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

二十世纪以来的巨变，不同的阅历和经验，令上海文化的性格也发生很大改变。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才能守住这座城市文化的底蕴？经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怎样才能保存自己原有的自信和自尊？这是所有上海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更是上海作家逃无可逃的处境。

唯铭兄掷下一本新作《苏州河，黎明来敲门》，带着那商标式的祝福语：“生命快乐”！命我为序。书与人，都很中意，于是欣然遣笔。

上海作家热衷于自己城市的非虚构文学创作，在中国大陆最突出。当然，贾平凹的西安、苏童的苏州、余华的嘉兴、方方的汉口、王朔的北京，还有莫言的“高粱地”，都有地域特点。但是，我们很少见到他们用非虚构体裁来叙述、解说和反省自己的城市。上海作家群不同，北京有批评家说“上海作家喜欢怀旧”！大约是说这个现象，暗中还曾有过争议。“怀旧”，用英文Nostalgia来翻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词汇。Nostalgia从希腊语Nostos（回家）的意思上加载而来，有人翻译为“乡愁”，还是美化了，其实就是“Homesickness”的意思，是一种病态。然而，我却一直以为上海人的“怀旧”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不是一种“矫情”，或者“复辟”，而是一种兼有情感和理智的“光复”。英语文学中的“非虚构”（nonfiction）体裁，包括了游记、传记、日记、报道、散文、随笔、评论等等，而上海作家的非虚构，独独喜欢的是历史——“开埠”以后一百多年里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这说明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确实有一层取之不绝的文化底蕴，可以慰藉可以疗伤，还可以借鉴，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照个清楚。

文学表现的是特性，本质上需要“地方性”，而不是“整体性”。地域文化，包括具有特点的城市文化，无疑具有文学上的正当性，作家们当然不应该放弃。还有，“乡愁”并非就是病态的呻吟，它同时也是一种反省之后的批判性治疗，“怀旧”也是正当的。我曾想，这一代中国人如此地缺乏“乡愁”，不懂“怀旧”，是不是和近三十年大规模人群迁徙运动有关呢？是不是和急于城市化、现代化，需要借着国族化来掩饰自己，隐去真实身份的微妙心态有关呢？然而，看到春节、清明节期间从大城市涌出的返乡潮，那种可歌可泣的动人样子，可以断定当代的迁徙者的心中依然有着浓重的乡恋和乡愁，于是赶紧否定这个疑心。再往下想，我想问题不是出在“个体乡愁”（personal nostalgia），而是在“集体乡愁”（collective nostalgia）。这一代中国人作为个人，都还知道认祖归宗，知道慎终追远；但是作为一个城市人，当历史被圈成一块块的“塔布”，他就无法面对“从哪里来”的质疑，不能触动灵魂深处那一段段含着隐痛，又藏着快乐的经历，也就不能回答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上海的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批评家不同，他们附着于自己城市的文化，逃不脱的有着探求欲和使命感。上海的作家们，结为群体，在“海派文化”中探究根源，寻找认同。王唯铭、陈丹燕的“非虚构”文学之外，还有张献、吴亮、陈村、小宝、程德培等人用各种文体对自己城市的生活和历史作出的反省，都是独到犀利的纪实和批判性文字。即便是虚构题材，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唐颖的《留守女士》等小说也是恍若真实，既击中人性，也针砭历史。还有，近年来交口赞誉的金宇澄小说《繁花》，几乎就是关于这个城市在某一个衰落阶段的纪实作品，是那个时代的“痛史”。1990年代以来，上海作家的非虚构文学持续发展，作者正是我们这一年龄段的1950年代生人。这个群体的作家和作品，既有清晰的城市认同，也有独到的价值取向，更是自觉发掘城市文化底蕴，反省我们这一代上海人、中国人的命运。如果把这些上海题材的“海派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看待，那是非常突出的！

上海曾经是远东最重要国际大城市，引领过亚洲的“早期现代化”、“第一次工业化”，这是确凿无疑的，并不是浮夸；所谓“海派”，并非虚构。只要这个历史事实仍然被主流意识形态漠视和曲解，我们就可以一说再说，不惮重复。但是，“黄金时代”已经消失，如今北、深、广的大都市，人口、市政、产业和GDP规模也已经和上海相当，上海必须面对当下的平凡。值此之际，人们经常在问：上海还有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独特性？思忖再三，答曰：还有……。在哪里呢？我认为：上海的“地方性”，不仅仅在于“都市性”，还在于“多样性”。上海文化偶尔还能标新立异，别出一格，用自己的腔调。这种“多样性”已经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作保障，但作为一种曾经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仍然孤傲的文化价值，这个城市一贯声张的“多样性”还漂浮在城市上空，残留人心，不坠于地。

文化“多样性”，养成了上海文化传统既承认他者，又不失自我的雍容大度。一般以为“海纳百川”是大家都应该采取的人生态度，作为一种训导原则，固然不错。但是“有容乃大”并不是某种先导，实在是各种力量角逐，百方人士博弈的自然结果。“海派文化”，就是允许大家一起呈现各自的地方性，这是上海文化的民间性，也是本性。比如说，在曾经“多元文化”并存的大上海，同一个名物常常会有二、三个不同的称呼。就一个“大”字，在“大世界”（游乐场）里称“dǎ”；到“大马路”（南京路）上就读为“dǔ”。马路的“马”字读若“mǔ”，马拉松的“马”，就会读作“mǎ”。同一个字，有文读、白读，华文读、西文读，官话读，方言读，除非十分不方便，一般并不需要统一为一个腔调。

再往下说，就必须说到苏州河了——同一条河流，我们一面叫它“吴淞江”，一面又称为“苏州河”，都是官方用名，同时标在地图。一水二名，按“书同文”的大一统观念来看，那是僭越、违制和混乱，上海人却安之若素，交替使用，这不正是一种文化包容吗？“吴淞江”，是苏（吴）、松（淞）二府文人士大夫起的自家名字；“苏州河”，却是从英、美侨民的“SoochowGreek”翻译而来。回译的时候，洋场通事不加核查地定为“苏州河”，这两个名词至今并行不悖。语言上的驳杂，表现的是个性，反映出我们这个城市在百多年间生产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吴语、粤语、北方话、英语、法语、俄语都曾经是这座城市通行的大类语言，算上乡音、方言，更是不计其数。“华洋杂居”、“五方杂处”的情势之下，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强权来干预。各种力量激烈竞争之后形成了均势，上海就成了全世界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城市。

王唯铭以“城市狩猎者”般的敏锐目光，捕猎到“吴淞江/苏州河”这个绝佳题材，用来记述上海文化的近代变迁。描写苏州河，勾勒一幅“吴淞江长卷”，表现近代上海人艰苦卓绝，强劲奋起的劲头。他请了上海本地人张秀兰、陆杰瑞作引导，牵出了一位位华人实业家荣氏、郭氏、方液仙、吴蕴初，还有著名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如马礼逊、郭士立、裨治文、文惠廉、施约瑟、林乐知、卜舫济，更有许多以难民身份进入上海的俄罗斯人、犹太人。王唯铭显然是用他们来象征上海文化的“本土”（吴淞江）和“西方”（苏州河）之间的共存与繁荣。唯铭兄的笔触完全合理，在我看来，上海的“本土”和“西方”，既是各自标榜的我和你，又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复合的身份意识。这么大的时空跨度，出现了如此积极的双重、多重的文化认同，让大家和平相处，这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国际大都市”中都是非常特别的。差异巨大的宗教、信仰、文化、种族、民族的人群，如此密集地混居在一起，并没有闹出多大的冲突。1920年代前后，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西方思想家访问上海时大为诧异：上海做到了，西方文化做不到！

19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浑一的社会，“地方性”被“整体性”吞并，不断改造之后，近代上海的文化传统自然也淹没了。然而，今天的中国与世界，都在重现纷繁的“多样性”，在复杂的跨民族、跨宗教和跨地域背景下，我们目睹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重新泛起的“文明冲突”，眼看华人社会内部时时滋生各种摩擦和纠纷，上海版本的“文化多元主义”就可以对缓和族群矛盾有所助益。“文化多元主义”在很多族群冲突的地区，如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巴斯克、北爱尔兰、魁北克、苏格兰，都是弥合社会分裂的良药。因为我们是同样的人类，“圆颅方趾”，心理相通。没有完整的“地方性”，良好形态的“整体性”也不可能存在。文学是描写“地方性”的，好的文学还能够发现“地方性”，解释“地方性”，丰富“地方性”。上海作家群体的“非虚构文学”就有这样的意图，文学精神庶几如此！

1843年上海开埠的时候，海内外舆论都以为江南文化本性温和，相比排外的广府，上海人易于相处。这条评价，居然很快实现。上海1853年的外贸总额就超过了广州，一路发展为亚洲的全球城市。确实，上海原本的城市文化底蕴里面，是厌恶暴力，鄙视械斗的，甚至连争论都不喜欢。上海文化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文化多元主义”，正是可以提供出来，供当今的人们来借鉴。然而，二十世纪以来的巨变，不同的阅历和经验，令上海文化的性格也发生很大改变，底蕴里面已经渗入了一些异质因素，有些并不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才能守住这座城市文化的底蕴？经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怎样才能保存自己原有的自信和自尊？这是所有上海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更是上海作家逃无可逃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