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至2015年之间，我在旧金山住了出乎意料长的一段时间。那里，不像在圣路易家中，可以成天在熟悉的电脑前写作。更多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公寓的一个小园子里，离斯坦福很近，很静，独自看些书，想些事。5月的一个下午，我开始重读理查德·罗蒂(RicardRorty)　的　《偶然性、反嘲、休戚与共》(Contingency,Irony,andSoIidarity)　一书，折叠小桌上放一杯龙井茶。书中一些段落读来很后现代，深刻又令人不安地捉摸不定，不过，周遭一片静寂，对晦涩的阅读也不无帮助。读累了，放下书，我听到树叶与花辦在身边一阵阵窸窸窣窣落下。

在旧金山计划要做一些事，其中之一是要完成一部拖了很久的稿子，《成为陈探长》(BecomingInspectorChen)。这是陈探长系列的第十本小说，内容回溯到主人公的童年、青年时代。书稿中不少章节已完成或部分完成，提纲也经一再修改，但在结构上却总觉得拒不形成一有机整体。

要建构狄更斯　《大卫·考帕菲尔德》(DavidCopperfieId)　中麦考伯夫人　(Mrs.Micawber)　那样的扁平人物，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永远不会抛弃麦考伯先生”，她便轻而易举地跃然纸上。可陈探长就不一样了。在他的大学年代，他梦想要成为一个诗人，却从未想过要做一个探长。而且，他身上更充满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冲突和矛盾。要让他演变、进入这样一个自我/身份，如《日瓦戈医生》“哈姆雷特”一诗中所写的，不可能像“漫步走过田野”那么轻松容易。

去美国之前,在一首最初用中文写的诗歌里有这样的句子，“我理解，我理解，/但说到底，人只是　/　他选择所做的　/　一切的总和。”那些日子，我在读存在主义:作出选择，承担后果，人就成了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我。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事情要远为复杂。就陈探长而言，选择可能是强加到他头上，不管他自己是如何不愿意，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国家统一分配;也可以是他人所做的选择，却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名利场》　(vanityFair)　的序言中，萨克雷　(Thackeray)　把作品中的人物比喻成由作者操纵的木偶;按这一观点，陈探长这个人物究竟怎样生成，却似乎没什么分析的必要。

碧绿的茶叶在杯子中悠闲地舒展，我无意一味耽于沉思冥想。不过，围绕这问题的想法像固执的苍蝇，我一挥手，嗡嗡飞去，一会儿却又飞回原地———也许上面还真有我看不到的一星糖渍。

接着，思路又延伸了开去，转到了上一次回上海探亲,哥哥晓伟向我所提的一个问题。这许多年以来，他一直住在南汇一家医院里，我从未告诉过他有关我在美国写作的情况，唯恐他担惊受怕。那次，他肯定是先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消息。我一脚刚踏进病房，他就问我，“你怎么写起了侦探小说?”

更惊讶的是，我突然觉得他所问的其实很接近我在思考的:陈超怎么成了陈探长?

那天，我未能给晓伟作出一个满意的答复。众多可能的线索涌上脑海，仿佛一条漫长的因果链向往事的地平线闪烁伸展，一环扣一环的阴差阳错:譬如，在上海五官科医院里一个下午，眼蒙纱布的父亲还要在脖子上悬挂黑板，颤巍巍地接受革命大批判，我得在旁边支撑住他，仿佛人肉拐杖;一个外号叫“华侨”的中学同学，躲在亭子间里“自成一统”地煮“私家酸辣鳜鱼汤”，不闻不问窗下此起彼伏红卫兵的口号声;一通来自京郊宾馆的神秘电话，鬼使神差地在大学宿舍走廊里接听了、被监听了;掩映着紫禁城飞檐的暮色中，与一位朋友普鲁弗洛克式地分别……其中有好一些，在当时似乎与后来的发展毫无关联，却在此刻汇总到了一起。

于《成为陈探长》而言，也可以作如是观。在晓伟的病床边，我可以指出这点或那点来答复他的问题，但内心深处却知道，没有单独的一点是令人信服、有足够概括性的回答。

说来难以置信，我怎样会选择去写陈探长，与晓伟其实也很有关系。“文革”中我所经历的最恐怖一夜，是在上海仁济医院的急救室里。在急救仪器中间，晓伟因为脑缺氧，开始说起了我当时想都不敢想的胡话———“文革毁了我。”我赶紧去捂他的嘴，怕他因此惹祸，他却咬了我的手，在无意识的黑暗中。自那个夜晚后，他从未真正恢复过来。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把陈探长系列中《红旗袍》　一书题词献给晓伟，“只是运气使然，‘文革，中晓伟所经历的一切灾难，本来也完全可能落到我的头上。”那一场浩劫至今仍是我的梦魇，我不得不动笔来写这本书。

从佛经的角度来讲，世间无尽人事都缘自因果注定，诚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一个人对他人做的事情，抑或反之亦然，都落入无所不在的因果。要再进一步扩展开去，就到了轮回，人因此或不复投胎为人。只是，这不再在陈探长的诗歌或哲学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讲，人的存在与生成在与他人的交错关联和互动中得以实现。这并非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发生的变形，而是通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呈现出来，其中发生着种种人事交杂，在当时或者看不到关系，要到后来回顾时才可能渐渐明了。

这样看来，有关陈超怎么成了陈探长的问题，好像还真没有一个简单、容易、单一角度的答案，其中的复杂性就像我在医院里所面对晓伟的那个问题一样，两者其实是平行的。

我又捡起理查德·罗蒂的书，在渐渐暗淡的光线中，读到下面这一段话，“把其他人看成‘我们中的一个，，而不是‘外人，的过程，是要对我们自己不熟悉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努力去作出详尽描述，也是要对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重新试图作出描述……”

喝口茶，我抬头瞧见孤独的蓝鸟翅膀驮着坠落的夕阳。在静悄悄的院子里，一个下午已经过去了，落叶在小院子门前积成一堆。此情此景，又让我想起唐代诗人刘方平的句子，“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或许，这其实是我那次去医院看晓伟时看到的一个意象。他病房的窗子外面应该有好几棵树，是不是梨树，记不清了，但他一定是孤独的，毕竟，我要一两年才能回去一次。

关于《成为陈探长》一书的结构问题，我似乎有了新的想法。

(去年年底，一直在赶《成为陈探长》一书的稿子，完工后好像意犹未尽,又想加写一篇类似后记的短文，但还在收尾时，接到上海来的微信，说哥哥晓伟于2016年1月5日去世，谨以此文纪念。)