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

提起青主这个人，可能学音乐的人更熟悉，因为他以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谱曲的《大江东去》（1920年），北宋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谱曲的《我住长江头》（1930年）都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著名的艺术歌曲。而《大江东去》更是开创中国艺术歌曲之先河，至今仍是很多音乐会的保留曲目。以前我对他一无所知。因为我是学文学的，而青主似乎并未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青主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的确也不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贡献。我关注他首先是因为他与我现在执教的同济的缘分，其次就是他的传奇人生。我是在了解曾任教于同济的戏剧家和“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陈铨的经历时发现他的。陈铨1946年任教于同济文学院德文系，1952年后因院系调整，移砚南大德文系。而青主亦于1946年至同济德文系教书，与陈铨共事。1948年他曾暂离同济，1949年夏重返同济后即随德文系并入复旦，1952年又随复旦德语组转入南大，直至1957年退休，几乎与陈铨相始终。这也是我在查阅陈铨的相关资料时注意到青主的原因，正因为此，我才对他的跌宕起伏的命运有所了解。即使处于20世纪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像青主所走过的人生道路那么曲折和富有戏剧性的，相信也并不多见。

青主原名廖尚果，1893年生于广东惠州。17岁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学习军事。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率领同盟会的起义队伍攻入潮州府，他虽身中敌弹却侥幸未死，得以用手枪亲手击毙清廷知府而立下大功。次年民国创立，他作为革命功臣被广东省政府送至德国学习军事，但却因受公使馆内北洋系官员所阻而改入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后于1920年获博士学位。留德期间，他因热爱音乐，开始学习小提琴钢琴等西洋乐器，并与深通音乐的德国姑娘华丽丝恋爱并结婚。因其勇于任事，曾被推选为中国留学生联合会的会长。1922年，他回国后任广东大元帅府大理院（即最高法院）的推事，又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的秘书，以及广东法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副主席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等。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他因思想左倾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后逃往上海。为了谋生，他改名青主，有时亦用黎青主之名，撰写音乐方面的文章，并开设了一家名为“X”的音乐书店，后至国立音专教书，旋即又服务于德中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流徙，1946年又辗转至同济等校任德语教授，从南大退休后于1959年在上海去世。

但青主虽交游广阔，才学过人，却终生未能在任何一个领域大展身手。我觉得，这大概与他狷介的性格有关。这也是他在德国留学时会选择东坡的词《大江东去》谱曲的原因所在。而且，青主对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情有独钟，在谈到结尾《欢乐颂》中席勒的诗句“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律得到宽恕”时，他特地引用诗人海涅的话来表明自己对此的理解：

Heine说得好：“我有一种极和平的意志。我的愿望是：……窗外有花，门外有树，如果天帝更要使我幸福不过，那么他应该使我得到这样的欢喜：把六个至七个我的敌人，吊死在这些大树底下。那时我便要把我的敌人生时对我所造的各种罪恶宽恕——是的，我们要宽恕我们的敌人，但是，在还未曾把他们吊死之前，我们是不能够把他们宽恕。”（黎青主，《乐话》，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95页）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青主对海涅快意恩仇的欣赏，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率性而为的个性。所以，他才会在自己的一生中去留随意，不拘形迹，更不计得失。1947年，他在所填《念奴娇》中就感言自己：“一事无成，满身是胆，果也狂生耳。”但实际上，青主在文学上也有所贡献，我认为他在诗歌理论上的贡献很重要，尤其是他以音乐家的敏感，对新诗的韵律的思考，现在仍有很大的价值。1931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新诗集《诗琴响了》。萧友梅在序言里说，“我的朋友青主博士是一个会作曲的诗人，他的诗不论是属于哥德，海涅这一派，抑或是最新的表现派，都是依照正当的朗诵方法作成的。因为是依照正当的朗诵方法作成，原以最适合于朗诵（不是旧日的吟哦），亦最适合于作曲。不错，青主博士的诗选——诗琴响了——里面，很有一些诗，在旧派的作曲家看来，是不大适合用来作曲的，但是凭着新的作曲法，《诗琴响了》里面的诗是首首都可以拿来唱的。”（《诗琴响了》，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而萧友梅所谈的这一点，正是青主所有意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对新诗的格律与音乐性的重视。青主认为文字可以表达“深意”，而音乐可以表达“深情”，在《最良好的艺术眷属》这首诗中，他力促文字和音乐的结合，“音声是文字的妹妹，/文字是音声的哥哥。/我要把音声和文字，/配合成一首乐歌。”因此，他在《Richard Wagner》中写到瓦格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你的艺术戏剧/把诗艺和乐艺打成一片。”而且，青主对新诗的格律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那就是“以朗诵代声韵，以轻重代平仄”。

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其格律问题就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故屡屡受人诟病，青主的这个观点和实践，为新诗的格律化提供了一种可能。青主因受德国哲学和文学的影响，尤其赞赏“供人思索的诗”。他认为，诗不仅是抒发情感或让人取乐的，“它是用来宣扬真理，改善我们的人生，把我们提高在自然界之上的一种艺术。”（《诗琴响了》）而歌德的《浮士德》就是这样一部让人“思索”的诗，它所揭示的就是“自然的神秘”，就是“真理”，浮士德的人生就是寻找和向我们揭示真理的一生。青主觉得这样的诗才是诗的极致，这也是他对诗的作用的看法，与其对艺术的功能的看法是一致的。

凡属艺术，都是由人们从自己的内界创作出来的一种最高的势力，用来抵抗那个压迫我们的自然界。人们有了艺术，然后才足以宰制自然界，使我们得到人生的最高意义。近代的人们只知道崇拜科学，以至于他们的灵魂，亦被无情的机械剥丧殆尽；现时的世界即是一个失魂的世界；你要把人们的灵魂夺回来，那末，除了科学的艺术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诗琴响了》）

青主的这个观点在当下的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尤其值得人们重温，因为只有艺术才能让我们的灵魂不至于丧失，更不至于枯萎。所以，青主在后面的诗歌里，谈到人们将火药或制成烟花，或用于枪炮，但自己却要把“放枪炮”的科学转变为“烧烟花”的艺术。再就是他的教学生涯了。青主自1946年到同济执教后，除其间短暂离职外，直到1957年从南大退休，其晚年都是在大学度过的。而此后他的精力也都放在了对德国文学及语言的研究和教学上。所以，与其说青主是个政治家，他也的确热衷于政治，还不如说他是个“任性”的文人。这一点，其子廖乃雄在《忆青主》中也多次指出。他虽然少年投身辛亥革命，奋不顾身，亦是“任性”为之。而其志大，才亦不疏，不过因其文人的“任性”却在其看重的领域终无大成。当年在德国留学时，展望未来，青主曾豪情满怀，填《沁园春·席上和友人韵》以抒怀，内有“要山川养气，人民资学，五洲结客，四海为家。万里乘风，重洋破浪，有愿移栽西土花”之句。自德国学成归国后，他也一心想往政坛和军界发展，可却备经坎坷，几乎一事无成。但其于音乐方面无心插柳，反得硕果。不知这是造化弄人，还是命该如此？

青主也得到了他的“报酬”，那就是与其相伴始终的音乐和诗歌，以及今天人们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