不免想起四十年代向大家笑说费孝通的那位写诗的朋友。岁月悠悠，真叫人怀念。四十年代后期，他由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封锁线，去了皖西大别山根据地。参加渡江之战后，在中南地区工作。五十年代和费孝通遇同样命运，之后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劳役中。“文革”初，含冤死去，终年仅四十多岁。这一些，当然，费孝通是没法知道的了。

乙未年清明前，写于上海亿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