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智

九十年前的1925年，鲁迅先生写了一篇《看镜有感》，他说：“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这里提到的汪曰桢(1812～1881)，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字刚木，号谢城，又号薪甫。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官会稽教谕。少秉母亲赵氏之教，敦行励志，学无涯涘，精史学，又精算学。生平以书籍为朋友、为性命，修金所入，悉以购书。好填词，兼通音韵之学。著有《荔墙词》一卷，《随山宇方钞》一卷，《四声切韵表补正》五卷，此外尚有《如积引蒙》《二十四史月日考》《甲子纪元表》等传世。尤其是《二十四史月日考》及附录（总计53卷），汪氏费时三十年，堪称是集史日推算之大成之著作。

汪曰桢的《湖雅》，共九卷，光绪三年(1877年)刻版。我当初能读到，还得感谢来新夏先生，他特地复印了这部书给我。在书中，汪曰桢将江南地区的物产，分为谷、蔬、瓜、果、茶（附泉水）、禽、鱼、介、酿造、饼饵（附粥饭）、烹饪等二十六类，分别作了记述。该书后成为《中国食经丛书》的一部分。

大概汪先生曾经管理过绍兴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引起了鲁迅对他的著述的兴趣。汪氏在《湖雅》卷九“器用之属”中，谈到镜子时，有如此议论：“近年玻璃镜盛行，薛镜（按指明人薛惠公所铸铜镜）已久不复铸。然玻璃镜每多照物不准，俗谓之走作，铜镜则无此病。又玻璃易碎，不及铜质耐久，世俗乃弃彼取此，良不可解。盖风气日薄，厌常喜新，即一物可征矣。”不意，这话引出了鲁迅上面的批评。

鲁迅在《看镜有感》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我想，此话倒承接了清末民初法学改革家沈家本的那句名言，“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为之愚。”也许，我们的社会与人生，从国家大事到日常之小事，如办婚礼、买房、买车、去域外读书求学，生了病求医（看西医、中医）等等方面，无不存在着“悖”与“愚”的选择。这正像鲁迅从铜镜与玻璃镜，引出了他对国民对社会的深思。

同时也可见，大文豪鲁迅与大法学家沈家本，虽不同专业，但在他们思想深处，对价值取舍、愚悖选择上，是灵犀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